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芯蕊

内容摘要：本文结合空间与越界的相关理论，来探究美国当代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小说《拉罗斯》中的空间越界，主要体现在地理、性别以及阶级等三个空间的越界。厄德里克笔下的印第安青年在空间规训下表现出的越界行为与抗争，是抵抗同化，遵循印第安传统的体现;其笔下的女性在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的跨越，是向白人主流男权社会抗争的标志;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跨越阶级的交往，也呈现出了多元，流动的趋势。厄德里克试图通过小说中对不同人物的塑造，向读者传递自身所秉持的多元文化观，借此也展现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厄德里克对少数族裔的关照。

关键词：空间越界 路易斯·厄德里克 《拉罗斯》

路易斯·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是当代最负盛名且多产的美国印第安作家之一，创作题材广泛，涉及小说、诗歌以及儿童文学等，迄今为止已出版了17部长篇小说，曾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作为“正义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拉罗斯》这部作品为厄德里克一举夺得美国书评家协会奖。小说讲述了保留地上一个关于正义与救赎的温情故事：一个原本破碎的家庭因为拉罗斯的出现得以重获新生。厄德里克以其精湛的写作手法将过去与当下并置，追溯了保留地上一代又一代印第安青年在寄宿学校的经历，并记录了初代拉罗斯的后人们对追回祖先遗骸的不懈努力。小说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各界学者与评论家的关注，其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历史文化、正义与救赎、创伤与修复以及叙事策略这几个方面。鲜少有学者从空间的角度来探究《拉罗斯》中所暗含的越界问题。美国宾厄姆顿大学教授苏珊·斯泽尔（Susan Strehle）在其专著中以《拉罗斯》为例追溯了印第安历史，那些“商人以枪支、廉价的朗姆酒来换取印第安人生产的毛皮，导致了许多印第安家庭的灾难”。[1]在这种历史语境下，奥吉布瓦部落支离破碎的家庭现状展现的淋漓尽致。尽管如此，印第安文化的力量依旧得以保存，两个家庭间的紧张关系由于拉罗斯的到来逐渐变得缓和，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血缘共同体”。学者陈靓认为厄德里克以精湛的手法巧妙将历史置于族裔性的建构之中，增强了族裔性的现实特质。她还指出作品中体现的修复式正义主题以“越界的视角描绘了美国本土文化与白人文化的互相冲击”[2]，这也为本篇论文的越界主题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本人将借助越界思想与空间理论的结合来分析小说《拉罗斯》中印第安人的空间越界，试图揭示出作家厄德里克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多元文化观，以及作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对以印第安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族裔文化的关照。

对于越界的定义，克里斯·詹克斯（Chris Jenks）曾在《越界》（Transgression）一书中指出：越界并非是对界限或边界的否认，相反，它既是对边界的超越，也是对边界的补充。越界可以指对一切有形或无形边界的跨越，如地界、国界、法规和道德戒律等。越界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行为，它在跨越边界的同时，也在“宣告甚至赞美”边界。[3]2也有学者对“越界”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总结：“‘越界’指的是对原有的界限、成规、惯例的打破与重构。越界概念自身包含着强烈的空间意味。所谓打破成规与惯例，首先就意味着对原有的既定疆域（界限）和相应时空的破除和越过”[4]。在《空间、知识、权力》一文中，福柯指出，“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小说中物理空间的边界限制表现在以寄宿学校为代表的的居住空间的限制，是基于种族同化的空间区隔，对社会空间边界的限制更多表现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隐蔽的空间限制和区分。列斐伏尔分析了空间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空间不是一个远离意识形态或政治的科学物体，它一直是政治的和策略的”，空间 “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化的”[6]。空间是维持边界和秩序、塑造空间使用者主体性的重要手段。

一.地理空间的越界

小说中印第安人为反种族同化所作的反抗与逃离是地理越界的表现之一。小说描绘了朗德罗与罗密欧幼时在寄宿学校生活而后逃离的经历。朗德罗刚踏进学校大楼时，小说中对寄宿学校内部结构的描写是这样的：“走廊两边都是隔开的宽大的宿舍区，像兵营一样;每间两张双层床，四个男生。两侧是舍监的办公室，一面是玻璃墙，似乎时刻盯着孩子们”[7]181这种宿舍分配的艺术，就是福柯所说的规训，“首先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如同工厂、医院与兵营那样，这种“单元定位与分割”是一种“更灵活、细致的方法”[8]160。对于寄宿学校而言，这是一种方便管理与同化印第安青年的方法，学校里大大小小的纪律，一旦违反，学生们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由于“那儿陌生的规矩让他窒息，朗德罗也还不愿意改变自己”，[7]199不愿意祛除自己身上的印第安性，拒绝被白人社会同化，逃跑成了他反同化的唯一办法。

在朗德罗与罗密欧的逃亡路上，一群印第安流浪汉对两人的援助与接纳也是一种对白人的群体抵抗。在得知他们是从寄宿学校逃出来的，对待他們的态度大大改变，夸赞他们“酷毙了！”[7]208并邀请其住下。对于奥吉布瓦人来说“社区、孩子与土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9]。同为印第安人的他们，在白人入侵后经历了土地的流失与家园的破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作者试图通过朗德罗与罗密欧两人逃亡路上的一小段插曲来揭示印第安民族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与不公，更是对白人殖民的谴责。然而，两人在逃亡的过程中罗密欧发生了意外，不得已失去了一条腿，被流浪汉带走，当朗德罗带着警方来救助罗密欧时，人已不见了踪影。罗密欧身体与精神上所遭受的创伤难以愈合，便愈加疯狂地向朗德罗进行报复，最后甚至试图借彼得之手除掉朗德罗。

除此之外，作者通过过去与当下的并置，为读者揭示了第一代与第二代拉罗斯在寄宿学校“同化”与反同化的经历。作者花大量笔墨来描绘拉罗斯在寄宿学校里的生活：“在学校里，她的所有东西被拿走……她是幻象，她是幻影，是不真实的存在，或者是他们现在所称呼的印第安人。正如她说自己的语言时，他们所说的，不要讲印第安语。”[7]169学校试图通过教育向印第安青年灌输白人的文化，禁止使用印第安语，逐步取代印第安文化。但聪明的拉罗斯学会了适应，“夜里，她想以前学会的那样穿过天花板，不断高飞，将自己的一部分藏在树梢。当铃声停止后，她会再取回来”。[7]170面对种族同化，她没有反抗与逃离，而是在保存自身的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学习白人的文化。从学校毕业后，一回到家她便“松开了紧身胸衣，没有丝毫犹豫。她蹬掉鞋子，扯下发夹”。[7]219渴望从身体上摆脱白人服饰的束缚。由于肺结核等各种疾病的侵扰，拉罗斯在学校时就接连目睹了身边人的死亡，这种疾病“成为学校创伤经历的象征”。[10]拉罗斯自己也难逃其害，但奇怪的是，她染上了结核病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很快地死去，还与丈夫沃尔弗雷德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并生下了四个孩子，教会了第二代拉罗斯印第安文化传统，如“怎么找守护神，怎么用歌谣和植物治愈人们的病，饥饿难耐时吃什么根茎……”[7]231印第安文化的传承使她在面对寄宿学校里白人的同化教育时展现出超强的适应性，学校的课程教给他们的是美国的历史，教他们区分种族的优劣，白人排在第一位，而印第安人排在最后。“她学会了忍受身上发臭发痒……”[7]234小说中的这一段描写是对白人种族优劣论的反讽，高贵的表面背后隐藏的是真正的野蛮与肮脏。

二.性别空间的越界

“渗透在教育里面的除了种族主义，还有让女性成为‘厨房里的天使’，把女性的空间囿于厨房，”[10]227小说中的诺拉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厨房天使”，作为一名白人混血女性，她把家里的一切大小事管理地井井有条，对孩子们的管理亦是如此。她最讨厌玛吉和达斯提两人把家里搞的一团糟，对于家中房间的布置与规划也极为有序，以至于当朗德罗走进她家时，会觉得“不安、压抑与恐惧”。因为这种秩序令他想起了寄宿学校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房间里“有种实施可怕的军事暴行时的整洁”。[7]88此外，诺拉对于玛吉的行为举止的规训也异常严格，包括在餐桌上吃青豆的动作，以至于母女间的矛盾频发。达斯提去世后，诺拉来到教区办公室向特拉维斯神父寻求心理疏导，然而教父却只是把她当成玛吉的妈妈，并非诺拉本人，并劝戒诺拉她的自残会毁了玛吉。直到此刻，诺拉的女性意识才开始觉醒，“在神父的眼中她仿佛只是家人的陪衬，无足轻重”。[7]100

反观诺拉同父异母的妹妹艾玛琳，是跨越了传统家庭空间的女性代表，作为一名在寄宿学校工作的老师，她致力于解决印第安儿童的教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减轻印第安年轻父母的压力，在意外发生之前，家庭生活美满幸福。为了不把白天工作的情绪带回家中，艾玛琳“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汗屋”，[7]124独自发泄悲伤，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物理空间内通过印第安古老的治疗仪式来平复失去拉罗斯的悲伤情绪。在印第安传统的母系文化中，母亲蕴藏着强大的能量，艾玛琳作为印第安女性的代表，突破了西方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活动空间的限制，女性不再是“厨房天使”，成功实现了“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自由越界”。[11]183

三.阶级空间的越界

厄德里克在小说中除了展现规训权力下地理与性别空间的越界之外，还有阶级空间的越界，主要体现在艾玛琳与朗德罗跨越阶级的婚姻，以及罗密欧与艾玛琳一家的接触与交往。小说塑造了以艾玛琳一家为代表的印第安中产阶级，和以朗德罗与流浪者罗密欧为代表的下层阶级。与母亲皮斯太太一样，艾玛琳后来也成为了当地学校的老师，有着稳定的收入，后来还升为主管。并提到只有艾玛琳一家从母亲皮斯太太那儿继承的分配地是完整的，其他人的分配地“小得连盖栋房子都不够”[7]15，艾玛琳与朗德罗婚后，皮斯太太将自己的一辆老卡罗拉车留给了他们。可想而知，即便是生活在偏远保留地上，艾玛琳仍旧过着中产阶级般的生活。而朗德罗却与艾玛琳不一样，他在幼时遭受了父母的抛弃，一无所有，逃离寄宿学校后，是艾玛琳的出现拯救了他，婚后的朗德罗在神父的帮助下，才慢慢地“走出了那段放浪不羁的岁月。”[7]9

另一个阶级空间的越界者是罗密欧，他是一个典型的“恶作剧者”。在厄德里克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恶作剧者”形象，如《爱药》中的纳纳普什，《痕迹》中的弗勒等，有学者对于恶作剧者的定义给出了总结：“他是文化英雄和训导者; 也是花言巧语的骗子，爱耍诡计的好色之徒。他是社会规范的建立者; 同时又不断违反、打乱规则。他是部落文化的核心; 也是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流浪者。”[12]119罗密欧就是这样一个人，平日里爱占小便宜，经常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印第安人，时刻铭记着自己的种族仇恨，在阻止儿子霍利斯参加国民警卫队时说道：“你是一个印第安人！他们压制我们，这不是我们的错，他们疯狂破坏我们的文化、家庭结构，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得把我们的土地要回来。”[7]250就是這样的一个社会边缘人物，也经常出入与自己身份格格不入的酒吧等场所，等着蹭酒喝，这是对于主流话语下的阶级划分的挑战，尽管此前的罗密欧总是心怀不轨，但作者在小说中仍有意给罗密欧一个好的结局，在小说结尾时也融入了艾玛琳一家，出现在了霍利斯的欢送会上。此举也传达了厄德里克本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厄德里克小说中的空间越界是对印第安青少年、印第安女性以及社会边缘人物的关照，在主流话语的规训之下，以上三类印第安人的跨越边界之举，顺应了当下全球文化越来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消解了此前的二元对立，打破了地理、性别以及阶级间的界限。重构了自身族裔文化的特色。对于小说中空间边界的跨越，并非是作者对边界的否认，相反，这是对边界的肯定，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差异的接纳。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厄德里克通过小说也传达出了对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关照。

参考文献

[1]Strehle，Susan.Contemprary Historical Fiction， Exceptionalism and Community After the Wreck.Switzerland，Spring Nature，2020.

[2]陈靓.“族裔性的空间建构：《拉罗斯》的叙事策略.”英美文学研究论丛.02（2020）：152-161.

[3]Jenks，Chris..Transgression.London： Routledge，2003.

[4]李显杰.““空间”与“越界”——论全球化时代好莱坞电影的类型特征与叙事转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8. 06（2011）：22-35.

[5]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包亚明，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13-14.

[6]Lefebvre，Henry.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J]. Trans. Michael J.Enders.Antipode，2006.

[7]Louise Erdrich. LaRos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2016.

[8]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三联书店，2012.

[9]Gross，Lawrence W.“The Trickster and World Maintenance：An Anishinaabe Reading of Louise Erdrich’s Tracks.”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17.3（2005）：48–66.

[10]黎会华.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11]李婷婷，夏蓓洁.多丽丝·莱辛中后期小说的女性空间越界书写.江淮论坛.01（2020）：181-186+192.

[12]丁文莉，邹惠玲.《痕迹》和厄德里克：小说内外的恶作剧者.当代外国文学 34.03（2013）：118-124.

（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