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瑛

(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突出强调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和战略决策，紧紧抓住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和关键。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支撑，制度之治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关键环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和内生性自信品质，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所反复证明，更为应对突发事件、化解公共危机的成功实践所反复证明。我们刚刚经历的举国上下勠力同心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壮举，再一次雄辩证明，中国制度具有应对风险挑战、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制度威力，具有动员社会力量、凝聚人民群众的强大制度魅力，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事业无往而不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和内生性自信，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由于这一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厚重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赋予中国制度以坚定的立场自信；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价值自信；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赋予中国制度以强大的力量自信。正是在中国制度所特有的文化底蕴的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了内生性、人民性、时代性的内在逻辑和鲜明特质。

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赋予中国制度以坚定的立场自信

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是文化的制度载体和表现形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凡是能够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的社会制度，都无不深蕴着代表当时社会发展方向和人民利益要求的价值理念和观念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中国制度形成、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推进制度改革和完善的根本指导思想。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的基本原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和国缔造者们先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了新生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正是由于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通过改革开放果断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完善的根本基础。正如邓小平反复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大表大会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作为指导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质就是它的人民性。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既是根本立场、又是科学方法。作为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人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页、316页。作为科学方法，马克思主义明确认定，人民是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正如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5)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载《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页。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内在生命力和强大自信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完善及其优势的不断彰显，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结果。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在推进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其中最根本也是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把增进人民福祉、创造人民幸福生活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内涵，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放心不放心作为衡量制度改革成效的根本标准。我国改革开放实践雄辩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结合中国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显著优势，之所以具有坚定自信，归根到底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科学方法。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深刻的时代内涵和坚定的立场自信，突出体现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中的根本指导地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集中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观，又是新时代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观，对于进一步彰显中国制度优势、坚定中国制度自信，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征程新实践中，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出发点，把坚决破除制度性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作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根本着力点，把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根本落脚点，才能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充分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在推进中国发展、实现中国之治中的独特作用。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价值自信

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自信。价值自信是推动社会进步尤其是建立和巩固先进社会制度不可缺少的文化因素。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6页。价值来自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又深深地融入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实践之中，在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制度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人类制度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进步的社会制度，都深蕴着一定的制度价值，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决定着制度的发展方向，体现着制度的价值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厚重的中华文化根基，源远流长、价值深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浸透到中国制度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有机地融入中国制度形成完善和改革创新的全部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们党一贯坚守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相互交融、相互渗透，赋予中国制度以鲜明的价值导向，也为中国制度自信奠定了厚重的价值自信。中国制度中的价值元素和价值自信，是这一制度能够推进中国发展、实现中国之治的最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走向定型化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元素在中国制度建设中的重大作用作出精辟分析，明确提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思想文化战略，对如何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弘扬中国制度价值作出明确设计。(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他深刻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2页、115页。他尤其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修齐治平”价值观，对于今天的社会进步和制度建设具有强基固本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9)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载《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这样一种传统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方向和价值功能是完全吻合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核心价值元素，包括许多方面，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自觉地坚定中国制度自信、推进中国制度之治，最重要的莫过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家国一体的价值情怀。在中华文化价值观中，家国融为一体，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保家和卫国内在地统一在一起，成为支撑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源于崇尚群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这是以个体利益为本位的西方文化价值观所不可能具有的。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发展先于个体发展；先有国后有家，没有国、哪有家；位卑未敢忘忧国，以身许国成大德……这就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认知，也是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价值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号召力，其深层文化基因正是在于传承了中华文化家国一体的政治情怀。举国动员、万众一心、前仆后继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再一次彰显了家国一体政治情怀在制度自信中的厚重价值力量。

二是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中华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追求人文至上，坚守“人本主义”。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与西方文化的“神本主义”、坚守人受上帝主宰的理念有着根本区别。人文至上的价值理念体现在传统治理国家上，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是万物之灵、也是国家之本，一切社会制度，只有坚持以民为本、坚守民惟邦本，才能够巩固长久。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文至上、民惟邦本的传统政治价值观，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巩固和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观有机地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制度自信的坚定价值基础，也成为中国制度之治的强大价值力量。

三是立德修身的价值追求。人文至上、以民为本价值理念的必然延伸，就是十分重视统治者自身的节操和道德修养，追求完美的人格。这就是孔子所强调的，“为政以德”“政者正也”；也就是孟子所主张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立德修身有机地渗透于国家制度建设和治国理政行为实践之中，这不啻是中国制度文化的鲜明亮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传承数千年，内在地融入今天我们推进中国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人文价值追求之中。

三、人民群众的认同拥护，赋予中国制度以强大的力量自信

制度作为国家秩序的载体，作为社会发展的规则，历来围绕人而形成、为了人而存在、为了人而发展。制度生命力的背后是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拥护，这是一种强大的制度文化力量；离开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任何制度都不可能长久，这是为古今中外朝代更迭、制度转换的事实所反复证明的真理。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重要成果，是实现和维护人民当家做主权利、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根本保障，建立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一切剥削制度并充满无限发展前景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恩格斯说：“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正是在实现人的利益和自由、并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不断迈进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广大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拥护，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产生并不断巩固发展的深层文化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不断奋斗中逐步形成的，是不断造福人民、深得人民拥护的先进制度，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制度。在全国各族人民愈来愈自觉认同和真心拥护的基础上，中国制度充满坚定自信、中国制度之治充满强大威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全国人民的自觉认同和真心拥护，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一先进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幸福、给国家带来了富强、给民族带来了希望。这一制度本质和制度优势，体现在中国制度形成与发展的一切过程和各个方面：从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来说，就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从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功能来说，就是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基础上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从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路径来说，就是依靠人民共同参与、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从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标准来说，就是让人民满意、人民高兴、人民放心；从中国制度建设的发展前景来说，就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消除制约人民美好生活的制度短板，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之，中国制度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导向，中国制度深得人民认同和拥护的内在品质魅力，赋予中国制度以强大的力量自信。

四、中国制度之治中的“内生性”文化自信

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厚文化底蕴的基础上，文化自信内在地融入中国制度功能实现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为推进中国发展、实现中国之治提供了根本支撑和最大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2)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2期。。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历史传承和文明演进的重要结晶。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4页。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史表明，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一般有两种生成类型。一种是外发性文化，即是在外民族入侵或殖民统治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明显外民族特点与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这种外发性文化，在与本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将会产生种种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产生阻滞或破坏作用。另一种是内生性文化，即是在本民族人民长期奋斗创造和历史传承中逐步积淀而成的文化形态，这种内生性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民族文化特质，根深叶茂、源远流长，是维护民族独立性和自主性、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力量，自然是一种内生性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力量。

中国制度之治中的内生性文化自信，根源于历史悠久、内涵厚重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12期。。今天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治，一个基础性工程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中华文化厚土中挖掘和培育中国制度之治的文明因素，不断释放中华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时代价值，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在凝心聚力、强基固本中的当代功能。

对于植根于中华文化厚土的内生性文化自信在中国之治中的重要功能，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梳理和阐释。

从中国道路选择的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深蕴文明基因之路，是建立在内生性文化自信基础之上的成功之路。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使命，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15)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正是由于中国道路具有厚重的内生性文化自信基因，因而这条道路具有了巨大的民族向心力和精神凝聚力，是实现中国之治、推进中国发展的根本道路选择，引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并昂首阔步走向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从深化改革开放的维度。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厚重的文化根基，内生性的民族文化自信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强大动力，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推进制度完善创新的强大动力。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不懈进取的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贯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新时期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升华，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变革精神和开放精神的时代彰显。习近平精辟指出，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革故鼎新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1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正是这种内生性的民族文化自信，支撑着新时期改革开放历尽曲折而不衰、排除万难而辉煌，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从优化治国理政的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有利于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有利于解决当代人类面临共同性难题的重要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成为内生性民族文化自信元素的最集中体现。近3000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共同探讨如何治国理政的思想解放，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盛况，老子、孔子、墨子、荀子、管子等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究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真谛，提出了绚丽多彩、博大精深的关于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比如，以民为本、本固邦宁，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躬行实践，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仁者爱人、以德立人，以诚待人、讲信修睦，清廉从政、勤勉为公，俭约自守、力戒奢华，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如此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从构建核心价值观的维度。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价值观自信是最本质、最重要的文化自信。在数千年社会变革和文明传承中，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形成了独特的价值体系，这是民族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是保持民族精神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重要支撑，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基础和灵魂。习近平深刻指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和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社会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8)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富有独特而崇高价值追求的民族。“仁”来塑造社会、以“仁”来教化人生，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民族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中华传统文化赋予“仁”以十分丰富的价值内涵：“仁”是国家层面核心价值目标，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崇高人生价值追求，所谓“不成功便成仁”；“仁”是调理人与人关系基本准则，所谓“仁者爱人”……正是这样一种以“仁”为核心内涵的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中国社会得以维系、变革和发展，形成至今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价值标准和价值规范，可以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积极吸纳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