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十三年前，臧棣就断言王敖具备“把诗歌（也许还不止于此）写好所需的非常关键的才能与素质：精确的灵感，强烈的悟性，熟悉语言所引起的联想功能，对修辞的简洁与节奏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对内容有着可贵的直觉，对表达的平衡也显示了早熟而良好的控驭能力。”（臧棣《王敖的诗和“用我能听懂的语言说话”》）從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臧棣这番话早就得到应验。并且，王敖在创作上的“别开生面”也凸显了他“不止于此”的卓异能力。当然，我更想指出的是他在诗歌上的“不止于此”。在诗歌之外的领域，他有独树一帜的创造，如新近出版的《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5月）即从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的角度将中唐文人的想象空间进行了别出心裁的开凿。其实，在诗歌的创造中，他融入了更多更丰沛更新颖的元素，使新诗在“日日新”的境界中呈现出一种“又日新”的景象。在诗歌的创造中，他发挥和创生的空间更寥廓、更幽远。

王敖有音乐天赋，从他怀念美国诗人Donald Finkel的文章中，我看出他将诗和音乐浑融的化钧能力：“那一刻我在节奏感上出现了觉醒，……当每个音符变成了可触可感的飞花流霰，词语的声音也在无限放大，它们带着回声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诗人要做的就是改变它们的速度，并把自己的意识完全投入进去，跟它们一起向前在意义的海洋里积极推进，并发出心醉的呼喊。”（《衣服的新皇帝——在圣路易斯的日子，兼纪念唐飞鹤》）看得出，王敖有这方面的造化，更难得的是，在造化的眷顾中，他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乐在其中。新世纪之初，王敖围绕音乐的给养，结合自己的抱负，开始对诗歌进行新的创造。这一次他从短诗上着力，试图“在几行之内迅速更新读者的感受力”，并且期望它“能够在吟咏之中慢慢成型，能够接续一个漫长的抒情传统，能够堪称绝句。”（同上）于是一种新的“绝句”便诞生了。

从王敖的意图中，我们可以窥见其“绝句”写作的几个特点：

其一，形式上“简”。不知王敖是否有在形式上回敬“传统”的意思，他的绝句有许多都是四行诗;或许出于现代性的考虑，打破“四行”是一种必须，于是三行、五行也成为创作上的必需。除了其个别的“反绝句”“双绝句”为六行，其他的“绝句”几乎都在三至五行之间（不含空行）。而“反绝句”明确指出其“反”的性质，故可以认为不是“绝句”了;至于“双绝句”，明确指明其为“双”，则单首行数显然不会超过六行，而平均仍为三行。以其《双绝句》“报数人敲打抱柱人”这一首具体而言，“上绝句”是前三行，或前三行合中间行为四行;“下绝句”为中间行合后两行为三行。于形式而言，这是王敖的一种创造。臧棣曾指称王敖在驾驭诗歌形式方面，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从容。即便是从绝句这种最简约的形式建构上也可以见出这一点。

其二，信息上“密”。王敖的绝句虽然形式上只有三到五行，但是其中的信息量密实，内涵丰沛，其中的词与词，物与物，词与物，相互撕扯，相互补缀，传达出一种共相交织的力量。所谓“在几行之内迅速更新读者的感受力”，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的交相辉映，显然难以谈及更新读者感受力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诗的结构特征，与传统的古典绝句大相径庭。

其三，节奏上“绕”。王敖的绝句虽然行数少，但是信息密集。信息密集，然而其汉语生成机制又与古典五、七言绝句在肌理上绝不相同，于是长句乃成为王敖现代绝句的一个“必须”。而由此生发而来的，即是节奏上的“缠绕”。当然，此种推测或是对最简单的构词造句上的猜疑。更深层次的，或许是王敖从现代音乐中得来的灵感。

其四，声音上“和”。如果说节奏上的“绕”不能断定是否音乐带来的馈赠，那么声音上的“和”则是无可置疑的。王敖经由音乐中“和声”的特点，在诗歌中创造出一种色彩、织体、声调等匹配因素或和谐、或激荡、或同构、或颠覆的艺术状态。这种声音上的“和”与节奏上的“绕”凝集到一起，使诗歌成为了一种异常独特的存在。

按照王敖个人对早期印刷诗集的总结，“声音上的觉醒，和声的金块，反穿节奏的缠绕，音色内卷的幽深世界，轰炸神经元的内战，随机出现的创世”，所有的这些，都浑融在了他的诗歌里，并美其名曰：“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同上）。不过，我却从其诗歌风格和结构跟中国其他新诗的不同上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这是中国新诗中不同寻常的一类诗，不妨借其“绝句”中的句子，名之曰：“香渺幽邃的一枝”。诸君可以雅鉴。

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