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秋实

在我国，公章、专用章、部门章等各类印章在以公司为代表的私法人的运行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合同到各类单据，凡有文书处，皆可见印章。在公司发生控制权纠纷时，印章是各方控制、抢夺的第一对象。在涉及公司的合同案件中，当事人也总会争辩印章的有无、真伪、类型等问题，然而，对这些问题的法院判决却复杂多样、彼此不一。

实践中如此重要的印章，在立法上处于语焉不详的境地。现有规则主要从两个角度规制印章。一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490、493条为代表，这两条在确定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时，将盖章和签名、按指印并列，这也是很多条文对待印章的态度。另一种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13、14条为代表，将印章作为代理表象和相对人信赖是否合理的判断因素之一。不过，这些条文没有明确说明印章对公司行为的作用与效果，并不能回应和正当化实践中当事人对印章的重视。

对于规则供给不足和实践普遍需求之间的矛盾，理论已经有所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颁行时，已经有学者对印章进行了初步研究，注意到印章的核心问题是当事人是否受约束，认为在公司是合同当事人时，通常需要加盖印章才能使行为成立、使代理人获得权限。〔1〕参见尹西明：《合同中的印章问题》，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1期，第3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