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改造国民性”话语下的音乐美育观

2021-01-01叶洁纯

歌海 2021年5期

[摘要]“美育”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从德国思想家席勒的美育思想中习得，用以解决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自传入中国以来，“美育”与国民性改造话语交织共生，其内涵和功能被重新阐释，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20世纪20年代音乐精英对“美育”的定义和对音乐“美育”功能的理解中，可以发现，音乐因其具有美育功能而被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在改造国民性话语下，音乐被蒙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其自身的独立价值需要被重新认识。

[关键词]民国初年;改造国民性;音乐;美育;功利主义

“美育”这个概念，经过百余年的使用，早已被常识化了。在已形成的固有观念中，它与“德育”的对应关系正如“启蒙”与“救亡”一样，成为解读中国近代史的一对视角，同时也是一个死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学界对“美育”的界定莫衷一是，有情感教育、美感教育、感性教育和人格教育等说法。1应当指出，这种概念的混乱与复杂性正是产生于其被译介和接受的过程中。实际上，“美育”话语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从德国思想家席勒的美育思想中习得，并用来解决中国国民性问题的一剂“良药”，它自入中土以来，其内涵和功能就被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美育既不总是构成德育的对立话语，更不是与外在的国家社会毫无关联，相反，美育总是与国民性改造，与民族、国家和社会密切交织。从20世纪20年代音乐精英对“美育”的定义以及对音乐的“美育”功能的理解中，可以发现，音乐因其具有的美育功能而被用作改造国民性的一种工具，参与了国民性改造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进程。在改造国民性话语下，音乐被蒙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音乐的社会功能被突出和强调，而其自身的独立价值需要被重新认识。

一、“美育即情育”说：“美育”译介及其内涵的嬗变

“美育”（Asthetische Erziehung）这个概念源自席勒，为蔡元培所译2。席勒在《美育书简》中将“美育”定义为“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3目的在于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在席勒看来，现代文明的发展和国家机制的变化导致了人性的分裂和异化。为此，他试图通过美育，一方面激活人的感性，恢复人性的完整，另一方面则进一步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在席勒的美育思想中，虽然美育的功能具有多样性，但是，其最根本的功能是促进和培养人的鉴赏力，强调的是人的感性价值。然而，当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引進“美育”并用于改造和培养中国国民性时，对其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发展出“美育即情育”说。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阐明教育之宗旨在于培养“完全之人物”，即个体国民的身体以及精神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他根据康德的关于人的心灵能力的“知”“情”“意”三分法，将人的精神分为知力、感情和意志，分别对应真、美、善，而这三种能力的培养分别需要三种教育，即智育、美育和德育，由此将美和人的感情联系了起来，把美育定性为情感教育。王国维认为社会之罪恶、人心之苦痛的根源皆来自于“一己之利害”，而美的事物与人之利害无关，因此，当人在欣赏美时便会处于一种无利害观念的境界之中，而人的感情和道德也由此获得提升。他说：“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1在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中，美育的第一层意义是发展人的感情，第二层意义在于辅助智育和德育，从而培养出“完全之人物”。

实质上，王国维的美育论已经偏离了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席勒的美育思想中，美育的价值是培养人对于美的鉴赏力与创造力，这是其区别于智育、德育和体育的本质属性，也是其最高价值。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力，即鉴赏力。他认为对于美的欣赏所产生的快感是一种无利害的快感，它与纯感性的快感和纯理性的快感相区别，这种快感只是人的心灵能力之中“情”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但是，王国维的美育的本质是情感教育，它是促使人获得高尚而伟大的感情和道德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培养人的鉴赏力的教育，或是以体验快感为目的。王国维在《霍恩氏之美育说》一文中，译介了霍氏的《教育之心理学的原理》中的“审美教育”章节，其目的在于唤起中国知识界对“美育”的重视。译文中，霍氏将“审美教育”定性为“培养其趣味而发展其美之感觉”，审美教育的最初功能有两个方面，一是“以美术物供其娱乐之用”，一是“评量美术的价值”。②由此可见，霍氏的“审美教育”是一种关于人的感觉、感性体验和鉴赏能力的教育。霍氏认为审美的感觉、快感是人的感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他并没有将感觉、快感与感情完全等同起来，他认为美的感觉的修养应该通过耳目与灵魂的结合，从而肯定审美教育中人通过耳、目等感觉进行感性体验的能力。不得不谓缺憾的是，王国维并没有注意到“感觉”与“感情”二者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差异。与霍氏的美育论不同的是，王国维的“美育即情育”观念，实质上是目的和手段的混淆，情感、道德境界的提升变成根本目的和意义，而对美、美感的获得和鉴赏，以及人的感性体验能力则转变为手段和工具。

“美育”一词是由德语“Asthetische Erziehung”翻译而来，“Asthetische”英文为Aesthetics，其字根来自希腊文aisthesis，意为“感性知觉”。18世纪德国思想家鲍姆嘉通首先使用这个词汇，其目的在于建立一门与逻辑学和伦理学相对应的、专门研究人类感性活动的独立学科。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肯定了人的感性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赋予了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作为感性对象存在的本质特性。在音乐审美活动中，“感觉、知觉、表象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将其特有的感性特征完整而具体地呈现于主体，从而构成感受与体验的对象。主体的感性不再是手段而变为直接的目的，不再是理性认识的仆从而一跃成为真正的主人”。③在这个意义上，音乐的原始的、根本的功能是满足人类的听觉感性需要;发挥辅助德育和情育的功能，是它的派生的第二层功能;与德育、智育、体育等互相结合，合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音乐的第三层功能。然而，“美育即情育”论既不是以人的感性体验为目的，也不是以发展鉴赏力为宗旨，而是以美的对象为手段从而使人的情感和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关于“美育”，蔡元培是这样定义的，他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1这种观点代表了当时许多教育者对“美育”的认识，“美育之与情育不过用语上之区别”2。

实质上，这种观念与清末时期留日知识分子关于音乐对国民情感和道德功能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它是“改造国民性”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辛亥革命后，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是，政治、军事改革的失败，再一次刺激了知识精英对于“国民性”的关注。鲁迅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蔡元培主張用“美育”代替“宗教”以救治国民，他说：“我以为吾国之患，固在政府之腐败与政客军人之捣乱，而其根本，则在于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而毫无高尚之思想，惟提倡美育，足以药之。”4在蔡元培看来，中国社会的衰败和现代民族国家迟迟未能建立正是由中国国民的愚弱所导致的，因此，必须对国民精神、情感进行改造。他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价值，认为情感教育对于“养成完全之人格”具有重要作用，而美的对象可以陶冶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美育是实现情感教育的有效手段。于是，“美育”自然地等同于“情育”。在改造国民性话语中，国民思想情感的高尚和伟大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始终粘结在一起，在此前提下产生的“美育”观念，国民的思想和道德、感情和精神乃是理所当然要居于首位，成为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需要提高和塑造的对象，而美的对象和审美的、感性的教育便只能作为手段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

二、音乐美育：“美育即情育”说的延伸和扩展

“美育即情育”论也影响着音乐精英对音乐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音乐杂志》《美育》《音乐季刊》和《新乐潮》等刊物上涌现了许多宣扬音乐“美育”的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当时最有力的呼声，同时也最能说明音乐的“美育”功能的实质，以及音乐与国民性、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及其创办的《音乐杂志》可以看作是蔡元培美育思想在音乐领域的首要实践阵地。李文华撰写的“颂词”明白地阐述了《音乐杂志》创办的用意：“增民美感，扬我国光。载选新声，搜求古律。陶情理性，使人心日近和平，易俗移风，期国脉天然发展。”5可见，“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乐与政通”依然是音乐的价值所在，提升国民美感与国家的兴盛联系在一起。杨昭恕在一篇题为《论音乐感人之理》的文章中阐述了音乐感人的原理。他直言：“音乐者，具有最高等感人之效力者也。能使人喜，能使人怒，能使人忧，能使人思，能使人悲，能使人恐;能使人心旷神怡，能使人情志优越;能使人怀高山之思，能使人缅流水之思。要之——心理上所有之情境，音乐皆能一一感动而引起之。”6他认为音乐感人的原理在于“物理”和“心理”的共同作用，即“物质之振动”产生乐音为“听神经”所感应。他指出：“音乐之功用，乃能使人于倏忽间得之，此音乐之所以能陶情淑性，而兼能移易风俗习惯也。然则现量为何物乎？简言之，心理学家所谓‘感觉’是已。”⑦这里有个关键性要点：杨昭恕对音乐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视为对王国维、蔡元培等人的美育思想的一个矫正。王国维、蔡元培等将美育、审美教育等同于情感教育，造成了对美的感性体验与鉴赏能力和情感道德陶养之间目的与手段的混淆。与此相反，杨昭恕这篇文字所做的是指出了音乐作为人的听觉感性体验对象的独立价值，正如他所体验到的，音乐的独特性在于在听觉直观中，通过物体的振动产生出强弱、长短、高低、刚柔等声音因素从而在倏忽间满足人的听觉感性需要。然而，杨昭恕把音乐对人的听觉感性作用作为音乐之所以能够“陶情淑性”“移风易俗”的原因，这显然夸大了音乐的听觉感性功能，因为，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音乐进行国民的情感精神教育，这与他对音乐的认识相吻合。他认为：“乐者，陶情淑性之学也。”亦称为“感情教育”1，这就是音乐的意义之所在。杨昭恕还批评俗乐是“郑卫之音、乱世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认为这些“哀怨之音、淫靡之调”不但不能够发挥陶情淑性之功效，反而有碍于国民性的进步与高尚，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改良。2这些论调与之前留日知识分子对于音乐的认识如出一辙，音乐的意义和功能依然还是以情感的、道德的教育为核心。

《美育》杂志的“本志宣言”比较清楚地阐述了中华美育会的“美育”主张。这篇文章的着力点主要还是在于呼吁以“美育”为手段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宣言首先批判：“我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思想’，所以对‘艺术’的观念，也非常的薄弱。”为此，美育界的同志主张“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3这显然是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反复论述，即试图通过无利害观念的美的陶冶来净化国民青年的精神。李鸿梁在《音乐与道德》一文中明确指出，“‘音乐’是陶冶性情，涵养道德，舒畅血气，振刷精神唯一的‘美感教育’”，“要救现在冷酷、黑暗、污浊的社会，必须先要涵养他的德行，感化他的个性，从而养成他纯洁高尚的精神生活”，而“美同道德上的关系，就是能够养成我们人高雅的品性”。4在他看来，唯有音乐能够发挥美感教育，在提高国民道德、改造国民精神中必须发挥作用。

“陶情淑性”“涵养德性”等表达几乎成为了高扬“美育”思想旗帜的音乐精英重复宣称的词语，这就是音乐所具有的极大的感动力和最高的价值所在。北京爱美乐社的理想是通过社会音乐化实现社会的美化，认为：“中国不良的风俗，萎靡的习性，都可以用音乐进行改造。”5张经魁在《音乐的效力》一文中明确指出，音乐有感化社会的能力，国民的性情和精神在音乐中流露出来，因此，“音乐代表国家实际上的精神”，是“检测国民性的一种利器”。6由此可见，通过音乐促进国民性的提升与国家社会的进步始终是当时中国音乐精英的普遍意识，音乐作为重要的精神生产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表现为将音乐的意义和功能规定为对国民的情感和道德的修养方面，音乐“为国民”“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声音成为主流。

从上述可以发现，“美育”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一股颇有声势的思潮，但审美意识和人的感性生命价值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在席勒的“美育”思想中，尽管也肯定美感教育、审美教育在提升人的道德、干预社会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是培养人对美、对艺术的鉴赏力和创造力，从而肯定了人的感性能力的独立价值，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近代国人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而引进“美育”观念的，故只吸收了它所具有的对人的情感和道德教育的功能，而忽略了其自身的根本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把音乐的意义和功能简单地限定在情感、道德教育上，这显然是偏颇与狭隘的，它忽略了音乐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所具有的满足人类听觉感性体验的本质特征。从表面上看来，音乐精英虽然意识到了音乐与人的情感的密切关系，肯定了人的情感是构成完全之人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实质上，国民的情感和人格的价值仍然是依附于民族、国家的，情感的美化也只不过是“化恶向善的工具”，国民道德、精神的提升是以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进步为前提和归宿。黎锦晖就明白地说：“我们表演戏剧，不单是使人喜乐，使人感动，使自己愉快光荣，我们最重要的宗旨，是要使我们人类时时向上，一切文明时时进步……凡人都有一种理想……所以一切的人都是为着真理而奋斗，为着自由平等而劳动，任凭怎样辛苦艰难，总不愿退避，总希望理想有实现的一天，因此绵绵不绝地向前进取，因此人类常常进化，因此文化日日昌明。”1

三、结语

在民族国家的大叙事下，国家和民族拥有了天经地义的优先地位，如何将个人改造为合格的国家国民，使其被统合在民族国家这个群体之下并能够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复兴与富强而甘愿地奉献与牺牲，这成为了近代知识精英反复思考和不断探索的目标。在这种观念的制约下，知识精英都是首先从“国民”的角度来理解“个人”的价值，并将个人的几乎全部价值嵌入“国民”的身份之中，而对于它那些独立于民族、国家的其他价值也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是最高目标，音乐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始终被置放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高位上，参与改造国民性、建设民族国家的宏伟事业。当音乐被视为改造国民性的一种工具时，自然难免被蒙上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为了建设富强的国家，为了塑造具有尚武、进取、合群精神的国民，就必须创造一种能够鼓舞国民精神的“新音乐”，或者称为“国民音乐”2更为恰当。

在改造国民性话语时，音乐思想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用至上的功利主义。正如梁启超在总结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时谈到，一切所谓“新学家”“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无论“卑下者”或是“高秀者”皆以“致用”为信条。在音乐领域，大多数音乐精英都表示音乐对于一个国家的国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对国民的性格、精神、道德，乃至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前途产生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指出音乐具有的情感教育、道德教育、美感教育的功能，以及批判中国旧乐、引进西乐，再到创造“新音乐”，一切均以服务于现实的民族、国家为目的。所以，他们对音乐本身的问题并不感兴趣，既不关注音乐家，也不关注音乐的内部“世界”，而是只关注对音乐的接受者——“国民”产生的影响。不可否认，这时产生的音乐作品成为了沟通知识精英与社会民众的一种重要的媒介手段，是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国家理念的重要载体，对塑造民族共同体起到了推动作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以国家国民的视角来理解“个人”，不可避免地会忽视“个人”的独立价值。同理，从国家、民族的高度来规定音乐的特征、性质和发展道路，也必然会造成音乐风格与样式的单一性，从而阻碍了“个人”对丰富的听觉感性体验的获得。音乐作为一种精神产品，除了社会政治功能外，还有着不可替代的审美功能，对前者的过分夸大，必然会冲淡和掩盖后者，同时限制了人们对音乐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全面认识。具体言之，在“改造國民性”运动中，音乐是被视为与小说、诗歌、戏曲等有着共同价值的事物而存在的，没有音乐，知识精英照样能够运用小说、诗歌和戏曲达到启发民智、凝聚民心、再造国民的目的。如何摆脱民族、国家这个巨灵的阴影，重新认识音乐自身的独立价值，应该成为音乐家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作者简介：叶洁纯，博士，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

1曾繁仁认为“美育作为情感教育，是符合‘美育’概念的最初含义的。它与‘智育’‘德育’有质的区别，也应该

是‘情感教育’”。见曾繁仁、高旭东：《审美教育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96页。王善忠指出“美

育即美感教育”，是“培养人们感受美、认识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的教育”。见王善忠：《美感教育研究》，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第12页。杜卫指出，美育的本质是感性教育，“其宗旨是保持人的感性自发性，

保护生命的活力和原创力，维护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肉体化的联系”。见杜卫：《美育论》，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第54页。仇春霖认为，美育“其终极目的还在于完美人格的塑造，在于美化人类自身”。见仇春霖：

《大学美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13页。

2蔡元培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一文中明确表示：“美育的名词，是民国元年我从德文的Asthetische Erziehung译出，为从前所未有。”其实，早在1901年，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就使用了这个概念，“智育者教智力之应用，德育者教意志之应用，美育者教情感之应用是也”。见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79、357页。

3〔德〕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第108页。

1②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载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9，第10-11页、17-22页。

③邢维凯：《音乐审美经验的感性论原理（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1蔡元培：《美育与人生》，载高平叔编《蔡元培美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第266-267页。

2余箴：《美育论》，载俞玉滋、张援编《中国近现代美育论文选（1840-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第34页。

3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第24页。

4蔡元培：《哲学大纲》，载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第340页。

5李文华：《颂词》，《音乐杂志》1920年第一卷第1期。

6⑦杨昭恕：《论音乐感人之理》，《音乐杂志》1920年第一卷第4期。

1杨昭恕：《哲学系设立乐学讲座之必要》，《音乐杂志》1920年第一卷第3期。

2杨昭恕：《论音乐感人之理》，《音乐杂志》1920年第一卷第4期。

3《本志宣言》，《美育》19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