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

摘 要：随着我国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时代要求。如今，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并借助扎根基层的优势，深度参与基层治理模式创新。本文将从基层治理主体、途径以及内容三个方面，探究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并立足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状，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治理还需要解决强化群众话语权和媒体监督职能、深度融合新媒体和新技术以及拓展经营模式实现自我造血等问题。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基层治理;媒体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2-0030-04

一、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治理的概念及关联

如今，媒体融合已成为时代发展趋势，影响着媒体产业的经营与发展。尤其是2014年《关于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颁布后，媒体融合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并在落实过程中逐渐从央级媒体纵深至地方媒体。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同年11月，《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的颁布更是表明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经上升至国家层面。由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从学界的视角来看，围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较多聚焦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模式、路径以及功能等方面。从当下的发展需求来看，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2019年1月15日，《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颁布，从技术架构、业务服务、运行维护、网络安全等各个角度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进行规范，并界定县级融媒体中心为“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媒介，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媒体平台”。从中可以看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内涵及外延是颇为广泛的，其不单单聚焦在媒体职能上，而是充分发挥平台作用集成多元功能实现运作。正如胡正荣教授谈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应放在更高的区域治理高度和更大的智慧治理范围内考虑，其应该助力实现信息治理体系和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从这个角度讲，深度扎根基层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将会驱动基层治理的革新。

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首先必须明白的是，治理不同于统治，从全球治理委员会较为权威的定义来看，“治理是指各种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相互冲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了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和规章制度，也包括由人们统一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制度安排”[2]。可见，相比统治，治理有更广泛的主体以及更强调合作协调的过程，从定义来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治理的主体、治理的途径以及治理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基层治理圈定了治理的地理范围为基层，覆盖我国乡镇（街道办）、村（区）等广泛基层行政区域。基层治理属于社会自我治理的范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基层的延伸，能直接对话基层群众，满足基层群众的多元需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今，在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当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对基层治理的影响与赋能是毋庸置疑的。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影响基层治理的三个方向

如今，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其建设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通过横向对报纸、广电等媒体机构以及县内宣传、文化部门等资源的整合，实现机构重组以及管理运行机构的革新，实现人才、技术、数据、平台等各类资源的纵向打通，构建开放式信息融合与输出平台。从本质上看，县级融媒体中心最为基本的仍是发挥媒体功能，进行舆论传播和引导。但是实际上，县级融媒体中心在综合各方资源搭建自身业务架构的情況下，其所扮演的不仅是媒体信息传播的角色，而是基层综合服务的平台。因此，从基层治理的视角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体现了为各方提供综合服务的可能性，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延伸，并且融合新兴媒体，升级技术架构，打通多方数据，落实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实现基层治理的创新。从治理的定义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对基层治理的影响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探讨。

（一）影响基层治理主体的结构与话语权力

基层治理属于社会自我治理，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有很强的社会自主性。目前，我国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很大问题就是基层治理主体虚置，人民群众缺位，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发挥主要作用，地方组织和媒体机构虽然有一定声量但是还未达到“社会自我治理”的程度。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问题所暴露出来的基层治理主体结构单薄以及话语权力不平衡的问题，其建立之初就聚集了包括政府宣传部门、地方媒体等多方资源，并为地方组织机构和当地群众提供治理参与平台，给予地方组织机构、地方媒体尤其是地方群众更多话语权，去真正落实多元治理主体支持下的“社会自我治理”。

因此，大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之初就将“+政务”作为重要职能，一方面，上线政务工作平台;另一方面，推出政务相关融媒体产品。例如，江苏省邳州市在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时，就将“政务云”作为重要项目，现已吸引全市50多家政企单位合作，接入城市服务项目28个，并成功上线“银杏云”平台，打造手机问政平台。此外，融媒实验室创作推出的“@邳州人，书记喊你加入群聊，讨论这件事”H5互动产品，征求当地群众对邳州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可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府单方面的规章制定作用，强化了地方机构尤其是人民群众的治理积极性，对基层治理主体结构及话语权有一定的优化调配作用。

（二）实现基层治理途径的拓展

如今，新媒体促进了新的传播权力结构生成，分化原本较为集中的政治话语权力。在当下网络媒体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为各方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非常便捷的渠道，以往政府公告式的封闭治理模式被打破，基层治理途径变得更加多元与开放，媒体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建设过程中，融合了多元渠道，包括广播、电视、门户网站、微信、微博等多种媒体资源，并通过技术赋能进行媒体运作流程再造，实现“一次采集、多次发布、全媒传播”，推动信息广泛触达。

在此基础上，多元基层治理主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基层治理，且形式丰富多元化，不仅局限于简单的图文，除了上文所提到的邳州融媒实验室的H5互动产品此类形式外，短视频、直播等也成为基层治理的创新途径。例如，山东省岚山区融媒体中心形成了“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头条号+企鹅号+抖音号+X”的全新融媒体平台，提供多元媒体渠道;五莲县融媒体中心开辟政务监督和民意表达新渠道，通过全媒体开设曝光专栏、开展电视问政直播等方式。县级融媒体中心聚集了多方媒体资源，充分落实社会治理创新推进过程中“媒体合作”，并在全媒体渠道覆盖的情况下，开发新的形式与方式，不断革新基层治理的途径。

（三）助力多元基层治理内容的实施落地

基层治理不单单是行政层面的治理，还包括思想舆论、精神文化、社会经济等多个领域。一般来讲，基层社会治理在价值取向上有四重目标，即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共同富裕[3]。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基层治理的内容是多元的，既包括对基层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同时也包括各项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但是从我国目前基层治理的现状来看，由于受到基层治理主体缺位以及基层治理途径局限的影响，基层治理内容更多聚焦在基层政府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并且受到渠道资源、优秀人才匮乏等种种局限，在治理手段实施方面暴露出诸多缺陷和矛盾，导致多元化的基层治理内容较少实现落地实施。而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既是县域主流舆论阵地，也应建设成为本地化综合服务平台和高效率社区信息枢纽[4]。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实现了各方资源的集聚，可以实现统一调度调配，保证资源利用目的一致性以及充分性;另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成为综合性的信息服务平台，覆盖各项服务信息，实现多元化治理内容的落地。目前，大部分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建设过程中均将各项本地服务职能考虑在内。举例而言，江西省分宜县在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过程中打造了独立客户端“畫屏分宜”，集成所有媒体资源，为市民提供涵盖教育、医疗、就业、旅游、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的服务。北京市平谷区融媒体中心实现了“信息源+新闻+政务+服务+电商+短视频”高度融合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正在朝着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持续推进。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赋能基层治理还需解决的问题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的主体、途径以及内容，全方位助力基层治理创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时间较短，且很大程度上由政策力量驱动，带有很强的行政任务性质。并且，我国基层发展不平衡性明显，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所获取的资源支持以及所面临的发展环境也各不相同。种种因素驱动下，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面临优秀人员匮乏、资源覆盖不足等诸多问题，同时也影响到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治理的种种方面。从基层治理的三个角度来看，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还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强化基层群众话语权和媒体监督职能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紧抓用户需求，更好地引导、服务群众，以基层用户为核心，重构基层舆论生态。实际上，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背后强大的政策驱动力，部分县区在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过度重视行政任务的落实，忽视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仍以传统媒体建设思路为主导，以固守、僵化的思维复制“建设模板”，重视媒体信息告知功能的塑造与强化，对政府宣传部门及县级媒体进行简单整合，强调政府宣教的主导地位，忽视了与基层用户的互动以及对其需求的了解，从而导致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基层政府信息公告的“传声筒”，忽视了基层群众的声音。这与基层治理过程中提升基层群众话语权的目的背道而驰，是必须调整的建设思路。与此同时，正如丁和根教授所言“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功能，选择集中性地对某些事件进行报道，形成社会舆论，促使被监督对象做出改变”[5]。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媒体的重要形式，需要承担一定的监督职能。特别是在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除了要承担行政宣传任务外，还需要注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落实“问政于民，服务于民”，在倾听基层群众意见的同时，主动发挥媒体监督职能，督促政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二）重视数据、技术融合建设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应该重视提升与新兴媒体、技术的深度融合，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拓展更为多元的信息传播方式，满足基层治理途径丰富性的需求。但是实际上，在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新技术、新媒体的融合程度并不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基层资源及人员匮乏，技术、设备落后，建设经验不足，无法真正落实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各项功能;另一方面，则由于体制机制限制、利益分割以及能力局限等多方面因素，部分机构部门之间资源、数据等难以实现深度打通融合，尤其是垂直管理的数据打通难度更是十分巨大，导致县级融媒体建设过程中缺乏整合性基层技术、数据支撑，在运营框架搭建方面存在巨大问题，更难谈及新媒体、新技术等的融合。目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颇为依赖省级主流媒体的技术架构支持。例如，江苏广播电视总台的“荔枝云”支持了洪泽县、沛县等地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这种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县级融媒体的技术投入成本，但也提醒着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在省级技术架构的基础上，基于自身发展情况开发出特色化的技术体系，切莫盲目模仿造成资源浪费。

（三）构建支持经营发展的盈利机制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必须重视经营模式的规划与建立，不能仅依靠政策支持、行政拨款等实现运作，要搭建起能支持其生存发展的“血肉”。这就要求县级融媒体建设不应该仅聚焦在信息传播功能上，而是应立足于商业经营，从广告、电商、用户付费、增值服务等领域全面延展，实现基层治理内容的丰富化。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在于较为依赖行政驱动力量，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经营模式单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目前较为集中在“政务+新闻”功能，忽视了其他内容形态的拓展。县级融媒体中心若要实现长期的生存发展，就必须从多方位服务基层群众的角度出发，充分拓展基层治理内容，开拓媒体类（如活动、视频）、用户类（生活电商）、数据类（智慧城市）等多元商业经营模式，实现运营盈利。只有构建起较为合理可行的“造血机制”，县级融媒体中心才能拥有更多资源、资金实力去支持业务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主性，保持长期经营和发展活力。

四、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6]。县级融媒体中心深入基层社会，将会持续创新基层治理方式，驱动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深度延伸。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县一级的基层建设情况复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颇为多样，这会对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基层治理产生阻碍，真正寻找到解决方案还需要从实践中持续摸索。目前，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延庆区、玉门县、长兴县等均有一定程度上的建设模式突破，未来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将如何深层创新基层治理模式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 胡正荣.打造2.0版的县级融媒体中心[J].新闻界，2020（1）：27.

[2] 邓倩.成都完善新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7.

[3] 贺新元.我国基层治理的症结何在[J].人民论坛，2018（8）：63.

[4] 赵乐韵.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更好服务基层社会治理[J].国家治理，2019（22）：26.

[5] 丁和根.媒体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角色与维度[J].新闻与写作，2021（5）：12.

[6] 方提，尹韵公.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N].光明日报，2019-09-23（005）.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