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哲

一、导 言

中西法学交流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研究的重心，其中关于法律移植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1〕代表性文献包括何勤华：《法的移植与法的本土化》，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第3－15页；李秀清：《中国近代民商法的嚆矢——清末移植外国民商法述评》，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26－140页。最近，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对具体制度或者概念的移植进行分析上，参见陈新宇：《继受与变革——以日本过渡刑律下“断罪无正条”与“不应为”的变化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08年第3期，第107－118页；李启成：《法律继受中的“制度器物化”批判》，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第191－208页；鲁楠：《正法与礼法——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法文化的移植》，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1期，第28－51页。我国在20世纪先后移植欧洲法典、苏俄法律，改革开放后又为了加入WTO而大规模参考外国民商法修订法律，这样的历史经验使得理解我国现行法几乎离不开对制度移植的研究。〔2〕参见孙宪忠：《中国近现代继受西方民法的效果评述》，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第166－174页；王晨光：《法律移植与转型中国的法制发展》，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第25－35页。除了制度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果重视中西交流在彼此法文化演变中的作用。〔3〕参见李秀清：《中法西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于明：《晚清西方视角中的中国家庭法——以哲美森译〈刑案汇览〉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190－208页。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立法文本，而是法学知识与法文化的形成过程。随着研究素材的丰富和深入，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具体历史时刻的中国现实对制度与知识形成的塑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