孙学涛，张广胜

（1.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2.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山东 济南250002；3.辽宁大学 商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一、引言

城市经济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增长点，2017年城市经济体的生产总值达到75.957 万亿元，占同期中国地区生产总值的92.53%；城市经济2002年至2017年平均增速为13.83%，同期中国经济的增速为9.35%［1］。 根据外生经济增长理论，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源于结构红利的释放［2-4］。

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虽然中国城市的技术进步水平相对较高，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结构红利，反而出现了鲍莫尔成本病［5-7］。这对学者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挑战，如果技术进步能够促进地区结构红利的释放，则中国经济内应该存在结构红利，但事实上中国出现了鲍莫尔成本病，因此需要重新研究技术进步与结构红利之间的关系。 由技术进步偏向理论可知，技术进步对不同要素边际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即技术进步是有偏向的，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与偏向劳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体的影响不同。 因此，本文提出中国的结构红利不仅与技术进步有关系，更与技术进步的偏向类型有关，即偏向不同要素的技术进步对结构红利的影响不同。 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关系，在讨论技术进步偏向与结构红利之间关系时，还需要分析相邻地区的技术进步偏向对本地区结构红利的影响［8］。 因此本文在考虑到城市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尝试对城市结构红利进行再检验，基于结构红利视角讨论偏向不同要素的技术进步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