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超

内容摘要：蒙古族汉语小说作为蒙古族汉语书写中的重要文学体裁，成为展示蒙古族民族生活的重要窗口。新时期以来，蒙古族汉语小说立足现实生活和时代背景，在题材方面摆脱以草原题材为主的单一模式，广泛地涉足其他现代题材，体现出了对时代声音、文化根源、环境保护的探索和深思，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关键词：新时期 蒙古族汉语小说 题材

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中人口众多的种族，以草原文化为文化主体，拥有独特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悠久历史。在蒙古族文学的长河里，有汉语写作的支流，从十三世纪开始就有蒙古族作家用汉语写作诗歌和散文。进入现代社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于《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后，蒙古族作家中使用汉语写作的队伍不断扩大，成就瞩目。但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与汉族文学相对应的民族文学范畴，在以汉民族文学为主流的当代文学界位于边缘化地带。蒙古族作家的汉语写作正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的一种“交叉”，地位尴尬：在大的文学格局中，因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而被边缘化;在自身民族文学内部，又因非母语写作而受到蒙古族文学的质疑和边缘化。

蒙古族文学有其开放包容的一面，汉语写作也是蒙古族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对蒙古族汉语小说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蒙古族文学，也有利于研究蒙汉文化交流、蒙古族地区生活变化和文学流变。新时期以来蒙古族汉语小说题材的变化真实展现了蒙古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历程，具有丰厚的文学和文化研究价值。

一.时代与民族：传统主题的新突破

没有脱离世界单独存在的文学，描写客观与主观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自古以来，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汉族的还是蒙古族的，用母语写作的还是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都无法避开描写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所属的民族。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作家笔下亘古不变的题材。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些题材更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展现出了新的风貌。

（一） 新时代的号角：为时代而歌

“对于1949年后的中国，民族国家有了更准确的概念，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新的民族国家首先获得了话语的绝对权力。”①蒙古族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成为这一时期无可争辩的主题，这些作品大力讴歌社会主义新社会，体现蒙古族人民生产生活场景，反映新人新事。但随着“文革”的到来，很大一部分蒙古族汉语小说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动或者被迫停止写作，玛拉沁夫、扎拉嘎胡等一大批老一辈小说家在此期间失去了写作权利。“文革”期间写就的少量的蒙古族汉语小说主要以歌颂党的政策为主。在之后的新时期，蒙古族汉语作家队伍逐渐壮大，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汉语教育的普及，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不同领域的人们进入了汉语小说写作的行伍，为蒙古族汉语小说带来大量新鲜的题材。另一方面，老一辈作家创作自由的恢复，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政治制度的逐渐宽松，蒙古族汉语小说也紧随当代汉语小说新变的步伐，尝试顺应时代发展的题材书写。这一时期的小说贴近生活，题材宏大，主要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风云。

1.揭露历史浩劫伤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政治文化因素影响，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冤案错案数不胜数。1976年那场严重损害了共和国的灾难结束后，国家从政治上开始“拨乱反正”。同時在文学界，揭露那一时期的压抑与摧残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1977年引起巨大反响的刘心武《班主任》为开端，形成了中国文坛的“伤痕文学”思潮。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作家们开始积极探寻和思考造成创伤和苦难的原因，目光更是放宽到之前的共和国各阶段，有了整体性的思考。“反思文学”思潮由此开始。

相对于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蒙古族汉语小说受到这一思潮影响相对较晚，1979年才有类似主题作品相继问世。蒙古族的汉语小说家将对这一时期的揭露、批判、反思相结合，创作出独特的蒙古族汉语“伤痕”题材小说。这些小说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蒙古族人民和民族团结的伤害，赞扬了蒙古族人民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斗争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决心。扎拉嘎胡的小说《三十年爱与恨》描写了小说主人公那木海、义德尔和萨仁高娃三人因为政治运动而最终造成两死一伤的惨剧。玛拉沁夫的《第一道曙光》以血与泪控诉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浩劫中蒙古族人们所受到的无法弥合的伤害，揭露了“四人帮”及其在内蒙的代理人制造 “内人党”大血案的不可原谅的罪行。

蒙古族汉语“伤痕文学“后期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不再以揭露批判蒙古族在文革中受到的巨大伤害，转而描写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之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善良美好和蒙古族的宽厚品格。这也是与后期我党对“伤痕文学”提出的要求和理论指导相呼应的。

2.描写时代变革步伐

1978年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后，作家的创作从历史转向现实，开始着眼于这些悄然而深刻的时代变化，以作家的独特敏锐的视角记录改革发展的进程。蒙古族的汉语小说家们在这一时期也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开始了“改革”题材小说创作，积极描写内蒙古地区在执行了新政策后各行各业出现的新的光景，蒙古族改革题材的蒙古族汉语小说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

阿·敖德斯尔的《蓝色的阿尔善河》塑造了因循守旧的甘珠尔主任、公社党支部书记那木拉和积极拥护新“苏鲁克”责任制的青年松岱三个典型形象，描写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大背景下，拥护新“苏鲁克”责任制“包畜到户”的河西生产队与守旧的吃“大锅饭”的河东生产队的故事。小说关注新“苏鲁克”生产责任制，细致描写了新的生产责任制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真切好处。小说最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河两岸，展现改革给阿尔善河地区牧民带来的新气象，歌颂了改革开放。

蒙古族作为受宗教影响较为深厚的民族，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述写宗教文化变化的汉语小说。哈斯乌拉的《虔诚者的遗嘱》描写了一位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的葛根庙主持道布敦活佛。文化大革命中活佛道布敦被当作“牛鬼蛇神”打倒。动乱过去之后，道布敦和妹妹申吉玛日子渐渐富裕起来，道布敦看到了改革给牧民带来的辛福生活，思想也发生变化。弥留之际活佛道布敦烧了胃痛片塑料桶和画报剪片筑起的“现代化古老佛堂”，要求举行超脱佛教礼仪束缚的葬礼，表示了对“这辈子上了结了”，也代表着活佛道布敦信念的更替。

这些“改革”题材小说，往往以子辈作为改革开放中张开双臂拥抱改革大潮的新兴群体，老一辈往往在年轻人的鼓励下放弃自己的守旧观念最终走入改革大潮中。这一题材进入尾声之际，作家开始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官员贪污、拜金主义等问题进行抨击，体现了蒙古族汉语小说的人文关怀和蒙古族作家的批评意识。

（二） 新草原的旋律：为民族谱曲

草原是蒙古族文化的根基，是蒙古族小说中亘古不变的主题。“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大家一致认为增强作品民族特色、深刻表现民族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②这一时期的蒙古族汉语小说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展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将自己对这片孕育着自己的土地的担忧和最深沉的爱写入其中。但是作者书写这一主题时所蕴含的情感，与以前的文学不同。

草原是蒙古族腾飞的地方，老一辈蒙古族汉语小说家的情感也几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进入新时期以来，汉语小说家的主题虽然不再囿于这片土地，但草原依旧是他们书写的重要主题。白雪林在八十年代发表的成名作《蓝幽幽的峡谷》不再是一种政治使命式的写作，而是将蒙古族的民族精神和草原生活写得淋漓尽致，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古老民族真正的民族性格。

新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描写草原生活，揭示蒙古人民精神内涵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展现了草原，不单单片面描写蒙古族人民的美好品质，也表现其劣性一面。如海勒根那的《金色乳汁的草原》、哈斯乌拉的《两匹马的草原》，这些作品展现了草原女性宽容、善良、坚强的性格也用其命运多舛展现了她们的屈从。

二.寻根与现代：新问题下的民族焦虑

“进入新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除了受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冲击碰撞之外。作为‘少数文化’还有来自主流‘汉文化’的同化，多重文化的同时空并存，形成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冲突文化遭遇是少数民族时刻面临的境遇。”③蒙古族的汉语小说家面对的现实就是如此。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的发展，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存方式正在急速被替换，物质文化的改变带来的语言、风俗、甚至民族文化的改变引起了蒙古族作家的警觉。另一方面，面对着草原的荒漠化的生态环境问题，蒙古族作家同样忧心忡忡，这片孕育着蒙古族文化的摇篮与蒙古族文化一样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强烈威胁，“生态小说”随之孕育而生。

（一）寻找民族根源

随着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主流文学界兴起了“寻根文学”的热潮，蒙古族汉语小说也受到了影响。“最初的小说以蒙古族人民进入城市面对新的文化的种种不适所引发的种种情绪为表现，表现蒙古族人民怀念草原、向往草原生活的寻根愿望。随后蒙古族的汉语作家在这一主题之上进行了深化，形成了属于蒙古族文学独特的‘寻根’小说——‘自省’小说……其主要以原乡/城市、现代/传统间辗转的‘城市蒙古人’之复杂心态及寻根渴望为书写对象。”④这一类小说对于蒙古族的血统有着来自本民族的执念，他们心中对蒙古族身份的丢失有着惶恐，他们試图寻找回归之路却始终无法接近。黄薇的《演出到此结束》和《血缘》都是典型的自省题材小说，小说主人公都是典型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女性，她们生长在城市，始终受到本民族血脉的影响向往着草原。两部小说中主人公十分强调自己的民族血统纯正，甚至以婚姻或肉体结合的方式来表达。海勒根那的小说《寻找巴根那》中“我”和堂哥哈思和丢了羊的人一起沿着巴根那走过的痕迹最终走到了草原母亲的怀抱，蒙古族的精神家园——天堂草原。

（二）都市中的蒙古人

虽然蒙古族的“寻根”小说中常常表现蒙古人在都市中的不适应感，但这并非蒙古族都市小说的全部，蒙古族作家并非狭隘的停留在批判之中，而忽视都市生活的美好景象，事实上大量描写现代生活的蒙古族汉语小说大量涌现。这些小说大部分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继二十世纪的“寻根”都市文学之后，这些以蒙古族现代城市生活为写照，相比较之下就充满了不少“烟火气”，木琮尔《凤雏清声》中主人公为了反抗母亲逼婚，趁着母亲出去泡温泉偷偷搬离了家独自生活，之后获得了母亲的谅解的故事。小说直击当下的社会现象，以不激烈的斗智斗勇和非对抗性的人物关系展现了母与女两方面对对方的默默关怀，最后以母亲默许女儿的独立而收场。

鲍尔金娜的小说《摸黑记》同样描写了远在城市被母亲逼婚的女青年夏花下班回家后发现家中断电之后的事情。电作为当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断电意味着回到了一种原始生活之中所有现代娱乐方式的远离的情况下，她只能独自一人在黑暗中度过这个黑夜。夏花是爱人X婚姻的第三者，这场停电似乎让她在灯红酒绿的都市中有了一丝清醒，最终她向母亲要了相亲对象的照片。

（三）荒漠的草原和草原文化的荒漠

生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草原沙化，物种减少，生态平衡问题在新时期之前就走入了作家的视野。建国初期开展的开垦荒地和“打狼护畜”等大生产运动对脆弱的草原生态系统造成了极大破坏，这种破坏在各种小说中多有展现和描写。扎拉嘎胡在“伤痕”题材文学作品《三十年爱与恨》中曾有这样的描写：“往年在这个季节里，眼前这块诺干卡拉平原，该是草深花密了，可是现在满眼荒凉、一片盐碱滩……这里是绿浪翻滚的海岸，现在却是黄澄澄的沙丘了……横贯南北的查干河……如今这条河干枯了，河床也被黄沙淹没了。”⑤那木海就是一位反对开荒的英雄，但小说只是把这些当作背景，并没有环境保护意识的自觉。

早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有人就注意到了生态保护的问题，1975年郭雪波发表的处女作《高高的乌兰哈达》就以治理草原沙化为题材，描写了人工种草治理沙化草原的的故事。开启了蒙古族汉语生态小说的先河。他大量涉足草原荒漠化的问题，创作了《大漠狼孩》《沙葬》《沙狐》等大量作品。同期关注生态的蒙古族汉语小说家还有满都麦、格日乐图等作家。

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也暗藏着文化危机，蒙古族民族不仅仅面临着草原的荒漠，其传统文化的荒漠同样引起了汉语小说家们深深的担忧。郭雪波认为：“生态危机，还真不如说文化危机……这个话题确实是‘挤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性破坏，已经引发了大自然全面反噬和报复，严重危机到人类本身。”⑥《天音》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要被沙子淹没的敖林屯村，受邀的说唱老艺人天风孛爷，被扑克、电影等休闲文化吸引走的听众，现代生活娱乐方式冲击下的民族传统文化，随着生活家园一起被吞噬的精神家园。小说中古老的民间曲谱《天之风》最终消散在了风中，正如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呼吁对民族文化精神的保护也正体现了这一时期蒙古族汉语小说家所忧虑的焦点。

蒙古族汉语小说在进入新时期以来，题材丰富多样，确实在记录蒙古族人民现实生活，捕捉民族伟大历史进程，传播民族生活、文化、信仰、风俗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难看出蒙古族汉语小说家的汉语书写既受到了主流汉族文学的影响，却又未曾远离哺育民族的真实现实土壤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对蒙古族的汉语小说题材的研究，笔者认为蒙古族汉语小说在民族性和时代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表现，但仍缺少一流佳作，在世界性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 释

①李晓峰.民族国家话语对个人话语的消解——从《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到《草原上的人们》[J].民族文学研究，2005，（4）：60—65.

②杨春.深厚的民族文化功底与高度的汉文化修养——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断想[J].民族文学研究，2001，（1）：21—26.

③林辉.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主题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5.

④白薇，王冰冰.“寻根”女性的梦魇——蒙古族女作家黄薇小说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6）：71—75.

⑤扎拉嘎胡.三十年爱与恨[J].民族文学，1981，（1）：36-51.

⑥杨玉梅.生命意识与文化情怀——郭雪波访谈[EB/OL].http：//blog.sina.com.c

n/s/blog_53e505630100jtfz.html，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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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