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名为《机器眼》（The Robo Eye： Automatically Monitored Surveillance Images in Harun Farockis Essay Films， 2020），是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2020年在美国著名Verso出版社的新著《闹剧之后——崩溃时代的艺术与批评》（What Comes After Farce？ - Art and Criticism at a Time of Debacle）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哈尔·福斯特是美国当代极有影响力的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其主编的《反美学》（The Anti-Aesthetic）一书在美国艺术界掀起关于后现代理论的讨论。《闹剧之后》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回应在“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和“后羞耻政治”（postshame politics）这种时代的双重困境下，美国文化评论所遭遇的挑战，描述了面对战争、恐怖主义、监控、极端不平等、气候灾难和媒体失语等，艺术、批评与小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在最后一部分中，福斯特对新近的艺术、电影和小说所反映的媒体融合和变化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了“机器视觉”（machine vision）、“操控性的图像”（operational images）等问题，进而分析了日常生活的信息如何进入算法脚本等前沿话题。本文选自第三部分，对已故德国著名影像艺术家、理论家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做出分析，并结合法罗基对监控图像的使用，提出“机器眼”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福斯特重点分析了法罗基《世界图像及战争的铭文》和《眼睛/机器》三部曲等作品，他认为这些作品中的图像表现着工作、战争和操控工具，特别是1990年至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先进工具——机器人生产、导弹武器和视频监控方面的新技术。根据法罗基的描述，这些图像中所使用的监视手段生产出一种“眼睛机器”（eye machine），随之而来的新式监视的目光所及之处远远超出人类的视觉范围。对此福斯特提出，法罗基的主要关注点不仅是劳动和战争的逐步自动化，同时也是视觉和影像的自动化。这种双重自动化的情境被精确地转换到法罗基惯用的分屏影像当中，在其多重的分割屏幕的效果里面。作为观众的我们同时意识到了成像（imaging）与取景（framing）的过程，镜头由此制造出一种阻碍我们观看的距离。

福斯特的“机器眼”理论是相对于苏联蒙太奇学派代表人物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的“电影眼”（kino eye）而提出的，取名“机械”（Robo），而非“机器人”（Robotic），正因为前者暗含自动之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监视影像被哈尔·福斯特视为“后主体性观看”（postsubjective seeing），一种“非意识视觉”（visual nonconscious）。“眼睛机器”在塑造一种新的主体性，没人能重回到模拟世界（analogue world），也没人能百分百躲过自动监视。这使得监视不仅自身表达了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也使观看进一步沦为剥削的手段。福斯特希望借由对法罗基作品的分析，提醒我们再次审视监视与这世界的关系——我们已经处在一个高度异化的世界，却未能察觉这种异化不仅仅是人的異化，还包括自动监控技术之下世界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