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明君 廣西民族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广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广西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广西政协第十、十一、十二届委员。曾任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民族艺术》杂志主编（1995-2014），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广西壮学学会副会长、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民族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艺术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主持《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项国家级课题，出版《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铜鼓文化》《生死攸关：李贺诗歌的哲学解读》等多部著作，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

一、来自故乡的民族艺术认知与熏陶

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来自故乡的影响尽管是难以明了的，但却也是最为深刻的。就我自己而言，之所以能够长期从事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艺术的研究，其基础就在于少年时代来自故乡的民族艺术感知和熏陶。

我的故乡宜州是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乡，民间的歌唱传统源远流长，可以说是无人不歌，无事不歌，无处不歌，无时不歌，歌唱就是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家通过歌唱来叙说历史、讲述故事、谈情说爱、教化社区、移风易俗。因此，歌谣艺术是我在故乡最早接触到的民族艺术。每年的中秋节也是一年一度最大的歌圩：“八月十五一条街，哥送月饼妹送鞋。哥的月饼花钱买，妹的鞋子手上来。”我的家乡北山以缺水和贫困著名，这也自然成为了民间歌谣的题材：“有女不嫁北山圩，北山挑水上楼梯。一日三餐吃不饱，芋头红薯来充饥。”我的父辈中不少人就是通过在歌圩中表现出过人的歌唱才华而与附近村子里最美的姑娘相恋成家的。男女之间的交往对唱，更是突显出过人的诗性智慧：“细雨绵绵不见天，大河弯弯不见船。三天不见妹的脸，好比家中断油盐。”乍听起来确实情真意切，打动人心，但村子里的姑娘们却是心中有数，马上就回唱道：“弯弯曲曲是树根，古古怪怪是男人。嘴巴甜甜对妹讲，眼睛斜斜看别人。”正是这种充满了诗性智慧的歌唱，滋润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也构成了家乡独特的民族艺术形式。劳作之余，人们喜爱以山歌对话聊天，调侃人生，自得其乐。山歌歌手潘志斌见好友罗尚清因为妻子去世而郁郁寡欢，便编了一首山歌来调侃，逗他开心：“十二月天翻北风，可怜尚清当寡公。被窝拿来卷起睡，好比猪仔钻猪笼。”尚清听了会心一笑，反唇相讥地唱道：“羊角有个潘志斌，走路好比猫头鹰。远看见人咪咪笑，近看是个瞎眼睛。”最后，两个好朋友互相调侃，越唱越开心，越唱越有味，竟然回家摆酒，边喝边唱。

除了山歌，戏曲也是家乡历史悠久的一种民族艺术。尽管宜州也是壮族聚居区，但并不流行壮剧，而是流行桂剧和彩调。在北山，桂剧虽然最有地位，但彩调却培养出了蒋健雄、戴云忠、祝继祯等一批颇有名气的彩调演员（前二人分别被吸收到广西彩调团和广西歌舞团）。除了小时候经常去看彩调演出，1977年高中毕业后，作为回乡青年的我也有幸参与到故乡的彩调演出之中，亲身感受彩调的艺术魅力，剧目就是大名鼎鼎的《刘三姐》。

此外，故乡一直流传的老人过世时请道公（师公）来举行祭奠仪式的习俗，也使得我有机会感知到所谓的傩舞、傩戏的文化魅力。

或许，正是这样的源自于故乡的民族艺术的感知和熏陶，才使得我能够在研究生毕业后得以根据工作的需要，跨学科地转向对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艺术的考察与研究。

二、源于文化田野的左江花山岩画研究

1991年6月，我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前身广西艺术研究所工作。机缘巧合的缘故，我很快就有机会从研究的角度接触到民族艺术——就在我刚到单位不久，恰好碰上单位组织到南宁郊区陈东村考察傩仪活动，当晚观看了平话师公戏班展演的《大酬雷》和《仙姬送子》。

《大酬雷》是在巫师祭扫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观看之后我对《大酬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动笔写成了《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1一文，认为《大酬雷》蕴含着农耕文化的内涵，其表演目的在于求雨。其次，《大酬雷》通过先民对酬答对象的选择，揭示了“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大酬雷》在娱神的掩护下娱乐着普普通通的人，消除他们对旱灾对生存的恐惧感，增强他们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

《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是我第一篇从传统文化视角来探究民族艺术的学术论文，刊发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我大学时候的老师胡大雷先生也注意到了这篇论文，便特意约我为他正在主持的项目《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写一篇论文，于是，我便选择以《粤西的傩、傩戏与傩文化》2为题，对广西的傩仪、傩戏和傩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在两千多年前用持续七百多年（战国至东汉）的时间，在绵延两百多公里的左江两岸无数个山峰的悬崖绝壁上绘制的规模宏大的岩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探究左江花山岩画的文化之谜。我自己之所以也介入到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之中，与那篇《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有关。在撰写《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雷”这一自然现象在岭南地区、在壮族文化中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雷神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自然神。因此，经过查找各种资料，再经过艺术、神话、信仰、民俗等多学科的思考，我完成了第二篇关于民族艺术研究的论文《也论左江流域崖壁画的文化内蕴》。此文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充分运用文献资料、民俗事象和民间艺术活动来深入分析左江花山岩画上的“人形蛙状图像”“铜鼓图像”“裸体人像与男女交媾图像”等主要图像，认为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举行群体性祭祀的艺术呈现，祭祀的主神是雷神，目的在于祈盼人丁的繁衍和农业的丰饶。后来，经过左江花山岩画研究专家覃圣敏推荐，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先生将此文收入《壮学论集》1之中。之后，左江花山岩画继续成为我关注的对象2，我也因此而参与了“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相关评审工作，并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策划主编了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读本丛书》，参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挖掘广西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花山骆越文化品牌”的专题调研工作，主笔完成了《挖掘广西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花山骆越文化品牌》调研报告，策划并参与主编“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图典”一书。而左江花山岩画也成为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美术史”子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美术史”的重要内容。

三、服务于文化振兴的铜鼓艺术研究

左江花山岩画尚存的圆形图像多达376个，数量仅次于人物图像。对于这些圆形图像，学术界多认为其主要是铜鼓图像。于是，借助于对左江花山岩画的思考，铜鼓也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铜鼓文化因而也成为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早在1992年，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丘振声先生邀请我为他主编的“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写一本著作，我自是非常乐意。1994年，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壮族生殖崇拜文化》一书收入“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壮族生殖崇拜文化》一书中，除了探讨壮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性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植物崇拜与生殖崇拜”“动物崇拜与生殖崇拜”，我还特意以专章“生殖崇拜文化的艺术外化”来探讨壮族传统艺术中的铜鼓、岩画、师公戏和歌圩所蕴含的生殖崇拜文化意蕴。

铜鼓艺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跨民族跨区域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它以稻作生产为背景，以铜鼓为载体，以音乐与舞蹈为基本形式，具有神人沟通、财富权势象征、民族文化象征的社会功能，以及民族多样性、区域广阔性等艺术特点。我对于铜鼓艺术的考察研究，主要是将重心放在其活态性之上，也就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铜鼓艺术在红水河流域各民族中的传承与影响，以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的保护与传承。这样的研究需要立足于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在跨学科视野的基础上从铜鼓艺术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关联切入，深入挖掘蕴含于铜鼓艺术中创造和使用铜鼓艺术的壮、瑶、苗、水等少数民族的历史变迁、经济状况和文化心理，探索其所具有的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

2003年10月27日，文化部在贵阳召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会议，会上，我负责组织申报的“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入选全国首批10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名单。同年，我申请参加万辅彬教授组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获得批准。

2003年，我撰写的论文《红水河流域民族民间铜鼓艺术保护与发展》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随着对铜鼓艺术调查与思考的深入，我完成了以铜鼓艺术为核心的系列研究论文，《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被收入《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铜鼓艺术与人类文化多样性》被收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主编的《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一书，《铜鼓艺术与生殖崇拜文化》被收入《东吴文化遗产》第3辑，《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的保护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东亚地方社会国际研讨会（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举办）宣读，《铜鼓艺术的文化多样性》发表于《中国美术研究》第4辑。

2007年，我独立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获得批准，同年，我与蒋廷瑜先生合作的《铜鼓文化》被收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2年《銅鼓文化》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2015年该书的英文版《Bronze Drums in China》在美国出版。2012年，我与蒋廷瑜先生合作的《广西铜鼓文化》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我与黄文富合作的《壮族铜鼓习俗》被收入“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到了2020年，我作为主编牵头申报的《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铜鼓文化》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名单，获得国家94万元的资助。

为了推动铜鼓艺术的保护传承，我应邀帮助东兰县成功申报“中国铜鼓艺术之乡”，并于2011年3月在中国铜鼓之乡东兰县主持首届东兰国际铜鼓文化研讨会。

上述研究既贯穿于“壮族铜鼓习俗”“田林瑶族铜鼓舞”等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以及“铜鼓习俗”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相关工作之中，也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试验区”的申报和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铜鼓艺术也同样成为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美术史”子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美术史”的重要内容。

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视域下的刘三姐艺术研究

刘三姐艺术萌芽于远古口传时代，形成于唐宋之时，成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21世纪前后达到巅峰时期，影响巨大，成为民族艺术的经典，其艺术本体主要包括以刘三姐歌谣为代表的口传艺术，以彩调剧《刘三姐》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以电影《刘三姐》为代表的影视艺术和以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实景艺术，具有传统性、民间性、活态性和综合性等特征，积淀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记忆与基因，为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成为民族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品牌与象征，为民族、区域、国家的文化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虽然我来自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乡宜州，自幼也颇受刘三姐歌谣艺术的熏陶，但相对于左江花山岩画和铜鼓艺术的研究，刘三姐艺术研究不仅在时间上比较晚，而且也不是主动性的研究。

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的彩调剧和歌舞剧《刘三姐》尤其是电影《刘三姐》的影响，让壮族歌仙刘三姐成为广西民族文化的形象代言人。但由于艺术创作的局限性，彩调剧、歌舞剧和电影《刘三姐》也让世人对刘三姐产生了一些误读，比如认为刘三姐歌谣主要是情歌，刘三姐唱歌不需要歌本，刘三姐唱的只是汉语歌谣，等等。因此，2005年宜州市委、市政府邀请我主持“刘三姐歌谣”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工作时，我并不敢马上答应。经协商，我组织了多学科的专家前往宜州考察“刘三姐歌谣”，最终保证了“刘三姐歌谣”成功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之后，作为宜州人，我坚持从跨学科的视野来审视刘三姐文化，纠正了有关“刘三姐歌谣”的误读——“刘三姐歌谣”既有情歌，也有古歌、叙事歌和风俗歌;“刘三姐歌谣”既有汉语的，更有壮语的;“刘三姐歌谣”除了即兴对唱之外，更有根据世代传承的歌本来传唱的。1

在此基础上，我针对刘三姐艺术所具有的传统性、民族性、活态性和综合性，坚持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为主导，采用文化变迁的视角，充分运用民族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学科的材料与理论，将田野考察与理论探索相结合，坚持主客位的相互结合，强调民族性，抓住活态性，针对刘三姐艺术本体构成的四个时期，围绕刘三姐艺术的文化变迁，紧扣刘三姐艺术与传统意识、现代意识、民间意识、精英意识、地方意识、国家意识、资本意识等的多维文化关联，将刘三姐艺术放在广西乃至中国特定的文化时空中多元立体地进行研究，努力理清刘三姐艺术的发展脉络，指出刘三姐艺术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巅峰期，其艺术本体由以刘三姐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以彩调剧《刘三姐》为代表的舞台艺术、以电影《刘三姐》为代表的影视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和以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实景艺术所构成;同时，刘三姐艺术本体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从民间性到现代性的文化碰撞、融合与变迁，为民族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2013年，应宜州市政协邀请，我参与主编了“刘三姐歌谣丛书”1，其中的《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荣获国家级大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2016年，广西出版传媒集团组织编撰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献礼丛书“我们的广西”，我应邀负责撰写《刘三姐》2一书，有机会把多年来关于刘三姐艺术的考察与思考呈现出来。2018年《刘三姐》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参与了广西区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走近刘三姐，走进美丽广西”读书分享活动，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人民网、《光明日报》《南宁晚报》等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反响强烈;《光明日报》发表了书评《唱不尽的广西——读〈刘三姐〉有感》，并入围了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之后，应广西教育出版社邀请，我负责主编的“刘三姐文化图志丛书”[《你歌哪有我歌多——刘三姐歌曲精选》（黄羽）、《三姐骑鱼上青天——刘三姐故事传说》（陆晓芹、戴秀敏）、《山歌好比春江水——刘三姐歌谣文化》（廖明君）、《三姐山歌天下传——刘三姐艺术集萃》（廖明君）、《歌飘山水间——刘三姐故乡名胜概览》（何珈阅）]也即将出版，由广西民族大学资助的《劉三姐歌谣风俗歌译注》的书稿也已送交上海文艺出版社。

五、源远流长的戏剧艺术研究

我研究生毕业来到广西艺术研究所从事的工作是编辑而非研究，但既然从属于研究所，自己除了完成本职的编辑工作外，也还是需要介入一些研究的。而广西艺术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领域就是戏剧。这一点从广西艺术研究所的历史沿革即可了解：1951年3月建立广西省戏曲改进委员会，1962年1月改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1985年1月改变为广西艺术研究所。

于是关注戏剧也成为了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我最初关注的是以表现桂北农村生活题材见长的剧作家王志梧的戏剧作品，并完成了第一篇戏剧研究论文《肯定·批判·沉思——试论王志梧剧作中的道德意识》3，认为综观王志梧的戏剧创作，我们不难感受到浸透于其中的关于道德意识的反省与思考，或是对传统道德意识的认同与肯定，或是对道德意识沦丧的鞭笞与批判，或是表现人们对于道德意识发生变化所产生的迷惘与沉思……它们不仅仅向我们传达了作者本人的道德观念，同时还揭示了道德意识在生活中的变化、发展与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笑声与泪水交织之中激发人们对道德意识进行反省与思考，从而激发出趋善避恶、追求光明和幸福的勇气和信心。

之后，我相继撰写（含合作）了《生存的痛苦与人性的异化》4《壮剧艺术及其保护传承》5《广西民族民间戏剧调查研究》6《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壮剧艺术及其保护传承》7《乡土情 民族义 时代音——第八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述评》8《民族的内核，世界的形式——评音舞诗剧〈铜鼓〉的叙事艺术》1《2012年广西戏剧生产成就与发展思考》2《泰国乌汶潮剧扮仙戏研究》3《彩调艺术空间体验与表达研究》4等论文，并围绕传统戏剧的保护、传承、发展等问题分别与相关学者进行跨学科的学术对话5，而民族地区的传统戏剧也成为了我的研究生们毕业论文的主要考察研究对象。

2007年，首届中国壮剧文化艺术节在广西田林县举行，我应邀主持了壮剧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汇编为《壮剧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书。同年，我参与撰稿的《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一书获得出版6。2013年合作撰写的著作《壮剧》收入“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7。

六、构建学术平台的《民族艺术》编辑工作

1995年我开始主持《民族艺术》的编务工作。基于个人跨学科研究的经历和所拥有的跨学科研究的理念，我在主持《民族艺术》时也就非常注意倡导跨学科的学术风格，提出了“跨民族、大艺术、多学科”的办刊方针，既将之前的少数民族拓展为各民族，将艺术拓展为以传统为主的文化艺术，更通过“跨学科”来汇集相关学者，共同倡导跨学科的研究理念，一起构建跨学科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对于一份学术期刊而言，明确了办刊宗旨和办刊理念，就需要通过相关栏目的设置来予以传递。因此，随着办刊进程的推进，《民族艺术》杂志也开始注重相关栏目的设置，并力图通过栏目来呈现刊物的特色，呈现相应的办刊理念。《民族艺术》杂志开设的专栏大致可以分为“常态化栏目”“前沿性栏目”和“特色化栏目”三类。

“常态化栏目”是《民族艺术》杂志的基础所在。所谓“常态化栏目”，指的就是最能够体现《民族艺术》杂志办刊宗旨和理念的专栏，主要有“艺术探索”“文化研究”“艺术考古”“海外视域”等。

如果说“常态化栏目”为《民族艺术》杂志提供了平稳的学术基石，那么“前沿性栏目”则是为《民族艺术》杂志提供了上升的学术空间。《民族艺术》杂志的“前沿性栏目”主要由“艺术人类学”“民间文学前沿讲坛”“文化遗产关键词”等构成。

此外，“特色化栏目”则是在“常态化栏目”和“前沿性栏目”所夯实的基础上创建出《民族艺术》杂志最具个性化的特色。《民族艺术》杂志“特色化栏目”主要有“学术访谈”“人文思辨”“巫乐探究”“艺术与哲学”“神话（图像）”“戏曲文献研究”“谣言探究”等专栏构成。

《民族艺术》杂志从创刊之初就采取了开放包容的办刊心态，《民族艺术》杂志的作者群得以呈现出地域和机构的多样性，体现了开放包容的学术性特点。首先是依靠最具影响的著名学者。《民族艺术》杂志在办刊过程中一直得到著名学者的支持。这一批学者基本上属于40后及以前，他们功底深厚，学术视野开阔，学术成果丰硕，如费孝通、钟敬文、刘魁立、李学勤、俞伟超、李亦园等先后都曾赐稿《民族艺术》，给予了《民族艺术》杂志大力的支持。其次就是依托最具实力的知名学者。这一大批来自50后、60后最具实力的知名学者的加盟，为《民族艺术》杂志建构跨学科研究学术平台提供了強大的学术活力，如除了在《民族艺术》杂志开设专栏的萧梅、叶舒宪、傅谨、邢文、施爱东等人之外，在艺术探索领域则是以方李莉、王杰、李心峰、郑元者、王廷信、张士闪、汪小洋、杨民康、胡绍宗等人为代表，在文化研究领域则是以朝戈金、彭兆荣、刘士林、刘宗迪、巴莫曲布嫫、萧放、刘晓峰等人为代表。再次就是关注最具活力的新锐学者。一份优秀的学术期刊除了需要获得著名学者的扶助和知名学者的支持，也还需要为新锐学者的成长提供展示平台。因此，《民族艺术》杂志在努力争取著名专家和知名学者的支持的同时，也留意新锐学者的成果，从而使《民族艺术》杂志拥有源源不断的学术活力。如果从年龄段来说的话，可以把《民族艺术》杂志作者群中的70后学人视为新锐作者，其中又以向丽、孟凡行、耿波、汪晓云、李世武、陈铮、王怀义、李牧等为代表。

通过倡导以有学问而无学术界限的理念来团结《民族艺术》的作者群，坚持不论资排辈不以人取文，坚定以文取文以文交友，既乐于获得著名学者扶持，也注重为知名学者打造学术展示平台，更乐意为具有学术潜力的新锐学者提供学术发展空间，使得《民族艺术》杂志拥有了跨学科的开放式的作者队伍，而依托老中青三代学人来构建跨学科的作者团队，才是《民族艺术》杂志得以跻身优秀学术期刊之林的根本原因。

总之，《民族艺术》立足于“多民族、跨学科、大艺术”的办刊定位，坚持“发表最新学术成果，展示一流学术水准”的办刊宗旨，倡导“有学术而无学科限制”的办刊理念，通过“有特色而无传统限制”的栏目设置，组建“有学问而无学术界限”的作者群，妥善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学术关联，关注传统文化艺术，总结中国经验，突显实证式研究的学术风格，以最新学术成果引领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初步形成了以跨学科研究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在众多学术期刊中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别样风采，构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学术平台，呈现出具有中国原创风格的新时代学术精神，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连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北大）、中国权威学术期刊（RCCSE）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墨尔本大学、剑桥大学等国内外千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收藏，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性学术期刊。

七、回归校园的民族艺术教学与研究

2014年我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主要负责民族学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方向的教学与研究。

之前我已经在广西民族大学民社学院和文学院担任硕士生导师，指导了一些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真正入职之后，针对民族学专业的定位和要求，在课程的设置和毕业论文选题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我都继续倡导艺术人类学的理念与方法，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要求学生们通过扎根文化田野来研究民族艺术。

在课程方面，我主要开设了“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民族艺术研究方法与个案分析”，并面向全校师生举办并主持名为“‘非遗学堂”的系列讲座。

在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作方面，我也是要求围绕民族艺术来进行实证式的考察研究。

1.铜鼓艺术考察研究。主要由陈曦、黄文富、陆遥、陶磊、闫雪梅等同学分别在对南丹白裤瑶铜鼓艺术、南丹苗族铜鼓习俗、东兰壮族铜鼓习俗、东兰瑶族铜鼓习俗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2.传统戏剧考察研究。主要由李杰、黄心颖、梁怡、郑海琪、孙妍琰、黄琪莹、程文凤、刘远峰等同学分别在对德保壮剧、平南牛娘戏、泰国乌汶潮剧、博白采茶戏、南宁平话师公戏、宜州彩调、广西彩调以及傩戏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3.民族服饰考察研究。主要由许艳、杨素雯、孔涛、李妮、龙晓玲等同学分别在对隆林彝族服饰、南丹苗族服饰、贺州瑶族服饰、壮锦、防城港瑶族服饰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4.壮族仪式剪纸艺术考察研究。主要由莫莉、梁小龙、段秀芳等同学分别从不同视角在对靖西壮族仪式剪纸艺术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5.民族音乐考察研究。主要由韦玺、王荣美、胡小东等同学分别在对平果壮族民间音乐、壮族官郎歌、侗族琵琶歌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此外，丁盛旋同学在对靖西旧州壮族乡村艺术、胡艳同学在对田阳布洛陀文化进行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毕业论文。

可以说，正因为有了长期的民族艺术考察研究以及《民族艺术》杂志的编辑经验，才使得我在大学里对民族艺术的教学以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指导更为得心应手，相关思考也因之得以提升。

八、结语：立足于文化的民族艺术研究

我正式的学术研究工作始于编辑学术期刊《民族艺术》，一直到现在的大学民族艺术教学研究。从古代文学转型到民族文化研究特别是民族艺术研究之后，我才慢慢体会到，在少数民族的传统中，很难有所谓的“纯粹的艺术”存在。民族艺术是一个族群或是一个地区艺术之美、文化之真与信仰之善的综合载体。更多的时候，所谓的民族艺术大多存在于少数民族的相关习俗之中。因此，对于民族艺术或者说传统艺术，如果仅仅是从艺术的层面来审视的话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将民族艺术视为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也就是需要将民族艺术放在特定的人文传统和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

期盼有更多的学人能够注重文化田野进行深入调查来开展民族艺术研究，能够立足于保护传承来进行民族艺术研究，能够以探究文化意蕴为目的来促进民族艺术研究。

1廖明君：《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民族艺术》1992年第1期。

2胡大雷主编《粤西文化与中华文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覃乃昌主编《壮学论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

2相关成果包括《左江流域崖壁画的祭祀对象及文化意蕴》《左江流域崖壁画与壮族雷崇拜》等。

1廖明君、韦丽忠：《山歌好比春江水——刘三姐歌谣文化概论》，《刘三姐歌谣·古歌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廖明君、胡小东：《刘三姐歌谣叙事长歌艺术特征考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廖明君、胡小东：《刘三姐歌谣创世古歌歌词本体初探》，《河池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包括：廖明君、韦丽忠主编《刘三姐歌谣·情歌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廖明君、韦丽忠主编《刘三姐歌谣·古歌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廖明君、韦丽忠主编《刘三姐歌谣·风俗歌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7。

2廖明君：《刘三姐》，广西教育出版社，2018。

3廖明君：《肯定·批判·沉思：试论王志梧剧作中的道德意识》，《民族艺术》1994年第3期。

4廖明君：《生存的痛苦与人性的异化》，《影剧艺术》1994年第2期。

5廖明君：《壮剧艺术及其保护传承》，廖明君主编《壮剧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

6廖明君、韩德明：《广西民族民间戏剧调查研究》，《歌海》2009年第3期。

7刘祯：《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壮剧艺术及其保护传承》，选自《彝人·彝腔·彝剧》，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8廖明君、何荣智：《乡土情  民族义  时代音：第八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述评》，《歌海》2013年第1期。

1廖明君、黄文富：《民族的内核，世界的形式：评音舞诗剧〈铜鼓〉的叙事艺术》，《歌海》2013年第1期。

2廖明君、黎学锐：《2012年广西戏剧生产成就与发展思考》，广西社会科学院编《广西文化发展报告》，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3廖明君、梁怡：《泰国乌汶潮剧扮仙戏研究》，《戏曲艺术》2020年第3期。

4廖明君、程文凤：《彩调艺术空间体验与表达研究》，《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5廖明君、傅谨：《重视“中国经验”》，《民族艺术》2000年第1期;廖明君、李祥林：《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研究》，《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廖明君、刘祯：《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民族艺术》2001年第3期;廖明君、张耀杰：《中华戏剧与宗教文化》，《民族艺术》2003年第2期;廖明君、康保成：《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民族艺术》2004年第2期;廖明君、王廷信：《戏剧的发生、形成与传播》，《民族艺术》2005年第2期;廖明君、汪晓云：《从中西戏剧的发生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廖明君、陈友峰：《戏曲研究的学术思考》，《民族艺术》2011年第1期;廖明君、黎国韬：《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民族艺术》2012年第3期;廖明君、陈志勇：《禁忌、信仰与伶人精神生活史》，《民族艺术》2013年第4期。

6王文章：《中國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学苑出版社，2007。

7廖明君、何荣智：《壮剧》，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