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岩 张帅

城市形象歌曲作为以刻画城市外观、城市居民、城市内在精神等多角度城市形象为主的一类歌曲，是促进受众与城市产生情感上的深层联结的一种文化媒介。对城市形象歌曲进行意象表达的梳理以及阐释受众对歌曲意象的解读及情感体验，将是从内部逻辑与外部解码两方面入手更好认知城市形象歌曲的切入点，能够有效地连接受众与城市两个主体，并以唤醒受众的个人城市经历、形成集体共性的城市归属情感、推动群际交往中对城市的正向理解等方式建构受众对城市身份的个体、集体和社会多层次认同，不断增强受众对城市的归属感。

一、城市形象歌曲的意象表达

城市形象歌曲从诞生之初至今，已经积累了广泛多样的城市叙事素材，形成了丰富系统的歌曲类型，成为一张张极具城市代表性的音乐名片。城市形象歌曲作为塑造城市意象、传播城市信息的一种歌曲类型，对其进行概念界定，便要从歌曲塑造并传达了怎样的城市意象出发。“意象”一词最初由学者凯文·林奇引入城市研究中，他指出城市意象是城市居民与城市环境互动、感知的结果。[1]也就是说，城市意象本身呈现了因人而异的多元性，不同人眼中的城市意象并不完全相同。作为一种能够被不断收听、解读与传唱的艺术形式，城市形象歌曲所表达的城市意象不仅需要全面地反映城市内涵，更需要凝聚人们对城市的共识，传递高度可感知的城市公共意象。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城市形象歌曲指歌曲内容交叉性地塑造了城市外观、城市居民、城市内在精神等多维度城市公共意象的一类歌曲。这类歌曲作为城市意象信息的声音载体，综合反映了城市物质与精神层面的特色与内涵，涵盖了多种多样的曲风类型，并且经过多元化的媒介传播后，能够一定程度上对不同时空受众的感官认知、情绪体验与对城市的理解、认同产生影响。

首先，城市形象歌曲的意象表达涵盖了对城市实体化外观特色的意象书写，作为可看见的物质化形象，城市外观能够被受众清晰地感知。学者凯文·林奇曾将物理实体层面上的城市描述为五要素，即城市的道路、边缘、区、节点和界标，[2]其中，相比于城市与城市间相似的路径安排、边界划分、区域分割与节点设置，地标能够更好地传递一座城市的外观特色与物质化意象，通过在歌曲中对空间元素的叠加使用，串联起视觉上的标志性建筑与影像。如哈尔滨城市形象歌曲《太阳岛上》对著名景点“太阳岛”元素的使用，厦门城市形象歌曲《鼓浪屿之波》对地标“鼓浪屿”、最高点“日光岩”、眺望对面的“基隆港”等空间立体元素的叠加使用，这些都能直观地勾连起受众关于城市的形象认知与记忆点。

其次，与物质层面城市意象不同的是，城市形象歌曲还较多地塑造、表达了城市市民的相关意象，它反映了一个城市中的市民看待问题的整体态度与行为模式，涉及城市市民所使用的方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这一类意象尽管不是清晰可见，确是可高度感知的，更接近于精神层面上的城市意象的外在反映。以方言为代表，它是城市内部市民的共同标识，它的使用能够更直观地让受众感知地方“共同体”的存在，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如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的城市形象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最初以朝鲜语作词、演唱，至今仍保留汉语与朝鲜语混合歌唱的方式，歌词中“青山绿水披霞光/長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劈开高山 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 引水上山岗”更是深刻地反映了延边地区和龙市市民充满魅力的风土人情。

最后，从一座城市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在表现入手，城市形象歌曲还对城市的整体文化底蕴和精神风貌进行了城市意象的塑造与传达。这一类城市意象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时代内涵，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考量，同时也是能被受众高度区别与感知的文化标识。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与革命圣地，延安市的城市形象歌曲《回延安》饱含了对延安精神的赞扬，词作者不仅在歌词的字里行间带领受众回顾了从古至今这座城市发展的艰辛历程，还将延安精神深切地寄托在歌曲中，并以声音为载体更加生动地传播出去，促进延安这座城市的魅力展示与对外交流。

二、城市形象歌曲与城市认同感的可关联性

作为传播城市信息的声音文本，城市形象歌曲在塑造与表达城市意象的过程中，共包含了三种相辅相成又各具特点的表意符号系统，分别是以歌词为代表的语言符号系统、以伴奏为代表的音乐符号系统以及以演唱者的演绎过程为代表的情绪符号系统。受众在收听与解读城市形象歌曲时，不仅会在音乐美学上对歌曲进行赏析，还会对歌曲中所包含的城市意象信息、文化符码及其社会意义进行解读，这种意象解读会进一步影响受众对该城市的认知、情感与认同。

受众在对城市形象歌曲进行意象解码时，首先是在声学感官的唤醒下，对编码者最初建立的抽象歌曲能指与具体城市意象所指之间的联系进行认知与识别，这一过程与歌曲的三种表意符号息息相关。语言符号系统是城市形象歌曲表达意象时的主要因素，通过以空间因素为主，时间、人物等其他因素为辅的元素叠加来锚定城市的相关意象，将包含特定空间范围、一定时代内涵的城市元素交叉性地呈现，直观地勾连起受众关于歌曲中城市形象的认知与记忆点;同时，音乐符号这一系统虽然不能直接地指称具体的城市意象，却是歌曲中能够营造氛围、直接与受众的情感波动产生共鸣的部分，是推动受众对城市进行感性认知的重要渠道;不同的演唱者会加入自己对于歌曲理解的情绪符号，这些情绪符号通过歌手的声音特性、停顿语气、唱法组合等因素叠加在城市形象歌曲的声音文本中，以语言、非语言的形式为歌曲增强了标识性与认知度，使受众在收听城市形象歌曲时获得城市具象化的代入感。

在语言、音乐、情绪三种抽象的表意符号系统的组合下，城市形象歌曲成为带有文本性的“合一的表意单元”，从不同维度将城市意象呈现给受众，为受众塑造了感官空间，使受众能够在声学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经历更深层次的视觉想象与情景性记忆的情感体验。[3]此过程更多地取决于受众对于特定城市的熟悉程度，因而在不同的受众解码过程中表现出不相一致的特点。在过往的社会生活经历中，受众已经形成了针对某一特定城市的心智地图，这一心智地图不仅包含城市在受众脑海中的影像画面、声音片段等形象概念及记忆，还反映了受众对于这座城市已有的情感态度。城市形象歌曲中各表意符号组合后呈现的城市意象，会引导受众通过想象或联想的方式回顾已有的城市心智地图，产生映射后的视觉记忆影像，并将歌曲中的城市叙事与心智地图的形象及情感进行比较。这个过程一方面可能会增强受众对城市意象的正向解码，形成良好持久的情感体验，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因为歌曲意象与原有的城市心智地图不相符而导致受众的对抗式解码，影响了其对城市本身的情感态度。

除上述已有城市经验因素外，受众通过城市形象歌曲对城市意象符码的解读能否契合心理预期进而产生理解性认同，还需要结合具体情境去讨论。概括而言，就自我的内部互动来说，城市形象歌曲所传递的城市意象符号在“主我”与“客我”之间进行互动交流，其中，影响“主我”对于城市理解与认同的是自我的特点及对城市的记忆、需要与期望，而影响“客我”的则是在所属群体规则和个人生活经历等限制下更为顺从化的因素，二者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另外，受众通过解读歌曲意象对城市产生理解、认同感受的过程还离不开更广阔的外部社会情境参与，在具体的集体、社会交往中，受众会将自身对歌曲中城市意象的主观理解与他人进行交流，而他人的理解也同样反作用于受众自身，甚至可能会在联合性信息的解读中改变已有的對城市的认知与情感态度。因而，对于受众能否通过城市形象歌曲来推动城市认同感的建构还需要结合个人、集体与社会等多情境因素进一步探讨。

三、城市形象歌曲推动城市认同感建构的路径

作为一座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声音形象，城市形象歌曲不仅通过城市意象的塑造与表达，使受众基于广泛、真实的信息认知城市，同时它还作为一种能够在时空中延续的声音文本，通过收听、传唱的形式促进受众的跨时空文化交流，唤醒个人的城市记忆、增强对城市集体的归属情感并凝聚社会群体对城市的认同力量。

1.以个人经历为参照的个体认同建构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多样化的社会群体进入城市空间，不断与城市进行互动，人们将城市经历转化为定位自我身份与社会存在意义的一个新的坐标体系。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定义自我认同时称其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4]，因此，受众在以城市为基点建构个体认同时便离不开个人既有的城市生活经历，而受众对城市形象歌曲进行反复收听和解码的过程，同样是在个体内部持续进行的、以城市经历为参照对个体进行塑造与认同的过程。

以刻画市民情感、生活方式等内容为主的描述性歌词是唤醒受众过往城市经历的主要表意符号，它通过动态的视听体验激发受众的城市感知。这些被歌曲唤醒的城市记忆与城市形象歌曲中的某一段音乐符号相对应，成为这首歌曲的声音记忆点，在重复收听中不断加强歌曲与个体城市记忆的联系，形成一个关联的整体。

《天下营口人》既是一首城市形象歌曲，又是一档以讲述辽宁营口走出来的名人为主的文化类人物访谈栏目，它由营口籍的音乐人李杰创作，随着节目的播出，这首歌曲也被广泛传播到辽宁营口人的心中。歌曲中“梦中的大河”“童年的记忆”“家中的妈妈”“幸福的泪水”等语言符号的书写，唤起了生活在营口市的人们对于童年、亲情的个人经历与心理感受，配合歌曲优美而淳朴的音乐符号，引发了在营口长大的人们对家乡的思念。

城市形象歌曲在引发受众城市记忆的基础上，还会让受众体验基于城市预期的多样的情绪感受，这些多样的情绪包含积极的城市自豪感、尊严感与消极的城市耻辱感等。歌手汪峰的一首《北京北京》曾唤起多数在北京奋斗的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复杂情感，歌词中“欢笑”“寻找”“哭泣”“祈祷”“迷惘”“失去”是对北京生活经历的综合写照，也是他们的人生故事的主题凝炼。尽管每个人的城市经历并不相同，但受众可以在这些歌曲的特定声音记忆点的帮助下，跳脱时空的限制回顾并连贯已有的城市经历与情景性的城市记忆。通过解读歌曲所带来的持续积极的心理感受，会推动受众产生以城市为基点的个体认同，但与之相对的，消极的心理感受的叠加则会在内部减弱个体关于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呈现为受众对个体的城市辨识不具有同一性。

2.城市记忆下的集体认同建构

“集体”是指一座城市的内部组成部分，集体记忆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形态的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而城市形象歌曲的跨时空传唱特性给予不同时间、空间的城市集体成员更加广阔的城市交流可能，这种交流使得受众经过个体与集体中他者的不断对话协商，基于个人既有的城市经历共同构筑起具有共同性的城市集体记忆，并通过城市归属情感的体验维系每个人对城市的集体认同感。

具体而言，城市形象歌曲首先通过语言表意符号锚定、音乐的氛围塑造以及歌者情绪的代入呈现与集体息息相关的个人城市记忆。但就像学者哈布瓦赫曾说的那样，个体记忆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制于类似集体记忆这种外在、结构化的东西。[5]其中，以地方曲调、城市方言等为代表的最具标志性的表意符号是人们寄托集体共同性情感的标的物，其背后的文化同质性与亲社会互动关系能够不断唤醒个体的城市记忆，也是集体记忆在不同语境中重构的原始叙事素材。

在不同的城市形象歌曲所提供的多样化语境下，每个人都会基于自身背景对这座城市、这首歌曲进行解码，他们以城市形象歌曲为媒介进行对话交流，讲述自己的城市记忆，并联合其他人的解码信息，对个人城市记忆进行协商性的选择与组合，从而完成对集体城市记忆的共性建构。这些由歌曲构筑的城市集体记忆赋予了一座城市更普遍的意义，加深了受众的城市感知，通过将与他者交流所得到的信息不断内化，受众对城市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同性集体解读与认同，从而产生了稳定的城市归属感。

厦门的城市形象歌曲《鼓浪屿之波》便是这样，站在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处，能够看到祖国宝岛台湾的基隆港，歌曲展现了一个远离台湾故乡、长期居于大陆的游子思乡的“我”的形象，伴随着恳切、抒情而婉转的曲调，不仅抒发了在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深切愿望，也融入了人们对祖国的拳拳热爱之情，这些时代印记被联合解读，组成了人们对于厦门这座城市、对于鼓浪屿这个地方集体性的叙事框架，当人们再次听到这首歌，想到厦门这座城市，便会想到思乡、盼望与对祖国的热爱这些共性的集体理解，这些感受也随着歌曲的再次传播影响更多人对于厦门的记忆留存与情感体验，维系和加强对城市厦门的归属感。

3.内外群体比较的社会认同建构

围绕城市所产生的社会身份认同，与上述的集体身份认同相一致的是它们都是发生在个体外部与他者的交往过程中，但不同的是集体身份认同侧重从中观出发，探讨城市集体内部的互动交往，而社会身份认同则侧重从宏观出发，着重研究城市内群体“我们”与城市外群体“他们”之间的群际互动。在以城市归属为标准划分的城市内群体与外群体之间，城市形象歌曲对内寄托城市内群体的理解共鸣，对外传播城市意象信息，提供外界认知城市的参考框架。

学者泰弗尔曾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知晓其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其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6]。当受众围绕城市这一核心维度判断自己的社会身份时，会参照城市所含有的物质和精神特征等边缘维度进行自我归类，将不具有这个城市群体特征的他者视为外群体。尽管城市的命名本身能给予受众初步范畴化的边界感，但城市形象歌曲作为一个城市的文化缩影，不仅能够通过多维度表意符号的组合再现音乐美学上的城市精神风貌，而且围绕城市多首形象歌曲的信息叠加，如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讲的语言、唱的曲调、认同的文化价值观等，为受众从不同角度塑造了拟像化的城市环境，增强了这种边界感的稳定性，使受众对于城市内外群体的区别感知更加明晰。

以北京为例，许多城市形象歌曲围绕其创作而成，它们从不同角度为受众提供自我范畴化的歌曲参照框架。如《故乡是北京》从人文角度入手，展示富有灵气的地标性景致，配合介于戏曲和歌曲之间的京剧特色曲调，还原了富有诗意色彩的北京文化;《北京欢迎你》从城市市民价值观意象入手，配合北京地道的民谣曲风，以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家的视角，表达了北京人民的自信、大方、友好与热情。这些歌曲为受众清晰地勾勒了城市内外群体的边界线，使得受众能够更加清楚地感知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城市形象歌曲在为受众提供稳定的身份边界感的基础上，还提供了不同城市群体进行社会比较与区分的情境。出于对歌曲本身的喜爱以及对城市的认知、记忆、归属感等原因，城市内群体的受众会在这种比较的情境中产生偏向，对内群体的城市形象歌曲更高度地评价与期待，相较之下，对外群体的城市形象歌曲则可能出于认知不足而产生差异化的刻板情绪与印象。

在这种积极的区分下，社会认同被从两个层面上建构起来。就社会层面而言，以城市边界感划分的社会群体成员通过城市形象歌曲建构的社会认同感获得了积极的自尊感受并维系了城市内群体的凝聚力。作为城市内群体的一员，受众本身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在此基础上，作为城市群际交往过程中的一种社交名片，城市形象歌曲会促使内群体成员在获得更加积极的自尊感受的驱动下，更多地参与到城市形象歌曲的创作、收听、解读、传播、二次创作再传播的过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群体成员互相信任、表达情感、凝聚认同，以城市价值规范来调整自己的行为，确认自己的身份。就文化层面而言，以歌曲为媒介建构受众的社会认同路径同时也是在城市间不断进行城市文化输入与输出的重要过程。城市形象歌曲不仅在广泛传播中传递着各个城市的独特内涵与文化信息，同时不少受众从被动收听者转变为歌曲的主动创作者，更多的受众可以加入以歌曲为交流形式之一的城市群际交往中来，对城市形象歌曲进行的原创及二次创作将城市内群体的共识与价值观融入歌曲中传播给城市外群体，而以歌曲为城市认知的入口，外群体更好地了解城市并尽可能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刻板印象，社会认同在文化层面上由此建构。例如，歌曲《成都》流行起来后，不少城市纷纷出现了二次创作的现象，受众以自己的城市命名歌曲，在原有曲调的基础上，重新编写城市歌词翻唱后发布至网络中，获得了一定的反响与认同，与此同时，更加多元融合的城市形象歌曲也在这种开放交流的文化土壤中得到滋养与发展。城市形象歌曲有效地连接城市与受众这两个主体，寄托人们对城市的思想情感，并不断推动受众对城市的认同感建构。

结 语

城市形象歌曲的创作与传播，不仅是当下增强受众城市认知的重要方式，也在内源上不断推动城市化进程稳步向前发展。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现代城市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流动于城市、城乡之间，城市联结作用减弱，城市归属感逐渐降低，与此同时，面对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挑战，城市形象歌曲所传达的城市意象不再是受众认知、解读城市的较单一的信息来源，受众对城市的解读变得更加多元。如何适应受众对城市认同的需求，通过歌曲传达意象并推动受众对城市认同感的建构，成为城市形象歌曲需要继续思考的内容。

【作者简介】

张 岩：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媒介文化、文化传播。

张 帅：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理论。

注释：

[1][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第35-36页。

[3]Juslin P N and Daniel V  stfj  ll， “Emotional responses to music： The need to consider underlying mechanisms，” Behavioral & Brain Sciences， 2008， 31.

[4]贾国华：《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评述》，《江汉论坛》2003年第5期。

[5]〔法〕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78页。

[6]Tajfel H，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p.49-50.

（責任编辑 刘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