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的《野草》杂志，创刊于1940年8月20日，是夏衍、秦似、聂绀弩等人在桂林出版的一份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及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刊物。《野草》杂志创刊号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辛辣锐利的风格，切中时弊的论述，深受读者的喜爱，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抗战时期;《野草》;创刊号

[作者简介]万玉琴（1974-），女，汉族，湖南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研究生，研究方向：桂林抗战文化、抗战史、革命史。

[中图分类号] D23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12-0043-02

抗战时期的《野草》杂志，人们一般把它看作是在桂林出版的重要的也是唯一的杂文期刊。这除了刊物本身确实刊发了大量的针砭时弊、能够迅速反映当时热点及事件的短文外，还在于与《野草》杂志的创办人将这份刊物定位为“杂文期刊”有关。同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杂文流派，名叫“野草派”。其代表人物夏衍、聂绀弩、宋云彬等，就是《野草》杂志的编辑。所以，《野草》杂志被看作是杂文期刊也就不足为奇。现在有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野草》杂志应定位为杂文与散文小品并重的抗战时期全国重要的文艺月刊之一，其理由是刊登在《野草》杂志上的散文小品超过杂文。但不管《野草》是杂文期刊还是文艺月刊，《野草》杂志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及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置疑的。

一、《野草》杂志创刊号的独特特点

正因为《野草》杂志在中国抗战文学史上和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所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收藏的文物藏品《野草》杂志创刊号，就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野草》杂志创刊号，1940年8月20日创刊，32开本，用又黄又粗的浏阳纸印刷，几十页。长17.8厘米，宽13厘米，封面左上端印有“野草”，“创刊号”字样。右下方有从旧墙中长出两株具有很强生命力的野草图案，是张友慈所作的木刻漫画《旧墙中穿出来的野草》，寓意《野草》顽强、坚韧、战斗的作风。左下方印有“科学书店总经销”字样。内容排版为竖排。发行人是陆凤翔，创刊号上刊登有夏衍的《旧家的火葬》、宋云彬的《谈做父亲》、林林的《崇高的忧郁》、韩北屏的《寂寂昆仑关》、秦似的《这便是憎恶》等。还有张在民作的木刻画《受难者》。在创刊号中，夏衍的《旧家的火葬》最具代表性。《舊家的火葬》描写了作者童年生活过的旧家，一个充满无限怀念的“破旧古老的大屋子”。文中描述了沈家的不肖子孙将旧家租给了敌伪，开了一所很大的茧厂，而过着准汉奸的生活。当浙东游击队进攻到杭州附近，将旧家放火烧掉后，作者的内心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摆脱了多年的牵挂和情感挣扎，感到无比兴奋和痛快，“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因为这一把火“完全地火葬”了阻碍作者前进的那些存在于“意识底层”的“潜在力量”。《旧家的火葬》通过一幢象征封建士大夫家庭的老屋的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民族独立解放意识的萌芽。刻画了一个革命者致力于砸碎旧世界，埋葬旧思想的赤诚胸怀，给人们丰富深远的思考和联想。张在民的木刻画《受难者》，描绘的是一颗巨型炸弹扑向村庄，村庄上空浓烟滚滚。一位父亲抱着一个死难的孩子无助地奔跑，身后则是躲避日军飞机轰炸的逃难人群。《受难者》用无言的画笔，向世人展示了侵华日军的暴行和战争环境下的普通百姓的苦难。

《野草》杂志创刊号出版后，其短小精悍的文字，明快犀利的笔调，切中时弊的论述，大受大后方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读者们争相购阅，不到几天就全部卖完。不少人看了之后，为刊物所刊登的针砭时弊，富有强烈战斗力的文章所折服，在自己阅读的同时，还向身边亲友推荐。许多读者还来信、来稿，对刊物的编辑提出建议。读者的这种热情和爱护，使《野草》杂志的五位编辑深受鼓舞，激发了他们继续努力编好这份杂志的责任心。

二、《野草》杂志创刊号的深刻历史背景

当时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皖南事变”前夕。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日益强大和大后方抗日运动的高涨，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感到不安和恐惧，于是加紧了与日本侵略者的和谈，阴谋借日本侵略者之手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同时在国统区大后方压制抗日文化救亡运动。当时，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进步刊物仅有《救亡日报》《国民公论》《文艺杂志》《抗战文艺》等几种刊物。而消磨斗志的消闲文学和令人沉闷的新八股文风大行其道，摧毁着人们的抗战意志。所有这些，造成当时的社会环境非常压抑。正如夏衍在《复刊私语》一文中所说：在这光明前的黑暗时刻，“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用迂回曲折的方式，在“绵密的文网中钻寻一个小小的罅隙”，期望替“苦难的人民传达出一些呻吟和诅咒”。①于是，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聂绀弩等“一小群不甘沉默而又不肯阿谀的人”，商议办一个生动活泼，反映现实，专刊短文的杂文杂志，力求为这个沉闷的社会注入抗战的新活力。

三、《野草》创刊号的积极作用

《野草》的创刊，就是高举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进步文学占领阵地，打破这一压抑的社会气候，给孤独的战斗者增添力量，给彷徨苦闷的人们指引方向。其目的在于运用杂文的力量，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退腐败现象，促进抗战和民主运动，宣传反法西斯斗争。《野草》创刊号的《代发刊语》一文中，就明白地指出了《野草》创刊之目的：《野草》不是大树，因而无枝叶之阴，没有花果，这显然是不能作为“若干悠闲者们乘凉”的消遣。《野草》的创办，更多是希望“给受伤的战斗者以一个歇息的处所”。如果战斗者疲劳而至于饥饿，“则挖几把草菇，也聊胜于无”。②因此，在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时刻，笔墨或文章，与那些“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就像倍·柯根所说的，是“以花边去比喻枪炮”了。但同是花边，还是“有软硬好坏的分别，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而《野草》“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