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龙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国便动用AI影像诊断、智能测温、行为追踪软件等人工智能技术手段来发现和定位受感染人群，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在最广泛人群中锁定疫情的传染源，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曾收集和保存了大量涉及公民个人生命、健康、活动、位置等的敏感信息。在疫情的特殊社会背景下，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与外界发生接触的可能性增加，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风险之中。

信息收集过程中的风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依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政府被赋予了在紧急状态下针对紧急事务所享有的特别处置的权力。如在疫情期间，为了社会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政府可以采取强制的手段收集和保留公民的身份、健康、位置、行踪等基本信息。政府、机构所拥有的紧急处置的权力，从保障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来看，站在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上考量，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且正当的。可是，当政府、机构动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大量收集和保留涉及公民个人生物健康、位置行踪等敏感信息，人们在被迫让渡个体的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以及人身自由给政府的同时，也会思考，政府动用人工智能技术强制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正当合理性在哪里？是否过多地打扰了个人私生活？另外，政府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和边界在哪里？是否会侵害到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