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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历史脉络及特征

2021-01-03蒲俊杰谢诗慧

今传媒 2021年12期

蒲俊杰 谢诗慧

摘 要:《民国时期总书目》以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藏书为基础,收录了1911年至1949年9月间中国出版的中文图书,通过考察其中新闻学类出版物,可以得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学类出版物的不平衡是源于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平衡、民国政府前期新闻学类出版业“觉醒”和民国政府后期新闻学类出版业充满“希望”的结论,梳理出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历史脉络及特征。

关键词:民国新闻史;民国图书;《民国时期总书目》;新闻学类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2-0065-05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 在历史真相不断被挖掘、数据得到有效存储和传播的今天,了解和把握历史,逐渐成为学科的基础,在新闻学界也是如此。《民国时期总书目》既为我们了解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史提供了另一种角度,通过查阅中华民国不同时期新闻学类图书的出版情况,分析其历史脉络及特征,可以瞥见该时期新闻学的发展历程。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书目进行统计对比,可以发现其中新闻学类(包括专著、文集、新闻业经营与管理、新闻采访与报道、新闻写作、编辑工作、新闻工作者、报纸的出版发行、读报指导、世界各国新闻事业、新闻业方针政策、新闻事业组织、通讯社、报社、新闻事业史等)图书共有328册,约占全部图书(124 000余种)的0.25‰,约占信息与知识传播总类图书(3 526种)的10%,基本反映了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全貌。

本文以政权更替为界限,将民国37年大致分为民国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时段,而国民政府时期从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数量与主题来看,以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界限,又可以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时各政权着力从宣传方面提升自身影响,有胆识、有魄力的爱国分子也积极投入抗战宣传当中,因此呈井喷式地出现了大量出版图书。通过分析这三个时段,梳理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历史脉络并分析其阶段性特征,进而从图书出版状况考察民国时期新闻学理念的嬗变。

一、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状况(1912~1927年)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相关书目统计,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出版的新闻学类图书总计23册,约占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总数的7%,包括专著、中国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史等种类。其中专著有7本,华东地区新闻事业有5本,新闻事业史有3本,通讯社、报社、报纸的出版发行、地方新闻事业、各国新闻事业等种类各1本。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呈现如下特征。

(一)出版地集中在华东地区

除邵飘萍的专著《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新闻学总论》(1924年)和徐宝璜的专著《新闻学》(1919年),以及英国学者安杰尔的专著《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1927年)分别在北京京报馆、国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学会和北新书局出版外[1],其余出版物全由华东地区的出版社出版,如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1912年)、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1913年)、包天笑的《考察日本新闻记略》(1918年)、徐宝璜与胡愈之合写的《新闻事业》(1923年)等,均由上海开明书店、上海世界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等上海的出版社出版,而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则由杭州的中国新闻学社出版。

可见,当时虽然政府位于北京,但上海的繁荣不减,多种出版物出版也证明了当时的上海关注和重视新闻事业,上海的城市风气相对也较为自由,文人学者更信赖上海的出版社、出版集团,也说明上海的经济、科学意识仍处在全国的最前列。

(二)《申报》和《时报》影响力空前

1918年,《申报》接连出版了两本纪念册,分别为《申报馆纪念册》与《四十九年之申报》[2],内容分别为“内收该馆服片16幅”和“以图片的形式介绍该馆于1918年新建办公楼的内外情景”,页数分别为16页和18页,是为了纪念《申报》本身而出版的作品。次年,《时报》出版《时报敢请国人阅看之理由》,2020年,时报馆出版了《时报馆新屋落成纪念刊》,页码分别为32页和100页,内容仍然是以照片为主。

可见当时《申报》和《时报》之影响力在新闻界是数一数二的,内容不多的照片、纪念册,涵义非常丰富。到1923年,申报馆出版了《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50周年纪念)》,落款的出版地从“申报馆”改为“上海市申报馆新闻函授学校”[3],可见《申报》的影响力在当时是空前绝后的,甚至于开设了一个“亲训营”,专门培养报社所需人才,从这一点上看,《时报》还难以望其项背。

(三)日伪政权出版物出现

1912年,“民国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民国日报》,类别为“华侨报社”,即日伪政权通过华侨的名义在内地出版亲日主义的文化殖民報纸,其主要内容为介绍该报宗旨、沿革、组织、编辑方针、营业,以及《南京晚报》等,附录收录《新国民时代的“报”》,旨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夕笼络国内富商、海外华侨,以达到宣传自身主张,侵略我国领土的目的,迫切之心可见一斑。

二、国民政府前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状况(1928~1941年)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相关书目统计,国民政府前期出版的新闻学类图书总计141册,约占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总数的43%,包括专著、中国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史等种类。其中专著有14本,通讯社与报社有14本,中国新闻事业方针政策有13本,新闻工作者有9本,读报指导有8本,报纸的出版发行有7本,其它类别尽数就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新闻学类出版图书的特征为“百花齐放”,这一时期的出版物类目众多、内容丰富,具体而言还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指导新闻实践的出版物增多

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出版物多为理论集、新闻史或行业概述;而在国民政府前期,囊括新闻实践方方面面的指导性出版物琳琅满目。如1928年出版的《新闻编辑法》(张九如、周翥青)和《编辑平民报纸的经过》(周德文),主要是介绍和指导新闻编辑工作的;而1930年出版的《新闻文学概论》(黄天鹏)用以指导新闻写作,介绍新闻文学的成立、特质、体裁、演进、分类、将来等;在1934年出版的《国际新闻读法》(金仲华),则侧重于介绍如何阅读国际新闻并为己用;1935年出版的《报章杂志阅读法》(金仲华)和《时事研究法》(张明养)内容分别为“中国报刊现状、著名报纸概况、国内政治消息的解剖、怎样阅读杂志”和“国内新闻的读法与主要日报期刊的现状、国际通信社的内幕与国际新闻的读法、经济新闻的读法、时事研究的技术方法”,用以指导读报;此外还有新闻业的经营与管理、报纸的出版发行等。

可见在这一时期,报社和报人都开始重点关注如何更快、更好地培养新一批新闻工作者以及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这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政府和有立场的报社希望借助宣传的手段聚拢民心、达成团结并推广政策、传达意志,因此需要更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另一方面,更多有志向的爱国人士渴望在国难当头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做出贡献,因此对学习新闻传播有十分迫切的愿望,因此出现了很多业界、学界的指导性出版物。

(二)名人通过出版物宣传主张

国民政府前期人才辈出,新闻业的热血报人、学者兼济天下,乐于、勤于通过出版物宣传个人主张,团结民众。突出人物有黄天鹏、胡道静、郭步陶等。

黄天鹏5年间出版8本作品,分别为《新闻学名论集》(1929年)、《新闻学论文集》(1930年)、《新闻学刊全集》(1930年)、《新闻文学概论》(1930年)、《中国新闻事业》(1930年)、《新闻学演讲集》(1931年)、《新闻记者外史》(1931年)、和《新闻学概要》(1934年)[4]。以上作品中有4部文集、2部新闻实践指导、一本概论和一本专著,可见黄天鹏主要是通过编写文集(收录的均为当时新闻界名人作品)的方式宣传自己的新闻学主张,推崇新理论,乐于推广优秀新闻学者的作品。

胡道静则专注于新闻事业的研究,他在1935年出版了《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两部作品[5],论述了《上海日报》目录、上海各报略史、上海新闻纸的现状概观,以及1850年至1934年间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1940年出版了《报坛逸话》,内容包含了报纸的起源,边疆报纸、华侨报纸、战地通讯,以及书评等38篇文章。

郭步陶则专注于新闻实践指导工作,他于1933年出版了《编辑与评论》;1935年出版了3 000余字的《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讲义》;1936年出版了《评论作法》,该书也是《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讲义之一;1937年出版了《时事评论做法》[6]。郭步陶在培养新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方面下足了工夫,尤其是投身于《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的编辑工作当中,当时的出版物页数多为100页至300页,而郭步陶贡献了民国新闻类出版物页数之最,可见他的勤奋努力如天所鉴。

(三)出版作品各地开花,学会组织引领前潮

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相比,国民政府前期的出版物作品可以说是在全国遍地开花。虽然华东地区的出版物仍是主流,但在各地也都出现了优秀的出版集团。如华南地区的广州新启明公司于1932年出版了《新闻言论集》(李锦华、李仲诚),1938年广州新闻研究社出版了《抗战期间的新闻宣传》(任白涛),1939年,桂林国际新闻社出版了《新阶段中一般新闻采访工作要旨》(陆诒、邵宗汉)[7];西南地区的成都新新报馆于1936年出版了《新闻标题的理论与技术》(谢崇周)和1941年出版了《中国近代新闻界》(余良林),1938年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了《战时新闻纸》(张友鸾)和《抗战军事与新闻动员》(陈文干),1939年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了《去到敌人后方办报》(张友鸾)、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读报常识(社会常识读本)》(曹伯韩);中南地区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了《抗战与新闻事业》(王新常),1939年出版了《国际通讯的机构及其作用》(任白涛),1940年出版了《新闻学》(戈公振)和《日报期刊史》([法]淮尔)[7],1941年出版了《综合新闻学》(任白涛);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东文化社出版了《国际新闻读法》(张东莼)等。西南地区的重庆和中南地区的长沙(尤其是长沙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由于政治、军事的原因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而全国各地的新闻学会也开始出版自己的主张,如1929年四川新闻学会出版的《报学讨论集》,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出版的《新闻学研究》(1932年)、《新闻学概观》(1935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的《新闻学》(1930年)、《新闻学论集》(1933年)等[8]。

(四)日伪政权出版系统性教学新闻学出版物

在国民政府前期,日伪政权借着战争之力开展愚民教育政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奴化伪满洲国区域的新闻工作者,看似出版了系统性的教学、指导工具书,实则在其中大力宣传愚民主张。

如1938年出版的《京津新闻事业之调查(调查资料第2号)》,内容为关于北京、天津新闻事业历史及现伏的协查報告[9],在其中进行恐吓和诋毁,试图混淆视听。1940年的《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讲义录》是根据“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讲稿编辑而成,收录了《新中国的新闻通信问题》(佐佐木健儿)、《华北新闻纸之使命》(大矢信彦)、《现时局中报道者之任务》(松井大佐)、《新闻文化史》(贺逸文)等20余篇文章。这些文章究其根本还是极力毁损国民的思想。1941年的《社论写作》内容为评论家应具之修养、文字之种类、社论之结构、民主与独裁概论、世界各国之政体及其洲属等10章。而《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讲义录》还包括“华北新闻记者第二届讲习会”讲稿。收录了《训辞》(王揖唐)、《新闻的两种区分》(管翼贤)、《报纸研究》(林敬尘)、《社会写作》(李春鹰),《新闻经营论》(凌抚元)等40余篇,收录的均为日伪政权中的中国人文章。而《中央电讯社第一年》由南京中央电讯社出版,内容分为摄影、图表、发刊词、状况、会议、法规等,卷首有汪精卫等人的照片及“宜传工作人员训条”,目的在于宣传伪满洲国的殖民政策。

三、國民政府后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状况(1942~1949年9月)

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的相关书目统计,国民政府后期出版的新闻学类图书总计167册,约占民国时期新闻学类图书出版总数的50%,包括专著、中国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史等种类,其中专著多达21本,通讯社与报社有35本,中国新闻事业方针政策有12本,其他类别尽数就不一一列举,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新闻学类出版图书的特征为“探索未来”,这一时期的出版物多侧重于新闻业的经营管理、理论联系实践以及国内外的新闻事业,从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抗战胜利再到解放战争,中国新闻界的学者在着力探索中国未来的新闻业走向。具体还有以下特征。

(一)多个政权对中国新闻业方针政策的探索

与国民政府前期的中国新闻业方针政策所代表的单一政权不同,国民政府后期,在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政权、组织力量均试图探索中国新闻业未来的政策发展。

如1942年日伪政权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出版的《新中国新闻论》,探讨了大东亚建设和宣传、新中国建设与报人之使命、报纸的新理念、报人和新国民运动、报纸的企划和技术等7个话题。其殖民愚民的本质导致其新闻业的目光狭窄,一昧限制与隐瞒,并不适合中国新闻业的发展。

而国民政府在这一阶段反而缺少含金量高的探索专著出现,仅在1947年由南京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了《蒋主席新闻工作语录》,收录了蒋介石1946年3月至1947年5月期间的讲话摘录,分为工作原则之启示、工作制度与权贵、组织与训练、工作方法与技术等六部分。

中国共产党方面,1944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收录了《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贯彻全党办报方针》及胡锡奎、王延春、李大章等有关加强党报工作的论文20余篇;1946年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出版的《新闻工作指南》收录了《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有关新闻工作的社论、论文若干篇;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出版了《新闻工作选辑》,收录了《党与党报》(解放日报社论)、《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论我们的报纸》(列宁)、《报纸是教科书》(乖木)、《献给敌后青年记者》(陈克寒)等15篇[10];1949年华中新华书店出版了《新闻工作文献》,收录了包括党对新闻工作的指示、决议及报纸社论,如《论我们的报纸》(列宁)、《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作风》(周杨)、《人人要学会写新闻》(乔木)等40余篇;晋绥日报社1949年出版了《新闻业务文选,》收录了《党与党报》(解放日报社论)、《论我们的报纸》(列宁)、《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 (陆定一)、《反对“客里空”作风建立革命的实事求是的新闻作风》(周扬)、《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等39篇有关新闻业务的文章;除此以外还有《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新华社济南分社出版的《新闻工作》等。中国共产党对新闻工作的探索容纳了多方观点,并通过公开实践讨论逐步调整,寻找最佳方案。

此外,1944年新闻战线社出版的《新闻事业建设论》收录了《三民主义的新闻建设》(马星野)、《今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之体系》(李丽水)、《发展全国新闻事业自议》(张志智)、《报业的几个基本问扭〕(桂伯励)等21篇论文;1944年重庆的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战时新闻工作途径》谈论了战时新闻政策论、战时新闻事业论、战时新闻记者论、海外新闻工作论、国际新闻事业论、新闻与新闻纸论六个话题,作者田玉震还在卷首将《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林故主扁生前对作者的谈话》作序等。无党派、中立学者也在潜心研究和探索中国未来新闻业发展之路,可谓群策群力,众志成城。

(二)战时新闻成为主流话题

抗日统一战线的阶段性破裂,为战时新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话题。在这个阶段,战时新闻实践技巧、新闻工作者的培养成为学界最受关注的问题。

如1944年田玉震出版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分析了战时新闻政策论、战时新闻事业论、战时新闻记者论、海外新闻工作论、国际新闻事业论、新闻与新闻纸论等[8];而程其恒的《战时新闻报业》介绍了抗战以来新闻事业情况,包括当时的28个行省,蒙古、西藏两地,重庆、上海等大都市的情况。在1945年张西林出版的《最新实验新闻学》的18个章节中,除了报业管理、新闻写作、各国报业概况、新闻教育、新闻自由等重要内容以外,也将“战时新闻”列为重点;相似地,刘豁轩1946年出版的《报学论从》也收录了《明日的中国报纸》《报纸与罪恶新闻》《中国报业的演变及其问题》《报纸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报纸与社会服务》《战争时期的报纸》《此次欧战的宜传》等11篇与战时新闻相关的文章;以及1947年新华社东北总分社前线分社出版的《怎样报道战斗和战役(记者手册)》,重点讲述了军事报道的写法,列举苏北涟水战役、辽东柳南战役、陕北保卫战等战役的报道优劣之处;以及引进美国学者穆德的作品《美国的新闻事业》,也主要展现了美国报纸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纸之合并与系统、几张著名报纸的情况、小型报、广告与发行等情况。

四、结 语

民国新闻学类图书出版的特点变更与理念的嬗变呈现的最大特点为:跟着战争走、跟着新科学走。民国时期是中国新闻学思潮从流入到铺天盖地的时期,可以说战争的输赢和新闻界的导向不无关系。这种影响力在其它学科层面的印证远远不如新闻学明显,这使得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历史脉络和特征更加明显,并得到历史的确切印证。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新闻学类出版业缺少的是“平衡”二字:华东多,其他地区少;《申报》《时报》独大;日伪政权中文出版物流入国民生活,这些都是社会的“不平衡”展现出来的。华东经济强,其它地方弱;大报纸势力范围强,其它声音弱;上层统治者话语权强,广大民众弱,由此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国民政府前期新闻学类出版业可以概括为“觉醒”二字,因为“觉醒”了,才知道新闻不是束之高阁的,要充分运用到实践当中,而不是泛泛而谈就可以改变国情;因为“觉醒”了,学者、名人才敢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努力拼搏以开“民智”;因为“觉醒”了,各地才呈现出遍地开花的繁荣,而不只是盲目迷信所谓的“大报”;但我们觉醒的同时,日伪政权也紧随其后,炮制出一整套新闻学的教材。国民政府后期新闻学类出版物中蕴含的就是“希望”二字,无论是对未来新闻业政策的探索,还是对战时新闻的研究,国民期盼的不过是和平的生活,因此在战争的中后期,隐含的希望是获得胜利不可缺少的条件。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新闻学类出版物的研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获悉这个历史阶段新闻业的发展,除了对概况有一个大致的理解之外,还有许多出版物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这些书籍作为了解民国时期的报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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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