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婷

内容摘要：《牡丹亭》中杜丽娘在封建传统礼教的束缚下，大胆追求人性之爱，寻求心灵寄托，展现了“至情”的一面，她在理学的牢笼中不屈不挠、顽强抗争，树立了理学思潮下女性与命运抗争的典范，生理情欲驱使其与理学做本能抗争，心理情感促使其与理学做主动抗争，历经生生死死，情理纠葛裹缠，成为理学功用下的奇女子。

关键词：《牡丹亭》 杜丽娘 生理情欲 心理情感 抗争 理学

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作《牡丹亭》，这是在程朱理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下，所呈现的一部至情、至爱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在塑造作品人格中，他大胆突破传统礼教的藩篱，展现人性意识的觉醒和反叛。在人物的构造中，他选中了杜丽娘这一角色，以她特殊的女性身份、深闺小姐的标识与理学做斗争。在抗争的过程中，充斥着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包含着爱情与理学的差异，倾诉着人性与礼教的矛盾，凡此种种，构成了杜丽娘在剧中人格的张力，复杂而矛盾。

一.生理情欲与理学本能抗争

《牡丹亭》中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千古传颂，得益于“至情”论的熏陶：“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2杜丽娘的深情，无关荣辱与礼教，只为追求所爱之人而献身。爱情中，男欢女爱自是寻常不过，作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身体的本能会激发大脑皮层中意识的觉醒，那么爱的本质就必然存在着原始的生理需求。杜丽娘也不例外，何况她是一个在传统封建礼教下成长的深闺小姐，理学的压抑、女德的训诫，她的情看似已然湮没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洪流之中，殊不知，程度愈深的压迫反而激起了叛逆的思绪。柳梦梅的出现，正是给其觉醒与抗争创造了契机，换言之，假若不是柳梦梅，是王梦梅、李梦梅，杜丽娘也依然会走上反叛的道路，决定她奋起对抗的不是柳梦梅这个人，而是在残酷理学控制下渴望自由、期盼爱情的生理情欲。剧本第七出“闺塾”，先生陈最良教杜丽娘学习《诗经》，她“素妆才罢，缓步书堂下。对净几明窗潇洒”，[1]13而所习得内容“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娃;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1]13闺塾所学皆是传统的经学礼教，除了谨言慎行，“手不许把秋千索拿，脚不许把花园路踏”[1]14之外，还要遵理复礼，做一个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贤淑女子，生活、性情诸多受限。但《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2]3的文字在无形中已撩动杜丽娘的情思，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枯燥乏味，所处的压抑空间加剧了她的苦闷，纵使衣食无忧，也难敌少女情思荡漾。因而，才有了后来的游园惊梦、寻梦，以至于殉梦的故事。

所以我们有更多理由相信：“《牡丹亭》中的‘情’除了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外，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情欲与原始的生命冲动。杜丽娘对抗的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而是由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整个正统意识和正统社会势力，即被统治集团进一步歪曲了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而与“理”对抗的实质就是摆脱专制和束缚，要求自由和解放。”[3]对此，或许会有言辞来质疑杜丽娘对柳梦梅的感情，但其实，正是这种人之常情的欲望让她抛却负重已久的精神枷锁，突破对理学的最后一道防线，从以往乖乖女的形象中解脱出来，原有的温顺、矜持全都败在个人的生理情欲之下。这样的本能不仅没有削减她对柳梦梅的爱意，反而促使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与理学抗争到底，大胆而坚定。

二.心理情感与理学主动抗争

杜丽娘对柳梦梅的爱是深沉、持久的，“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1]2她对柳梦梅的感情可谓真挚、浓烈，与理学的抗争更是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当人体本能唤起了自我意识的觉醒，面对感情又怎可会得过且过，只甘心听从命运的安排呢？在爱情面前，杜丽娘是一个主导者，哪怕全世界都反对，她也依然坚定不移，爱的人、认定的一切都是达到了可付出生命的境地。一个深闺女子不屈于理学的淫威，为爱执着献身的精神令人折服。杜丽娘的爱情在历经情欲的催熟之后，在此时已然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假若她的爱情不能在现实中圆满，也要以死来祭奠那刻骨铭心的梦境，给灭绝人欲的伦理制度予以重重的反击。

杜丽娘的情感在游园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若说《诗经》带给她的是懵懂的少女情怀，那满园的春景触动她的可就是觉醒的意识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1]22满园春光无限好，可这竟是杜丽娘第一次踏足，严父的威严、慈母的训诫、先生的教诲都让她做一个遵从礼教的淑女。这样她如何感受得到父慈母爱的亲情，又如何真正去体悟情的真谛，只是独自一人在理学的牢笼中叹息罢了。因此当爱情来临之时，囚禁的灵魂和躯体超越现实在幻境中与柳梦梅相恋、缠绵，她渴盼已久的感情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芍药栏前，湖山石边。领扣松，衣宽带，袖梢儿牙儿苫也，忍耐温存一晌眠。是那处曾相见，相看俨然，好处相逢无一言？”[1]23如此一来，便在梦醒后还追忆梦境的美好，留恋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涌动的情感世界不受自我的控制，寻梦中急欲挣脱封建教义的束缚，为爱而伤，为情而死。可歌可泣，可悲可叹。

《牡丹亭》中汤显祖极力塑造杜丽娘这一虐心的人物形象，“在杜丽娘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至情”思想，体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与抗争，体现了对自由爱情的歌颂，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对理想人生的向往。”[4]她情感上的主动追求超越了冷酷现实，解放了冷漠人性，她的“‘非正常’死亡，是其追求‘人性解放’的一次祭奠。”[5]人鬼相恋，情意未了，至情、至爱凌驾在无情的天理之上，爱得勇敢而洒脱。

三.死而复生之情理纠葛

杜丽娘因爱相思成疾，玉殒香消，化作鬼魂在冥间也要与阎罗王据理力争，捍卫她爱的正义，在爱情的驱使下，她不再是柔弱娇羞的朱门深宅女子，而是变成因爱而死、为爱而再生的时代女性。生死之间，理想和现实之间，情感和礼教看似水火不容，矛盾重重，实则不然，马积高先生在《宋明理学与文学》一书中细致讨论了明代中后期的“反理学思潮戏剧”，在他看来，“《牡丹亭》中写的‘情’更多地侧重在生理上的情欲，即青年男女青春期性的冲动。”[6]268一方面，杜丽娘性格中的叛逆因素的萌生和滋长，很大程度上是长期在僵化的程朱理学的桎梏下压抑人性所致，并不是全盘否定了一切理学的内涵体系;另一方面，杜、柳二人的爱情不是完全地走着浪漫主义的道路，在杜丽娘慕色还魂之后，他们二人的真正结合仍需经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考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肯定，否则名不正，言不顺。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融情欲与情感为一体，与理学做顽强斗争，但二人最终的圆满还是赖于得到祝福的婚姻事实，仍是在封建传统礼教的框架之下。這样看来，“情”和“理”之间便不能一刀切地割裂开来。

“杜丽娘是以情爱战胜‘天理’的再生人”，[7]790不管那情爱是欲望还是真情，都能够让她生死穿梭，扛起反抗的大旗。伦理纲常于理学家而言，是规范人性的工具，情感追求对文学家来说，是凸显人性的手段，无情无欲之人是不存在的，扭曲、僵化的理学不能引领一个时代积极、蓬勃地向前，反而倒行逆施，摧残人性，那么人人都会去反叛它，哪怕只是名不经传的小小弱女子，饱尝了理学压迫的苦果后，便会朝着理想和自由去奋力抗争。这条抗争的路杜丽娘走得极其艰辛，历经生死，不改初心，只为坚守心中的那份情爱，好在故事的结局满足了我们读者的期待视野，这是作者对人物设定、故事情节把握上的适度，没有脱离社会的轨道，偏驰而行。“情”和“理”也在几番交锋之下纠葛裹缠，让杜丽娘的个人形象增添了多重意蕴。

在汤显祖的文学思想中，他崇尚真性情，主张“以情抗理”，杜丽娘是他以文字为武器，回归、呼唤人性的尝试，是他解脱生理情欲、感情束缚的个性追求。“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但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1]2汤显祖在《牡丹亭》中的题词以“情”驳“理”，高度讴歌“至情”的杜丽娘，爱情压倒礼教的斗争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死而复生的情感经历为世间之情添加了理想、浪漫的色彩，在与现实礼教的对抗下才不那么残酷，“情”和“理”的冲突、矛盾才会随着时代发展，从表现至情、至爱的戏剧中逐渐淡化。

《牡丹亭》中杜丽娘在“情”和“理”较量的漩涡中勇敢追求爱情，释放了天性。她的爱情始于本能的欲望，升华于主动地抗争，终结于礼教的承认。《牡丹亭》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与理学对抗的杜丽娘，她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坚定、决绝，发掘了人的自由个性，唤醒了人的生命意识，在文学史上、学术史上，在时代的洪流中催人奋进！

参考文献

[1]（明）汤显祖.牡丹亭[M].济南：齐鲁书社，2004.

[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罗建新.“礼”与“理”的叛逆——兼论崔莺莺与杜丽娘的抗争形象[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2008（4）.

[4]樊小青.《牡丹亭》中杜丽娘人物形象分析[J].文学界，2012（10）.

[5]李志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视域下“杜丽娘”人物形象新解[J].文教资料，2017（5）.

[6]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7]徐振贵.中国古代戏剧统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陕西西安沣西新城第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