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易桦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一、研究背景

中国的传统与外来的文化在中国近现代这个历史时期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与交汇。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感叹：“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1］96他认为，外来思想的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1］99。当西洋思想涌入中国之时，我们恰恰不能忽略的是中国传统思想构成了其文化接受的历史前提。

五四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大规模学习与接受。中国现代文人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在心灰意冷的痛苦中，用文学作为他们服务政治的上佳选择，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梁实秋曾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分析了这一现象，他认为：“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似乎有偏枯的趋势。到了最近，因外来的影响而发生所谓新文学运动……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2］在1925 年“五卅运动”之后，这种“热情”便具有了革命的内涵。“情感的政治化”成为这个时期思想界的主要特色。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热情”“浪漫”与“狂热”似乎成为当时文学界流行的特质。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距离说”的引介和与之相关的“静观”的审美观照方式与超然的审美胸襟的显现，作为一股潜流，在王国维、朱光潜、周作人等一大批中国现代美学家心中流淌。“距离”“静观”“超然”等字眼似乎更符合中国人情感中“偏枯”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