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克服内忧外患之困境，夺取抗战胜利，八路军一二九师于1942年初开始实施了三期精兵简政，并取得了缩减机关、充实连队、减轻人民负担等重大成就。一二九师精简行为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果，除如传统观点所述与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人有关外，和政策本身的民主性、科学性、为民性亦密不可分。

[关键词]一二九师;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

[作者简介]宫婉琳（1997-），女，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 D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12-0017-03

经过五年的抗日战争，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的同时，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和根据地工作的发展，各种办事机构不断增加。1941年以后，战争日益残酷，1942年1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发布了关于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大大推动了根据地经济发展，克服了物质困难，促进了根据地建设，推进了对敌斗争的开展。

一、一二九师精兵简政实施背景

1941年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敌后战场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为尽快跳出深陷中国的泥沼，决意在1941年秋季以前“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第一期）”，①扩大其施于华北战场的“人祸”范围，多次乃至反复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三光”政策。以致1941年到1942年期间，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遭日军“扫荡”500余次。在日方反共诱降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顽固派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大对中共敌后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以及经济封锁。边区面积在逐步缩减的同时，旱、涝、虫、雹等自然灾害又不断侵扰民生，致使敌后军民生存以及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军事实力，一二九师于1942年到1944年之间落实了三期精简方针。

二、一二九师精简历程及成果

（一）从萌芽到初期

早在党中央正式发出“精兵简政”指示之前，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就从“本师机关和直属队达2600余人，边区政府机关人员达540余人，而下级机关和基层连队则严重缺额”②的实际出发，率先对一二九师进行整编。将一二九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前总后勤部的同时，从师直属队抽出了250多人，补充到三八五旅和三八六旅的部队中，各旅、团直属队亦如此。但由于各连队缺员甚多，刘、邓二人复加以应急措施：“规定每班要保持八人以上，不足六个班的连队不设排，六个班以上方分两排，将冀南军区的第二十七团等七个团缩编成小团，团以下不设营辖三到五个连队。”③此次整编，使军队官多兵少的极端现象得到初步改善，为一二九师精兵简政的顺利开展打下基础。

既有前期整编成果，一二九师正式实施党中央精简政策就更得心应手。其以召开系列会议，进行思想动员为开端。首先，于1942年1月7日召开有直属队、三八五旅以及新旅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会上刘伯承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讲话。在着重阐述精简重要性以及动员群众的同时，制定了一二九师今后工作的具体要点，为整编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其次，师部又召开了“精兵主義”讨论大会，在反思过去的同时，制定了今后简政的要点。

通过系列会议的思想整合，师部于1942年1月15日开始从行动上实施整编。以《一二九师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以及《一二九师部队编制表》所制定的具体措施“调整编制减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旅以上直属队与战斗部队的比例应为1：7，团直属队与团以下战斗人员为1：5;有计划地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装与各级武委会中去，以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抽调一批干部入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④为指导方法，认真贯彻精简命令。最终，一二九师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一期预定目标。在精简机关方面，太行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了151个单位、6650个人以及165个伙食单位。师直属队的伙食单位，由原来的41个减到了19个。在充实基层方面，员额由原来的五十余人增加到百余人。太行、太岳军区及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新编第一旅、决死队第一旅改编成4个甲种团，7个乙种团、13个丙种团。⑤

（二）从巩固到成熟

第一期精简整编运动虽取得初步成效，却仍未能充分适应日益严重的敌后游击环境。由此，为进一步纠正边区“鱼大水少”的不平衡现象，提高部队机动性，一二九师于五月“反扫荡”之后，相继开启了第二期精简计划。以在军分区以及太行军区的旅以上机关重启集体办公制度、加大一些相近部门合并力度为方法，将冀南军区新编第四、第七、第八旅先后与第四、第六、第三军分区合并，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进一步精简了机关人员、马匹。使整编后军区直属机关司、政、供、卫各部门人数合计仅161人。如此，领导机关层级多、会议多、程序繁琐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大大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直接、有效领导，提高了一二九师制敌取胜之效率。期间，虽出现行政领导人以不当手段多要一些编制名额，被精简人员部分不服从或消极服从外调安排等现象，但在“按照编制定额不许无故超编一人”的原则指导下，精简成果得到初步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经过两次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全区人数的3%以下。不仅使根据地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同时使组织机构能在粉碎敌人合围“扫荡”时行动轻捷，应付自如。

面对“很多是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指挥不便，干部堆在上层，中下层虚弱无力”等实际问题，太行分局1943年1月25日，召开温村会议着手解决。时任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直面指出：“我们这个区域，虽曾执行过精兵简政工作，但仍是不痛快不彻底。这就要求我们注意配备与培养各级党的领导中心，坚决来一次痛痛快快的精兵简政，把上层机关编小到最低限度。”随即，各军区展开了新一轮整编改革。一直到太行军区共裁减118个伙食单位，干部减少到11000人，边区政府也由原来548人变为100人，机关臃肿问题才算彻底解决。

一二九师三次执行精兵简政之策略，不仅精减了机关，精干了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充实了地方连队，提高了军事实力。如冀鲁豫边区，该地仅在1942年秋季，就有1.6万余名优秀青壮年自发参加八路军队伍。⑥边区在两年时光内，节俭粮食2千万斤，减少花销38%，1942年征收公粮数比去年减少2340万斤，1943年在1942年的基础上又减征33%，1944年又再次减征，比1941年少了将近1倍半。⑦这些都极大减轻了边区人民负担，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提高了党的民众威望。

三、一二九师精简制胜的内部因素

一二九师之所以能在极端环境下，施行精兵简政并获得重大胜利，除如传统观点所述与毛泽东、邓小平、刘伯承等党、政、军领导人有关外，和政策本身的民主性、科学性、为民性亦密不可分。

（一）议案的民主性

民主一词贯穿始终，是抗日战争时期精兵简政实施特色之一。“精兵简政”议案自一开始就是民主的产物，是党内外合作的成功典范。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没有党中央推行“三三制”民主改革以及毛泽东“国事是国家的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的民主胸怀，“精兵简政”的议案能不能存在尚有待商榷，更不用说数月内得到贯彻。

在实施过程中，民主亦处处彰显。在党中央下达“精兵简政”命令时，并不一味强调让地方做一个忠实的实施者，反而更愿意以领路人的身份，进行大政方针地指导，将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交由各区掌管，在发挥中央统领作用的同时加强地方主观能动性，给予民主权利;在一二九师贯彻中央指示时，部队召开精兵簡政动员大会、“精兵主义”讨论大会等一众会议，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收集整编意见，为精兵简政方针的实行奠定了思想基础;甚至在面对对“精兵简政”思想不甚理解甚至反对人群时，刘伯承、邓小平等人仍坚持以发放教材、召开动员大会或者个别谈话等民主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不扣帽子、不打人、不骂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做法极大动员了党内外人士，为一二九师整编工作提供了人力、物力以及精神支持。

（二）方法的科学性

议案的民主性是其能够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及坚定贯彻的原因之一，但一味讲究民主、脱离科学，就只是单纯的施以“仁政”，是错误的。整编过程中，一二九师根据“抽调一批干部入学深造”以及“老弱战士与荣誉军人，应慎重地、适当地安置到地方”的指示精神，对编外人员进行妥善安排。抽调出来的干部有的充实了连队，有的送往抗大学习，有的进入延安深造，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一二九师内部举办的政治工作以及射击训练班。仅太行、冀南两军区调出的送往延安、抗大或陆军中学继续深造的干部就达2000余名。对于精简下来的党政人员除少数年轻力壮的同志参军外，凡有转业条件的即输送到地方工作，一部分分配到县、区工作，一部分参加机关生产、商店、合作社的工作，另一部分组织起来进行整风学习或送往延安学习。对于部分老弱病残丧失工作能力者，据其居住地区而定，家在本地的即回原籍，家在外地的安置到各地安家生产，并对离职人员进行集中教育。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同时，努力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要求他们回乡进入地方后仍能发扬优良传统，努力生产，坚决斗争。

一二九师对编余人员采用的妥善安置、人尽其才的科学办法，保证了部队的高度稳定和统一，发展了地方经济，使各调离人员保持抗敌、建设和发展敌后根据地的参与感和成就感，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让党的红色力量分散各地、各岗位，为部队全方位、多层次反击敌军积蓄力量。

（三）政策的为民性

一二九师精兵简政出奇制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策的为民性。一二九师为民、利民、爱民之心在整编过程中处处彰显。

1、助民生产、扶民救灾

面对1942年的旱情，刘伯承、邓小平十分重视，制定了一个帮助群众春耕和部队生产的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旅、军分区设指导和帮助春耕的组织，团设领导助耕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为助耕小组，要做到不荒一亩地;切实帮助群众警戒，解决牲口、农具等问题;春耕期间停止群众支差。严禁强迫租地、强借农具、欠租不还等现象。”

此外，还规定了助耕部队“两不要、两要”的行为准则，即一不吃群众饭食，不要报酬，严守群众纪律，二不遗失损坏农具;一要创造助耕英雄，二要随时对群众宣传。按规定所行，各军区成立助耕组帮助群众抗旱春耕。经过军民上下一致努力，截至春耕结束，一二九师机关和直属队跟群众一起共整修了1000多亩河滩地。在1943年春夏两季，共耕地、锄地、收割庄稼达2.9万余亩，其他出工50000多个。⑧

然而，旱灾刚平，虫灾又起。1943年，豫北、冀西相继发生特大蝗灾。随即，一二九师投入新一轮“虫口夺粮”的救灾战斗。各级指战员与地方政府、群众相互配合，集结群力，采用多种办法灭虫。不仅组织剿蝗队，以人力对蝗虫进行分割包围，捕捉击杀，且巧用工具如：水、火、晨露等捕杀大批蝗虫。一夜火攻，烧死蝗虫无数，仅落到“封锁沟”里的虫尸，就达7寸厚。军民合体生产灭灾，捷报频传，不仅减轻了敌后军民生产负担，还加深了军民鱼水之情。

2、生产节约，减民负担

一二九师各部担负着保卫边区安全的重任的同时，还承担着为军、为民生产的重责。为减轻群众的负担，也为打破封锁解决部队自身的物质困难。军队在进行高强度军事训练的同时，还须自己砍柴、耕地、种菜、养猪，实行物质部分内部供应。全军上下从战士到师、旅级干部每月只有一元五角至五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的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而已）。部队和机关日常维系费用，也绝大部分是依靠士兵自己生产和精打细算来维持的。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两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并依靠自己生产补贴了油盐。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如果把办公杂支费和其他节约项目加在一起，大约减轻了人民20万石公粮的负担。⑨

军队如此爱护群众利益，同样，边区人民也大力支持一二九师整编之举，以实际行动保障八路军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加强了党、军、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的同时，为精编活动提供优良条件。例如，1942年下半年年底，冀南地区民兵恢复到1万人以上，冀鲁豫地区恢复和发展到9.2万人。⑩为夺取抗战最终胜利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以至一二九师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在日军以及国军的双重打压下，不仅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大目标，冲出了敌军层层包围，还完成了部队整编、扩大了人民武装，夺取了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360页.

②《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184页.

③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259页.

④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第222页.

⑤王林方，李桂荣.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党史博采，2002（02）.

⑥张廷贵等著.中国抗日部队发展史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1日：第265页.

⑦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卷）.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3月：第205页.

⑧《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日：186页.

⑨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7月：312页.

⑩张廷贵等著.中國抗日部队发展史略.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0月1日：265页.

[参考文献]

[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刘伯承传》编写组编.刘伯承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01.

[3]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08.

[4]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著.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5]王林方，李桂荣.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J].党史博采，2002（02）.

[6]张廷贵等著.中国抗日部队发展史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10-01.

[7]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下卷）[M].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