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叶静

内容摘要：四言诗在魏晋时复兴回潮，陶渊明四言诗上承《诗经》和汉魏传统，不仅在思想内容上独创田园题材，并且表现出浓厚的抒情色彩，还在艺术表现上将篇幅精短化，表现出诗经体四言的特色，彰显了诗人平淡清远的生活情趣和对自然人生的哲学感悟，成为魏晋四言诗最后的总结，但诗人对四言诗的改变创新亦无法挽回四言诗衰微的命运。

关键词：魏晋 陶渊明 四言诗

四言诗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诗歌样式，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东晋陶渊明的四言诗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录，陶渊明共存诗125首，其中四言诗9首，后人多赞其五言诗对诗歌史的杰出贡献而忽略了其四言诗的特色与价值意义。陶渊明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大诗人，四言五言兼善，其四言诗虽仅存九首，但其诗作上承《诗经》及汉魏四言诗传统，又处处流露个人风格，不仅将四言诗从东晋玄言之风中解放出来，一扫典雅沉闷诗风，更赋予四言诗新的生机。本文将研究重点落在陶诗和魏晋四言诗发展流变的整体系统上，从而聚焦这一特定时期四言诗的发展，由此探索陶渊明四言诗的特征、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一.陶渊明四言诗的题材内容

就题材而言，四言诗歌功颂德和政教美刺的传统自《诗经》以来便为各代所继承，秦汉时受儒学影响，四言诗只能在讽喻王政和歌颂神明的一面发展。至魏晋，诗人们对四言诗传统题材加以改造，创作了抒写时事、赠答、公宴、酬唱、山水、应诏、纪游、玄言等题材的诗作，但文人们始终秉持“雅音之韵，四言为正”的创作观点，少有四言言情之作，因此除曹操四言诗抒情述志，慷慨任气，嵇康四言诗抒情抒怀，峻切清远外，鲜有佳作。陶渊明四言诗在题材上可分为田园、抒怀、酬唱和戒子四类，上承魏晋赠答酬唱传统之风时创造性地将田园题材引入诗歌，同时在其诗作中融入《诗经》抒情传统，表达诗人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性感悟，从而使四言诗重现抒情特色。

1.田园诗。《劝农》中的田园色彩是先人与时人所未涉及到的题材，而劝农之理亦是诗人新创，此诗虽为陶渊明四言诗中说理色彩最重的一篇，但其所谈之理并非当时东晋所盛行的庄老玄理，而是农事为重之理。诗人由先人重农说起，论述农耕之渊源，后例举贤达尤勤于农事以此勉励众人，最后借孔子和董仲舒之故暗讽不稼不穑的君子。诗中第三章所叙古代士与女竞相耕作的美好农耕生活和清新自然的田园风光，是诗人为四言诗亦是为后世诗歌所带来一股田园新风，大大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从中我们亦能窥见诗人躬耕南亩的闲适以及其想象中的精神家园。在陶渊明之前，《诗经》中也有一些农事诗，但多将农事与祭祀相联系，从而少有田园的情趣而更多对神灵的敬畏之情，陶渊明则跳脱出宗教氛围，跳脱出儒家耻言稼穑的传统观念，以士人和农人的双重身份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明张自烈认为此诗：“当与《伐檀》一诗并读，非止课农，此意须言外得之。”

2.抒怀诗。抒怀多是抒发因时代政治而生的慷慨悲凉之情和人生忧患意识，陶渊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将人生的情感体验进行艺术概括，从而将其提升到哲理层面，使诗中的情景理高度融合。《停云》中直抒对知己“岂无他人，念子实多”的孤独怀念与感溢之情，《荣木》中“人生若寄，憔悴有时”是对时间流逝而志不获骋的慨叹。最具代表性的《时运》小序中所抒为游春之乐，其中郊外的明朗平和之景，水边的浩渺平静之态，居所的清静以及诗人的酒琴书之乐，无不彰显了诗人人格的清高淡远及其所追求的平和闲远的完美境界。诗中：“山涤余霭，余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清新简远的两句便将人们带入诗人惬意悠然的自然生活场景中，不禁“挥兹一觞，陶然自乐”。诗人在寄情自然中忘却世情，渴望在紛乱的世事中维持个人的纯和，以此寻求生命的意义，他所表达的既是个人感悟又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体验，遥承《诗三百》抒情传统之际又打上了深刻的个人印记。

3.赠答诗。赠答酬唱这一主题在两晋诗坛大量出现，尤其是西晋，文人们因循儒家“诗教”颂美原则，在与他人交流唱和之中彼此称颂，润色鸿业，歌功颂德，以此寻求社会的认同，得以邀名获誉。陶渊明的三首赠答酬唱诗继承了汉魏西晋以来的赠答诗传统，但又保留了他个人的抒情特色。《赠长沙公》一诗是写诗人与同族长沙公偶遇相识，临别赠诗一事。诗中诗人表达了“同源分流，人易世疏”这一时间飞逝、同族陌路的人生感慨，对曾祖的敬仰怀思，对家族的归属认同以及对与现任长沙公相离别的眷恋深情。诗人以简短的四章娓娓道来，篇幅简洁，然其中蕴含的情感却真挚动人，清人马墣认为此诗：“情真语朴，非他手所能。”《酬丁柴桑》一诗是陶渊明四言诗中最简短的一首，仅十四句，诗中既展现了诗人闲居出游，纵情饮酒的生活情趣，也表达了对丁县令能施以良治的期望，称颂之际亦有个人生活之趣。《答庞参军》一诗则是陶渊明酬唱诗中最具抒情特色的一首，亦是唯一一首四言五言同题诗。四言全诗共六章，首章先叙隐居之乐，“有琴有书，载弹再咏”，“朝为灌园，夕偃蓬庐”。第二、三章写与庞参军交游之谊，二人饮酒赋诗，相处甚乐，后三章写与友人相别恨远的眷恋真情。诗中并未铺陈对友人的颂美之词，反而处处可见两人日常相处的小细节，处处流露诗人隐居的悠游自在，诗人亦化用《诗经·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意境来渲染离别的依依不舍，相较于西晋时酬唱诗自有个人独特的抒情色彩。

4.戒子诗。戒子诗是自汉初韦孟《讽谏诗》以来的又一传统题材，以述祖戒子为主要内容，因此常以雅颂体形式出现，语言肃穆雅润，承袭儒家“美刺”诗教传统。陶渊明《命子》一诗上承这一传统，然其个人的抒情特色仍能在此诗中寻得踪迹。此诗是诗人四言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共十章，八十句。前六章叙述家世，表达对先祖功德的称颂，语言恭谨，颇似雅颂体的凝重端庄，七、八两章表达自己“寡陋”无成的无奈以及获子的喜悦，后两章则表达了对儿子的期望与训诫。如此看来，似乎与一般戒子诗并无差异，但诗人的特色在于自然真实，他在描写获子、念子、得子、命子的情感状态和心理活动时，无一不显得惟妙惟肖，语言亦是欢快，如“我诚念哉，呱闻尔泣”，生动而逼真。而在表现对儿子成才的期望时，诗人又幽默地从最普通的父亲角度出发对儿子道：“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才，亦已焉哉。”这种自然洒脱又幽默的态度正是诗人本色，显露出他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学，正如陈祚明所评：“前半序述安雅，后半抒写淋漓，安雅为四古常格，其淋漓处笔腾墨飞，非汉、魏以来所能拟似。”“淋漓”之处正是诗人不同于他人的委之天命的哲学态度和父亲对儿子最平淡而又真切的深情，余韵动人。

总体而言，陶渊明四言诗在内容上最动人之处正是其浓厚的个人抒情特色，他的真情感悟在玄言飘忽的两晋显得尤为珍贵，正如明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所论：“陶靖节四言，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初不欲范古求工耳。然他人规规幕仿，而性情反窒，靖节无一语盗袭，而性情溢出矣。” 但其对四言诗抒情体的回归并非主流，魏晋文人心中仍是“四言正体”、“五言流调”的观念，而这也是对两种诗体审美取向和表达功能的不同选择。

二.陶渊明四言诗的艺术特色

《诗经》时代，单音词占主流，诗歌依靠重言叠韵和整齐而富于变化的句式展现诗歌的音乐美。但汉魏以来，双音词大量出现，四言句式逐渐实字化，无法构成诗经体的诗行结构，为了寻求新的句序，诗人们只能加强两句四言间的联系，增加对偶和排比句或者用分章的形式解决长篇无序的问题，从而导致四言诗向雅颂体靠拢，更适合歌功颂德。发展至东晋，晋人雅正为上的诗学观念使实字四言体式愈发凝固僵化，陶渊明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自己的创作中积极探索，他的四言诗在篇章结构和字法句法方面在继承《诗经》以及汉魏四言诗传统基础之上又有所创新。

1.篇章结构

首先，诗人将诗章篇幅精短化，将四言诗从魏晋的冗长巨制中解放出来。陶渊明九首四言诗中除《命子》一篇较长共80句，《答庞参军》《劝农》为48句，《酬丁柴桑》仅14句外，其他诗均为32句，与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十八章144句、陆云《答兄平原诗》242句等动辄上百句的鸿篇巨制相比，陶渊明四言诗句式的简约是其诗形式上的特色，后人亦对其这一特点赞誉有加，钟嵘称之为“文体省静，殆无长语”，许学夷赞其：“靖节诗不为冗语，唯意尽便了，故集中长篇甚少。”

此外，陶渊明仿效《诗小序》，创造性地使用诗前小序，除《劝农》《命子》《归鸟》和《酬丁柴桑》外，其余诗均有小序。王国璎赞其：“各序长短齐一，每句四言，剪裁匀称，则非有意经营，实难以臻至。惟予人的印象，虽经营却不著痕迹，显得简净自然，仿佛‘无意’而为者。”小序道出作诗之由，未读诗之时便可进入诗人所铺垫的情绪之中。与此同时，《停云》、《时运》《荣木》《归鸟》多沿用《国风》中复沓聊章形式，诗人亦借此改造魏晋四言的多章结构，正如四首诗皆为每首四章，每章八句，而《荣木》第一章“采采荣木，结根于兹”和第二章“采采荣木，于兹托根”的起兴与《卷耳》中“采采卷耳”相似，而《停云》中前两章以“霭霭停云，濛濛时雨”起兴。《归鸟》则是每章都以“翼翼归鸟”起兴发端，以归鸟作比，托物言情，此诗虽取效《诗经》手法，但陶渊明在诗作中却仍添加了浓厚的自然抒情意味，诗人以“翼翼”写出归鸟之姿，无拘无束，悠然翱翔，以“虽无昔侣”、“悠然其怀”表现诗人所向往的淡泊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富有生活情趣，故其诗体式虽承《诗经》，然其中自然之趣是诗人独有。

2.字法句法

陶渊明不仅大量运用诗经的典型句式，还运用诗经构句的语法原理以新语词改造了旧句式，并借用其句法结构表现田园生活中清新的感受和哲理的思考。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言：“无论是炼词的精粹还是意境的清雅，都可说是魏晋四言对偶的最高水平。”如《停云》中“平路伊阻”、“搔首延伫”，《时运》中“薄言东郊”等句皆是诗经中典型句式。又如《时运》中“乃漱乃濯”、“载欣载瞩”中“乃”和“载”这两个虚词的使用，不仅调和声调、凑足韵律，且给人以联想，表现出一种景致悠然的状态。而“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翼”字将新苗在风中翩翩之态写活了，表现出春的生机。“山涤余霭，宇暧微霄”中活用动词“涤”、“暧”亦是陶渊明运用新词的范例。而诗人的创新之处还在于他将诗经用词构句原理和魏晋四言对偶的构造巧妙结合，创造出如“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等佳句。

三.陶渊明四言诗特色的成因

陶渊明四言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不同于同时代任何诗人，由前文分析可见，其诗篇幅简短，语言清新自然，创造性地融入田园题材并表现出浓厚的抒情特色，使其在四言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令后世诗人仰慕不已，但在欣赏之余也不禁令人沉思为何只有陶渊明一人在当时脱颖而出，未被玄言之风所笼罩，不仅未被玄言之风笼罩，反而使四言诗呈现出最后灿烂辉煌。

1.生活环境：重实践，尚真情

回顾陶渊明生平，他出生于没落仕宦家庭，少时接受儒家教育，熟读六经，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等职，最后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后弃职而去，归隐田园，他出仕时间前后仅十年，从三十八岁起便躬耕田亩二十余年，直至终老，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由此可见，陶渊明的个人生活情趣，人格力量和执着于人生的实行践履的精神。他自己选择逃离东晋士人群体，选择靠近生活，靠近自然，靠近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平淡简远的田园生活中，诗人既能以农人身份讲述田家生活，又能以文人的审美眼光捕捉那些农家情趣，其诗也表现出清新淡远的风格，抒发着诗人独特的情感和感悟，特立于魏晋诗坛。

反观两晋，西晋四言诗虽在司马氏崇儒的社会环境下复兴，但杰作几无，原因便是西晋文人“儒玄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他们谨身守礼，谦柔自牧，于是赠答诗、公宴诗盛行，文人们扮演着润色鸿业的角色，自然无法在诗中肆意抒发真情，诗便也失去了动人的灵魂，正如钱志熙先生所说：“东晋士人群有较高的审美、语言方面的修养，但其中缺乏诗性成分。”陶渊明的重情源于其对真实人生的追求，对人类感情本质的理解与自觉体验，他不同于玄言诗人们主张去情远事，相反他以徇事重情为根本。其诗虽显平淡和谐，但其中蕴含的却是对人生种种境界体味后的真情与深情。

2.陶渊明个性：质性自然

陶渊明生性自然，一生追求自然，其诗的自然风格亦是诗歌史上独特的存在，自然二字是其诗亦为其人。虽然自魏晋以来，文人对自然境界有所追求，也在创作中有所体现，阮籍、嵇康等人在诗中也有宣扬自然思想的部分，玄言诗亦标榜自然，诗风清虚恬淡，但两者都只是形似，未能真正进入自然境界。陶渊明则不然，他作诗在于自娱，在于自我抒发和自我愉悦，更接近“在心言志，发言为诗”，更能任其本性作诗，与其他深受传统儒家诗教观念所影响的诗人相比，他的作诗目的更显自然，亦少受了许多限制和束缚，因此，其诗愈显真实赤诚。诗人秉持“称心而言，人亦易足” 的态度，将心之所想，不虚美、不隐恶，皆入诗作，亦有不少自嘲打趣之作，质朴真实，境界纯净，不工而工，正是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陶渊明从情感本质出发去体会人生，以自然为创作形式将自己的所思所感诉诸笔墨，创造出一个美好的诗歌领域的桃花源，令诗人自己暂离时代的玄风和政治纷争，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个体会文学的情感本质的机会。

3.诗歌体式发展规律

陶渊明四言诗作为魏晋四言诗的总结亦是诗歌体式内部发展的结果，前文已提到魏晋诸人对四言诗体式方面的诸多改造，但却反而将四言诗的活力耗尽，使原本“文约意广”的四言渐渐变得“文繁意少”，因此，陶渊明回归诗经体四言诗是时代的必然，亦是四言诗最后的尝试。晋宋之后，文人们不再谈玄论道，不再以颂美为主，而是追求以情为重，四言诗因此失去了两晋时促使其复兴的社会环境，而其本身又不能承载诗人们喷薄而出的情感，故只能渐逝于历史舞台。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言：“由于四言体裁的形成与其以单音词为主的特殊时代语言密不可分，当语言结构变化之后，为适应旧语汇而形成的典型句式必然不能适应新语汇之需要，这也就表明四言已难再表达出诗人内心的情感，四言向五言的过渡转变也成了必然，这种体裁的变化导致陶渊明四言诗以后只有李白几首较好的四言外，四言体就无以为继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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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国璎：《陶渊明四言诗之承传与开拓》，《国学研究》，1999年第6期。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