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琳

摘 要：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科学传播领域的CSSCI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此类研究聚焦学科属性定位、传播历史脉络、媒介演化规律、风险效果认同、传播主体责任、学术媒体职责等，视野开阔，背景丰富，实践导向强烈。故建议吸纳一线科研人员开展深度合作，拓展以媒体为中介的科学信息与社会的关联，升级大数据挖掘和个体跟踪评估。

关键词：科学传播;知识图谱;Citespace;文献计量

中图分类号：G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1）12-0005-04

一、研究背景

科学传播指使用恰当的方法、媒介、活动和对话，引发人们对科学的意识、愉悦、兴趣，形成观点和理解，帮助参与者增强科学意识、理解、素养和文化的活动[1]，日益成为赋能科技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用Citespace软件，数据来源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收录文献，搜索日期为2020年12月31日。检索条件为主题含有“科学”“科技”其一，且含有“传播”“报道”“新闻”其一，共得到881条结果。通过数据清洗，人工剔除重复收录、主题不相关、信息不完整、报道和书评类样本，形成包含543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库。

三、科学传播研究结果分析

（一）文献年代分布及知识生产脉络

如图1所示，发文数量总体上升，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7年为积蓄期，年发文量处于10～20篇;2008～2020年为波动增长期，年发文量26～46篇，并以3～6年为周期，呈波动式增长。

2008年，汶川地震等社会风险信息获得空前关注，发文数量为历年最高。2011年，受福岛核泄漏事件影响，危机应对、谣言破除、公共理性成为研究关键词。此后，受到全媒体科普格局带动，科学传播研究保持着较高的数量和品质。

（二）学术共同体建设情况

在图2的合作网络图谱中，作者节点数为42，边数为21，网络密度为0.0244。整体网络结构较松散，连线较少，密度偏低，说明作者合作紧密度较低。

研究样本中作者为701人，撰文3篇以上的仅13人，5篇以上的仅8人，核心作者较为集中。从表1高产作者及其单位我们可以看出，合作状态松散且不固定。

研究机构中成果较多的是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他们在传播学研究中积淀深厚，一些还设置了科学传播研究机构，如湖南大学科技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科普研究所媒体科技传播研究室、中国科学院科技传播中心。一些深耕科学传播的研究机构合作较为紧密，形成核心机构和作者群。

（三）刊发来源分析

样本来源于131种期刊，覆盖27个专业类。新闻传媒类期刊发文量接近35%，居于首位。单个期刊发文量前5位的为哲学类《自然辩证法研究》、出版类《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新闻传媒类《新闻记者》《新闻界》、科研管理类《科学学研究》，发文量均超过20。前10名还包括《编辑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新闻战线》《现代传播》《科学与社会》。

（四）研究热点分布：基于共词分析

科学传播研究高频关键词图谱中，节点数为588，边数量为876，网络密度为0.0051，出现7次以下关键词不显示。科学传播、科技传播、大众媒介等词处于中心位置。

表2列出了科学传播研究前10的高频词和高中心度词。前7位关键词都出现在2000年前，且频次遥遥领先，2004年出现的大众传播、传播效果，2006年的传播模式，2012年的新媒体、2013年的转基因，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科学传播学科定位和理论架构的认识演变轨迹。中心度前5位的关键词中心度超过0.1，该领域研究高度聚合性。

（五）研究热点横向分布：基于关键词聚类分析

以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为依据，归纳出科学研究6个热点议题。

1.科学传播属性和学科分析：主要涵盖聚类#0科学传播、#8公众科学和#9影响因素，关键词包括大众媒介、双向互动、普通公众、科学报道、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的民主治理等。注重探析科学传播的属性和学科定位，厘清科技传播、科普等概念，爬梳中西方学术发展史，通过对比立场、途径、主体、框架追本溯源。高被引文献前5位均属于此类。

2.科学传播的历史镜像：主要涵盖聚类#1科技传播、#3传播效果和#7生产资料，关键词包括民国时期、二十世纪、科教兴国、知识宝库、公民科学素养等。如聚焦近代传播史，分析了《东方杂志》《新青年》《科学》等刊物，在传播科学理论与科学精神，促进民众科学启蒙和国家科技发展中的贡献[2]。

3.科学传播的现代模式：主要涵盖聚类#2科技传播、#5信息传播和#6传播模式，关键词包括不实信息、科技事件、公众参与、孵化生产、效果评价、对话模型等。关注在传播形态融合、媒介社会化进程中，科学传播的模型、形态和效果的演化轨迹，新媒体科普成为广泛研究素材。

4.科学传播与风险接受：主要涵盖聚类#0科学传播、#2伪科学和#4微信公众号，关键词包括风险社会、雾霾舆情、科学信息、科技传播能力、内容分析、科技争议、知识创新等。此类研究从重大事件入手，剖析媒体关于公共危机的叙事框架和風格，实证研究受众对风险议题的态度和认知，构建风险传播模型，优化风险信息传播策略，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5.科学传播的主体责任：主要涵盖聚类#0科学传播和#2伪科学，关键词包括价值、公众参与科学、科学素养、民间科学爱好者、普通公众、科学家、科技民主等。以当下主流的对话模型为基础，探讨科学传播中传授各方的信息需求和价值体现途径。科学家（科学共同体）应和社会大众双向对话，与媒体建立整合机制，同时对科学展开内省和理性批判[3，4]。

6.科学传播与媒体使命：主要涵盖聚类#1科技传播和#5信息传播，关键词包括科学普及、学术期刊、社交媒体、科学新闻、科学中心、科学社团等。大多借助传播学框架探究学术期刊的效能优化途径、圈层拓展策略，认为期刊在科学传播中具有更重要的效能[5]。

（六）研究热点纵向分布：基于时区的共词分析

1998～2004年，探究以传播动力增强科技生产力的路径，以及科学家参与行动的意愿、因素和效果，辨别伪科学、理解科学的效果。关键词为公众理解科学、国家创新体系、技术创新扩散、知识经济等，研究视野多为新闻学、科学哲学、科学学，方法为观察法、思辨法等。

2005～2014年，结合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研究范围和内涵拓展，瞄准福岛核泄漏、转基因、PX项目等案例，探究专业科学知识、公民科学意识和社会科学能力的互动转化关系，以及媒体的作用和责任。研究视野融入史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方法增加文献分析法、比较法、实验法等。

2015年至今，深思媒体与科学的关系，探究朴素公共伦理、和谐人情社会与新闻专业主义之间的平衡，分析科学媒体化的产生背景、表现形式、影响效果、舆论极化风险，试图弥合媒介，放大社会风险带来的人际关系疏离。数据决策、人工智能等前沿理论，归纳演绎、质性研究等方法进入研究视野。

（七）资助项目分析

受到研究基金资助的论文188篇，占比34.6%，绝大多数为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高校基本科研项目等。而连接产业的研究鲜见，侧面反映出该领域未打通产-学-研结合，孵化成果较少。

四、总结与讨论

（一）探究谱系的学术自觉和理论先导的学科意识明显

学界一直积极厘清科学传播的研究目标、价值内容和内涵外延，力图在交叉学科版图中构建起独立的知识框架和理论体系。一些学者遵循传播学的发展逻辑，顺应媒体发展潮流，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论证的研究视野，在汲取西方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科学传播和科技信息服务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二）研究视野开阔，学者背景丰富

该领域发源于科普实践，又借助传播学理论指导实践。一些学者兼具采编实务和学理探究的经历，一些学者融合本土考察和海外研学，理论和实践的多维度循环反复，赋予该领域以理论高度和实践广度。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或以科学实证态度，或以哲学批判精神，或以社会观察眼光，在研究中碰撞出火花。

（三）问题研究意识强烈，实践导向显著

学者始终以分析解决问题为靶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科技发展和民众认知实际、科教兴国战略等背景下，结合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媒介场景，把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例如，把研究与中西部发展、农业科技关联，以神舟五号、转基因、地震灾害、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直接研究对象，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逻辑起点，理论联系实际地提高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使大众共享研究成果。

（四）学科积淀不深，研究尚未形成体系

目前，科学传播作为传播学分支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晰，但与其他分支相比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鲜有固定的研究共同体。其中，公共卫生、医学等与社会关系较为紧密的科学传播研究較多，而较为高深晦涩的科学知识的传播量和反响均不足，遇到突发社会风险，谣言容易发酵。此外，研究者与科研人员的合作深度不足，研究深耕不够。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主体：吸纳科研人员深度合作

加强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的专家沟通，同时与科学研究专业人士密切合作，借鉴他们扎实的理论功底、成熟的研究经验、丰富的研究工具（数据库、语料库、舆情监测系统等），开展多机构的跨界合作。同时，构建促进学科发展的知识共同体，强强联合携手“破圈”，丰厚科学传播研究的智库。

（二）研究视域：拓展至科学信息与社会的关联

科学传播研究的不仅是科学技术如何推广普及，科学信息更是以媒体为中介，科学信息在推动社会发展、突显人的核心价值上的体系和策略，探讨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弘扬科学精神。目前，不少学者已把科学传播置于国家科技发展蓝图中，置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时空对比中动态审视。今后，科学传播与社会治理、科学传播中的文化符号、科学传播与社会风险把控、视觉传播中的科学信息等社会层面的深度思考，将带动既往研究升级。

（三）研究方法：采用大数据挖掘和个体跟踪评估

目前，与新老媒体交织、复杂传播格局匹配的研究方法应用不多，与传播文本几何增长对应的研究工具使用不足，与人工智能关联的大数据模型凤毛麟角。科学传播应积极借鉴其他领域经验，利用数据挖掘、可视化分析、统计分析等工具，拓展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口述史等质性研究方法，开展对科普人员的深度访谈、对受众的传播效果跟踪评估，发现未来研究的蓝海。

参考文献：

[1] Terry Burns， John O'Connor， Susan Stocklmayer.Science Communication：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J].Public Understand of Science，2003，12（2）：183-202.

[2] 陶贤都，邱锐.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28（6）：68-72.

[3] 梁德学.科学传播中“公共领域”的建构与维持[J].新闻界，2012（11）：16-19.

[4] 赵芳.科学研究应用中的科学家责任论析[J].中州学刊，2013（10）：95-100.

[5] 蔡东汉.科学学术期刊的传播特征[J].编辑学刊，1993（3）：53-55.

[责任编辑：杨楚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