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慧

摘 要：中央苏区音乐文化是中央苏区广大工农兵的心声和革命热情的真实反映，其内容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外来音乐文化所长，具有政治和思想教育功能，传播渠道主要是熟人社会信息模式下的定向傳播活动。今天，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生态位具有时间上“露脸”不足、空间上渠道狭隘、功能上多元互补、营养上资源丰富等特征，其面临的传播困境主要包括传播者弱化、渠道不畅、动力有限和形式老旧四个方面。实现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可持续传播需要创新编码与解码思路，打通传受双向互动渠道，激活自身“造血”机制，兼顾文化功能与受众精神需求，做到群众喜闻乐见。

关键词：媒介生态;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可持续传播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2-0112-0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对“十四五”时期文化建设作了统筹规划，并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作为红色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展示了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的革命生活，即便在今天也有着鼓舞人心的力量，此外它还富有艺术价值。因此，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今，各式各样的媒介作为人们了解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影响着文化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和传播。在新媒体时代下，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来考虑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可持续传播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

“媒介生态”的概念是北美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最早提出的。1968年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正式指出媒介生态学是研究“媒介作为环境”的学科。媒介生态学作为一门横跨生态学和媒介学的新兴学科，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且在人文社科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中外学者对于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侧重点略有不同。北美学者多从“媒介作为环境”的微观层面出发，研究的着力点在于各类传播机制和传播技术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例如，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Adams Innis）提出的著名的“媒介时空论”。他指出传播和媒介都是有时间和空间偏向的，要维持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稳定，就需要竭力平衡传播媒介时间和空间二者的偏向，“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1]。再例如，尼尔·波兹曼极力描绘新技术为社会和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技术为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是一种能规定和影响现实世界的隐形力量，他尤其批判电视为人们所带来的泛娱乐化生活。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他指出电视将文化变成了一个“娱乐业的广阔舞台”[2]。

国内学者邵培仁、崔保国等对媒介生态的探索具有原创性。邵培仁教授认为媒介生态学就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3]。只有把握和遵循媒介生态规律，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占据更多的生存空间。崔保国教授则将媒介比喻为“一条鱼”，他认为媒介是跟随周围环境一起运动着的生命体。他对媒介生态学的任务作了具体概括，包括研究全球范围的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探索人类传播活动与媒介生态的关系以及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对人类有什么影响[4]。由此可见，极具“中国特色”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更多的是将“媒介生态”作为一种逻辑框架，来思考媒介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机制。总而言之，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生存与发展也受传播制度、受众资源等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二、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及其传播特征

中央苏区音乐文化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10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立，到1934年10月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这一历史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史”[5]。中央苏区音乐作品的生产者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大多是在对传统民歌和传唱度高的歌曲上改编填词而完成的，其包含山歌、抒情歌曲、颂歌等多种体裁。同时，这些音乐作品寓情于曲，真实地反映了中央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红军战士的心声和革命热情，展现了浓厚的革命色彩和地方特色，是团结工农兵、反击敌人的宝贵精神食粮和有力武器。

基于中央苏区独特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在形成与传播过程中展现出了以下三个特征。

（一）传播内容特征

中央苏区音乐文化植根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同时也集外来音乐文化所长，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中央苏区音乐是浸润在本民族音乐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在对一些耳熟能详的歌谣、山歌等传统音乐重新填词或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大量的红色歌曲，其中还有一些融合了赣南采茶戏、麻城调等地方特色。例如，《苏区景》就是套用了《无锡景》的曲调，只是歌词的内容换成了歌颂苏区人民的幸福生活，两首歌曲不仅旋律极其相似，连歌词的叙述方式都几乎无二。此外，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也深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引进、模仿以苏联为代表的外来音乐文化，是一种具有“融合性特点”的革命音乐文化。当时，有大批自苏联留学归来的文艺工作者赴中央苏区工作，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和改编工作，使大批苏联歌曲得到了广泛的本土化传播。比如，《霹雳啪》就是根据苏联讴歌爱情的歌曲《乘风破浪》填词的[6]。“手牵手向前杀，扫尽反动派，支持苏维埃呀，我们的红旗插遍天下”。这样的改编也为红军的革命斗争带来了一些浪漫的色彩。

（二）传播功能特征

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功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壮大苏区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音乐文化自初创之日起，就带有特殊的“红色”任务，对内要起到鼓舞红军士气、坚定革命信念、解放农民思想枷锁、传播新思想的作用，同时，对外还要瓦解敌军的心理防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行径。《古田会议决议》对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具体的方针和条例后，“八一剧团”“高尔基戏剧学校”等文艺组织便快速地发展了起来，成为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充分体现了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用。还有一些直接把红军队伍纪律写进了歌词以便记忆和传唱，比如，《红军纪律歌》的歌词中就有：“行动听命令，不敢胡乱行;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

（三）传播渠道特征

中央苏区音乐文化是在熟人社会信息模式下的定向传播活动。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乡村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依据熟人社会的信息传播逻辑实现的，“独特的地方性和集聚特色而形成了熟悉的社區信息传播状态”[7]。中央苏区横跨赣南、闽西农村腹地，群众受教育程度低，传播设备简陋，这就决定了口口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是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传播的主流，并且往往是欢迎会、军事操练等集会活动中的附属活动。当时担任中共赣西南特委负责人的刘士奇同志这样描述中央苏区音乐的传唱度：“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歌……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8]。随着文艺组织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诸如《赤焰》《青年实话》的出版物扩大了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范围，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形态得到了强化。尽管如此，这些出版物的主要发行对象仍然是中央苏区的红军和群众，更不用说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教唱、歌咏等人际传播活动了。

三、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当前生态位与传播困境分析

（一）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生态位

长久以来，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都是依靠传统的口口相传和纸媒。今天，随着科学技术和网络平台的不断发展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新传播模式。现代传播不仅在传播速度上战胜了时间与空间，对文化符号“编码和解码”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全球化、数字化的全新媒介生态已浮现出来。基于邵培仁教授从时间、空间、功能、营养这四个维度对媒介生态理论系统化和学理化的阐释[9]，本文从这四个维度对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生态位进行具体分析。

1.时间生态位：“露脸”不足。目前，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主要还是以书刊的方式进行传播，占据大众视野的时间可谓寥寥无几。只有在建军节、建党节这些特殊的日子里，中央苏区音乐文化才有机会在少数的影视作品和纪录片中“客串”一回。

2.空间生态位：渠道狭隘。目前，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渠道，诸如，赣南地区小范围的人际传播、专业性书刊中的研究文章，以及少数纪录片和影视作品中的插曲或配乐，共同特点是很难大规模地扩展传播范围，真正抵达受众的日常生活。

3.功能生态位：功能多元。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具有增强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功能。同时，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也是从民族音乐的土壤中成长出来的大众文艺，其唱腔、歌词、表演方式等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美学价值。

4.营养生态位：资源丰富。音像、电视、自媒体等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为中央苏区音乐文化许多亟待开发的内容和宣传活动提供了便利。政府、研究机构等外部力量也是解决其传播问题的重要力量。

（二）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传播面临的困境

1.传播者弱化，缺乏对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系统的专题研究和传播。目前，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研究成果丰厚，但通常都是寄身于“中央苏区史”“中央苏区文化史”等名目之下，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成果。诸如，2017年出版的《中央苏区戏剧集》主要收纳了中央苏区戏剧作品70部，其中也有一些是地方戏曲。《中央苏区文艺史料集》把革命时期刊载在《红色中华》《赤焰》等报刊上的歌曲、散文、文艺评论等收录其中。

此外，作为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者——从事文化传播活动的文艺工作者缺乏对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二次演绎和传播的思考，仅把自己的传播活动视为传承革命文化的一种手段，而忽略了文化传播的当代使命。传播活动仅局限于特定的节日，且知名度主要还是局限于赣南、闽西一隅。

2.传播渠道不畅，僵化的单向传播模式制约了传播力。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渠道主要还是依赖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和少量的影视传播。在微博、微信、直播平台等社交媒体上，极少有关注和宣传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内容，更没有专门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等进行传播活动。在一些地方博物馆的墙上有悬挂中央苏区音乐作品的歌词，但对作品的来源、内涵等并未做更近一步的挖掘和介绍。虽然中小学音乐教材中也收录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等中央苏区歌曲，但这些传统的“灌输”始终缺乏互动，对于提升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力有很大限制。

3.传播动力有限，单纯的文化政策“输血”并非长久之计。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因其教育功能、审美价值和传承价值，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得到了政策上的指导和肯定，但这些并不是传播动力的全部。中央苏区音乐文化要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形成文化产业，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且更需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和群众的自觉参与。单纯仅依靠政策扶持，很难给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提供可持续的动力，难以扩大其传播面和增强其渗透力。

4.传播形式老旧，传统的传播形式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目前，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很大一部分还是保持原貌，比如，瑞金歌舞团一直沿用传统的音乐剧来展示《做草鞋》等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作品。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形式丰富多彩，传统的传播形式已难以承载传播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人文内涵和教育价值的任务。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形式需要做出一定的改变，贴合现代受众的审美需要。同时，功利色彩浓厚、对文化内涵浅尝辄止的解释也影响了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效果。

四、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可持续传播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前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在时间生态位和空间生态位上受到诸多限制，在功能生态位和营养生态位上资源丰富，还有诸多开发的可能。

（一）增强传播者角色意识，创新编码与解码思路

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原样复制，还有对文化的编码输入和解码输出，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媒介的人。对于中央苏区音乐文化这类带有地域特色的红色文化来说，它的传播活动主要还是依靠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传播要扩大规模，文艺工作者既要懂文化、懂受众，也要擅创意、懂经营，不断更新传播理念。研究者要对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中尚未开发以及晦涩难懂的部分给予更多的关注，帮助受众更好地了解其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

（二）延展传播空间和平台，打通传受双向互动渠道

传播渠道决定了传播内容如何到达受众，对于传播效果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繁荣，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电子传播、数字传播的融合使得传播平台日趋多元化。“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双向互动式传播早已取代简单的单向灌输式传播。因此，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也要摒弃思维定势，尽量减少说教色彩;而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多发动民间自媒体的力量，激发受众参与热情。开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账号，以图文、Vlog的形式改善传统传播模式的时空限制，以人性化、接地气的姿態主动跨越与受众之间的鸿沟。

（三）激活自身“造血”机制，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传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支持，而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如果仅依靠财政来输血是远远不够的，这样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要适当结合新媒体技术的力量，更新文化产品的形式，挖掘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经济效益前景，打造完整的文化产业链。比如，把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文创产品的设计中，在获得一定的版权费用展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可持续传播。

（四）兼顾文化功能与受众精神需求，做到喜闻乐见

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属于人民群众，它的传播形式也要以受众精神生活需求为导向，持续关注和研究受众需要什么样的传媒文化产品，把中央苏区音乐文化资源背后的人文内涵和美学价值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示出来。当前媒介技术的革新对文化传播的形式创新作用日益凸显。因此，要强化科技在中央苏区音乐文化内容传播和提升知名度等方面的应用。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对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创作来由、演唱技巧等进行技术化的展示，表现中央苏区音乐文化与现代科技的交融之美。

参考文献：

[1] （美）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86.

[2]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11.

[3] 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35-144.

[4] 崔保国.媒介是条鱼：关于媒介生态学的若干思考[J].中国传媒报告，2003（2）：21-22+18.

[5] 凌绍生.中央苏区音乐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意义[J].音乐研究，1998（3）：3-5.

[6] 左志坚.江西苏区红色歌曲调式特征成因分析——基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J].歌海，2014（5）：39-41.

[7] 李红艳.乡村传播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6.

[8] 梁小军.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情感路径——以中央苏区时期的实践为例[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4，12（5）：11-13+18.

[9]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J].新闻界，2001（5）：26-27+29.

[责任编辑：艾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