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青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列菲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讨论“社会文本”时，特意指出了作为一种社会文本的城市。“阅读”城市对于人而言，其意义尤其特殊。因为“我们”是城市文本的一部分，我们“阅读”城市，同时我们也被阅读。如何“阅读”城市是现代性话语的重要内容。马克思、韦伯、列菲伏尔、吉登斯等人在现代性叙事中，都展示出对城市议题的关注，揭示了现代性与城市话题的结合点。而在生命政治学的叙事中，无论是福柯生命政治学所强调的“领土城市化”，还是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学所强调的“生命政治城市”转向，城市话语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福柯生命政治学从流通、人口、健康、安全和公共管理的维度凸显城市在生命政治学所倡导的治理术中的重要地位；哈特、奈格里则是在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基础上，在作为描述性呈现的城市话语之上指出了城市对于生命政治生产、诸众实践的重要意义。生命政治学对城市性内容的独特关注及其理论贡献，呈现了现代性城市话语的另一种表达。虽然二者在生命政治的论述上存在差异，但就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建构及其治理方案而言，城市研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话题。

一、城市转型与生命政治的社会治理

以生命政治学为框架，福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18世纪发生的各种观念和机制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以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为基础。因为在福柯看来，随着社会经济及交往的发展，18世纪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个转变就是城市由原来的封闭走向开放。而这首先意味着关于城市的理念和机制将要发生彻底的变化，同时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模式。福柯说：“18世纪的问题是城市在空间上、司法上、行政上和经济上开放的问题：使城市重新进入一个循环流通的空间。”(1)[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在福柯看来，城市由封闭走向开放，意味着城市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进入社会“循环流通的空间”，因此就需要重新评估或者考察关于城市的“安全”问题，形成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方式。这里涉及“城市”属性的变化，福柯认为，之前的城市是一种规训城市，它是一个封闭的规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一切的社会元素及其关系都被严格地限定在固定的区域内。就此而言，这种规训空间是一种管制空间，“安全”是预先给定的。但随着城市的“开放”，城市进入一个新的循环流通空间，原本固定的社会元素及其关系进入一种流动的状态，因此关于城市的安全理念和机制就必须重新设置。

生命政治对安全的考虑就是由此出发，这种安全不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一种全新的安全理念，它的机制和目标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新的安全理念就是生命政治的安全，即“确保着秩序、财富的合理渠道的增长和‘一般’保健条件的机制的总和”。(2)汪民安编：《福柯文选》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就此而言，安全的理念和机制意味着一整套动态的关系，而就城市的机能而言，这意味着充分发挥其流通的组织功能。所以，福柯指出：“问题在于组织流通，消除其中的危险因素，区分好的流通与坏的流通，消除坏的流通，并使好的流通最大化。”(3)[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因为，好的流通最大化能够直接实现上述的安全目标，而这也是生命政治的最终目标。

由此可见，福柯通过分析18世纪城市功能的变化而指出了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及其相应的治理目标，而这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后来福柯说由城市所引发的这些问题，直接涉及生命政治学所关注的人口问题，因为人口的整体状态一定跟城市治理密切相关。这涉及到从另外一个维度揭示城市话题与生命政治学的直接相关性。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最初提出“生命权力”及其对生命负责任时，就强调对“环境”的责任，而就生命政治而言，这个环境主要是指城市的环境，而且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首先要干预的领域之一就是“环境的后果”。因为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学对生命负责任的首要行为就是如何影响环境以便迎合人口的治理。换句话说，就是城市环境的治理如何实现对人口的影响。福柯指出：“通过这个环境，人们试图影响的场域，就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事件，这些事件是由这些个人、人口和团体所产生的，以及围绕着他们产生出来的准自然事件。”(4)[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福柯希冀通过对环境的改造来影响围绕人口而产生的各种事件，这是生命政治学所着重阐发的人口治理的重要维度。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福柯开始思考生命政治学中的“自然性”问题，而这是人口治理的重要依据。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人为建立起来的权力关系中如何面对人类自身的“自然性”，而这个问题是由城市所引发的。福柯说：“我觉得，由城市提出来的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看到人类自然性的问题在一个人为的环境下突然出现了。我觉得，人为的权力关系的政治中突然出现人类的自然性是某种根本性的东西。”(5)[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作为一种人造的环境，城市与人类自然性的融合问题为生命政治思考人口的自然性问题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这个既是人为又是自然的环境观念中，人为形成的条件发生作用的时候被看做与人口相关的自然，而由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编织而成的人口也是作为人的自然属性而发挥作用”(6)[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而且，在人口治理中，环境仍然是权力干预的领域，核心在于对环境观念的改变。在城市语境中，环境不再是一种纯粹外在的自然给予物，而是人造的准自然物，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安全。所以，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所讨论的安全，其中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治理环境、城市的规划，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实现社会最好的流通。“在城市规划者试图重新反思和调整城市空间的时候，事先规划的环境观念的图式，这种使用的结构开始出现了。甚至在环境观念确定成形之前，安全配置就已经在运作、装配、组织乃至布置一个环境。环境将会是流通在其中得到实现的地方。”(7)[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在此，我们看到城市、环境、安全与流通的关联，福柯的生命政治学认为由于对城市、安全的重新考察所引发的对环境观念的重新定位，使得生命政治学对生命负责任的旨趣得到了进一步的具体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城市及其环境的塑造就是生命政治学的首要操作，而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公共管理。

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所展开的新的治理技术中，公共管理是其中的重要技艺之一。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中，公共管理的核心对象是人口及其基础上的一整套社会行为。但就公共管理的内涵发生转化并获得生命政治属性而言，这是17世纪以来的事情，“从17世纪开始，似乎公共管理这个词要开始具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我认为可以这么大略概括一下。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将把一整套既可以增强国家力量，又能维持国家良好秩序的方法，称为公共管理”(8)[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那么，为什么福柯将17世纪作为公共管理内涵变化，并且指认其为维护国家力量和秩序的开始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而其主要的操作模式就是“领土的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的治理就是国家的治理。而公共管理就是直接与领土城市化的前提条件相关，福柯例举了城市、道路、市场和补给市场的各种条件，所以他认为：“17世纪、18世纪的公共管理，从本质上被思考为被称作为领土城市化的东西。实际上，是要把王国，把全部领土变成一个大城市，以便领土能够得到像一个城市那样的设置，以城市为模版来设置，使其跟城市差不多。”(9)[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就此而言，我们看到社会治理中所涉及的生命政治、现代国家、现代城市与公共管理的关系，甚至现代城市与公共管理是更加基础性的条件。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将公共管理直接等同于城市性内容，“正因为有了公共管理来管理共同居住、流通和交流的问题，城市才得以存在。公共管理是城市性存在的条件”(10)[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而且，我们从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社会治理内容中可见一斑，比如在涉及人口及健康考虑时，福柯指出，公共管理必须以健康原则为出发点来设置新的城市空间政策，比如在涉及城市市场时，公共管理要保障交换、流通和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些都在印证着公共管理的城市性内容。

因此，只有建立起城市的公共管理模式，刚才所提及的“领土城市化”才能有效地推行，国家的力量和秩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所以福柯认为：“因为有了公共管理才有了城市，因为有了被如此完美地公共管理化的城市，人们才有了把公共管理推广到整个王国中去的想法。”(11)[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成就了现代城市，而领土的城市化最终在于国家的整体治理。

而伴随着领土城市化而来的是“城市—市场”模式的形成，福柯所论述的生命政治治理的城市模式也随之成型，“这时候城市—市场成为了一种国家干预人们生活的模式，我认为这才是17世纪的根本性事件”(12)[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页。。而这也是福柯讨论生命政治学的原初背景，在这种背景中，国家治理术的内容才得以真正展开，“如果国家治理术第一次将生存和生存得舒适考虑在内，通过城市以及健康、街道、市场、谷物、道路等问题来考虑生存和生存得舒适的话，那是因为此时商业被思考为增强国家力量的一种主要工具，因此也是旨在增强国家力量的公共管理的优先内容。这就是我想对你们说的关于公共管理内容的第一点，以及公共管理的城市模式、围绕着市场和商业问题的全程管理”(13)[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304页。。至此，公共管理的城市模式及其一系列的相关因素成为生命政治学有关社会治理的核心论域。

因此，就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城市性内容而言，主要是在“领土城市化”基础上所衍生的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城市是其基本场域。

二、生命政治城市与共同性生产

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城市话语主要体现在“治理”的叙述中，究其实质而言是指向人与治理模式的关系，以及一种生命政治模式下的隐性的权力领域。而哈特、奈格里则是立足于福柯分析中的另一层维度，即权力的前提是什么？“自由与反抗是使用权力的前提所在”(14)转引自[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2015年版，第47页。。这种前提性的或者反思性的思考为哈特、奈格里思考城市，尤其是为其思考生命政治城市打开了另一个窗口。哈特、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所要揭示的其实是“权力与自由的关联”，从而开启另类主体性的生产。哈特、奈格里尝试从福柯的论述中推导出积极的潜在的可能，因为在福柯看来，权力只能施加在自由和具有反抗能力的人身上。这意味着福柯在论述治理的形式时，就在论述人的自由和反抗的可能性。而哈特、奈格里认为，这种自由和反抗所带来的另类主体性的生产跟大都市密切相关。

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奈格里是以“论身体”为主题而展开的，一个是人的有机的身体，一个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就有机身体而言，就是要在“财产的共和国”(资本阶级共和国)的权力所支配的身体中，不是在认识论和语言学的意义上，而是要在存在论和人类学的意义上寻找“权力与自由”的关联，从而为追求自由提供可能性的基础。就此而言，哈特、奈格里是完全接续了福柯对生命政治的讨论。福柯的讨论立足于权力对人的塑造，而哈特、奈格里则寻求自由对权力的反抗。而就无机的身体而言，就是要立足“大都市”。哈特、奈格里要揭示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诸众作为权力的他者、反抗者，自由如何实现？哈特、奈格里将自由实现的语境直接嫁接在“大都市”上，因为就现代社会而言，不同于工人之于工厂，诸众的领域是大都市，因为大都市成为诸众行动的背景，并且不断地在为诸众的行动提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共同性”，而“共同性”制造来源于大都市。所以，哈特、奈格里认为，大都市是“支撑诸众行动的环境，以及由感受、社会关系、习惯、欲望、知识以及文化交流组合构成的储藏室”(15)[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都市变成了诸众的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说，诸众的行为的发生及其社会效应都应该在都市中得到呈现和完成。哈特、奈格里的这两个判断是生命政治学展开城市议题讨论的基础，其核心的内容就是讨论生命政治城市如何通过共同体的塑造而为诸众获得自由提供前提。

不同于福柯生命政治学城市性内容立足于“领土城市化”，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对城市的关注立足于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工业城市转化为生命政治都市，而此场域的变化直接关涉到“共同性”塑造的机制及其范围。

简而言之，在哈特、奈格里看来，现代社会的生产不再是工业时代的工厂生产，而是生命政治时代的城市生产。哈特、奈格里认为：“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质量都由产业工厂及其需要、节奏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所决定。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转变，那就是从工业城市向生命政治大都市的转变。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在生产过程与构成城市的共同性之间，存在日益强化和直接的联系。”(16)[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这种转变意味着思考对象从“工厂”到“城市”的转变，原本工人在工厂从事生产活动，然后在工厂之外即城市开展其他“生命活动”，就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的，资本家根本不关心生产以外的工人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工业资本所主导的生产基本囿于工厂之内。在这种模式中，资本的控制性是全方位的，但生产空间和城市空间(生命活动空间)的重叠，首先意味着“共同性”的加强，同时意味着资本控制能力的被稀释，这为诸众的行动提供了双重的条件。

当经济生产空间和城市空间重叠时，城市就成为生产的场所。在哈特、奈格里看来，生产模式的转变直接意味着诸众反抗模式的转变，在此意义上，生命政治的生产或者“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就依附于生命政治城市。

而生命政治城市生产较之于工厂生产的特点在于“共同性”的塑造，正源于此，哈特、奈格里才坚持认为生命政治城市是诸众行动的基础和场所。

生命政治城市所塑造的共同性，不同于诸如土地和空气等中的“自然共同性”，而主要是指“人工共同性”，它寄寓于“语言、图像、知识、感受、符码、习惯和实践”中。在哈特、奈格里看来，现代社会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工厂内的生产，而是覆盖了所有的社会生产。因此，人工共同性与现代社会生产形成了一个相互生成的过程。共同性服务于生产，而生产的结果又进一步改造城市，强化这种共同性。因此，城市及其共同性的生产构成了生命政治生产的基本内容，就此而言，“大都市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场所，因为它是共同性的空间，是人们共同生活、共享资源、相互交往以及交换商品和观念的空间”(17)[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在哈特、奈格里看来，随着“共同性”塑造的不断展开，生产会越来越脱离“资本”的控制而具有“自主性”。因为，这种生产建立在“共同性”之上，并且越来越需要自主性和共同性。这就意味着任何外在的干涉都将会成为生产的障碍。

而哈特、奈格里之所以将“城市”视为“共同性”塑造的场所，在于城市是一个不断实现 “相遇”的地方。“共同性”的塑造不是一次性操作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不同的新元素进入城市，展开交往与合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共同性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哈特、奈格里说：“当恰当的相遇导致新的共同性的生产，例如当人们以不同的知识进行交往，以不同的能力去协作，从而形成新的事物时，大都市的巨大财富就彰显出来了。实际上，恰当的相遇产生了新的社会本身，比原本单个的身体要更加强大。”(18)[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在此过程中，诸多主体在城市因相遇而交往，跳出各自独特的规定性，从而创造出共同遵守的社会形式，当然也是共同行动的共识性前提，因而创造出“新的社会本身”。列菲伏尔强调的异质空间，就是指不同的东西的相遇，这些相遇的实践在不断地创造异质空间。就此而言，城市的“相遇”成为社会自身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而城市的功能也主要体现为对“相遇”的组织。按照哈特、奈格里的说法，“相遇”不一定都是积极性的，城市的政治就是组织“愉快的相遇”，也只有城市才能履行此功能。因为，资本无法组织这种相遇，而只是占有或剥夺由此相遇所带来的共同财富。也就是说，资本对共同财富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共同性”的循环过程。

资本占有或剥夺共同财富使得社会不断地被等级化和分化，从而不断地侵蚀共同性的生产。哈特、奈格里尤其指出地租和房地产价值的侵蚀作用，而且还通过种族主义、贫富隔离等方式来阻碍和破坏相遇，从而阻止共同性的生产。在此，我们看到了马克思曾经的分析，即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最大限制在于资本本身。就此而言，哈特、奈格里将组织“相遇”的任务赋予了诸众，“诸众必须自主地组织这些相遇，并让大都市城市所需要的训练进入正轨”(19)[法]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由此，以城市为场所，诸众成为塑造共同性并力图去占有共同性的主体，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主体性生产的另类模式”。

总而言之，哈特、奈格里对城市议题的理解建立在其对现代社会“生产”的理解基础之上，在工厂之外，城市由之前的作为“外部性”的因素开始走入生产的“内部”。这意味着诸众的“生命活动”也成为“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生产”领域的延伸，一定会带来“共同性”的生产。就此而言，哈特、奈格里将“城市”视为共同性生产的主要场所，城市也转化为生命政治城市。

三、生命政治学城市议题的理论效应

福柯讨论现代社会的治理就是从资本主义城市开始的，这些治理的城市性内容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里展开，也就是他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所说的即“自由主义”是生命政治学诞生的基本框架。因此，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尤其是对其形成过程，必须要有城市的视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关系的论述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运动的背景中展开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倚重的城市维度。因此，对于城市议题的关注，不仅具有历时性价值，更有共时性价值，前者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后者体现为现代社会自身的治理场域。

就城市性议题是讨论现代社会的基本论域而言，列菲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指出，要讨论人与存在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以及人是什么，这些话题都离不开“城镇”，而城镇又是构建“日常生活”的场所。“日常生活批判”就是要批判现代社会的“例行化”生活。就此而言，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就是在讨论“日常生活”得以建构的前提，而此前提就是生命政治学所分析的那些社会“话语”。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城市性话题就是围绕着城市性内容，如何首先通过知识、话语来建构一整套的观念系统，塑造一种“社会自然性”，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遵循，然后以此作为社会治理的依据。就福柯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技艺而言，其核心在于对象，这意味着必须要发展出一整套的话语来“描述”对象，使对象符合社会要求。这就是在塑造“日常生活”。因此，福柯生命政治学的城市性内容，尤其是引入社会治理，治理对象是什么？治理对象是如何呈现的？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大体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城市性内容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对城市性内容的理解，就是对社会存在的理解。而哈特、奈格里更是在现代社会城市性内容的基础上，将其理解为生命政治城市。就其基本内容而言，城市不再仅仅是人们生产的“外部”场所，而正在全面转化为生产本身的领域。而且生产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工厂内产品的生产，而是吸纳了传统生产所忽视的元素，尤其体现为语言、知识、习惯、符码等内容。而这是现代社会，更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不断进行的重要前提。这构成哈特、奈格里生命政治学城市“共同性”话题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福柯与哈特、奈格里在此问题上的关系。

正如在前文中所提到的，哈特、奈格里自认为其生命政治学话题是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内涵中生发而来的，通过对权力与自由的反思性思考，揭示另类主体性生产模式的可能性。而此模式的重要维度就是城市的共同性。就此而言，哈特、奈格里在一定的意义上发挥了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批判性维度，他们希望通过生命政治城市来推进共同性的生成，服务于诸众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首先看到了城市的功能，这跟福柯是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只是哈特、奈格里的伦理和政治规划立足于生命政治城市的生产，而福柯主要是呈现城市所履行的生命政治功能。就此而言，哈特、奈格里是推进了生命政治学的城市话语。

但不论福柯和哈特、奈格里在城市议题上的异同，仅就生命政治学的城市性内容而言，其所呈现的具体论域为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内容以及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福柯生命政治学所揭示的城市对于“开放”、“流通”的重视，哈特、奈格里对于“相遇”的重视，都强调了城市作为“新”事物诞生地的作用。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提到过一种国家理性(亦翻译成“国家理由”)即对社会存在的可理解性图解。就城市性内容而言，城市作为流通和相遇的地方，其首要功能就是对新出现的事物进行一种“可理解性的图解”，并将其视作塑造“共同性”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作为社会生产和交往的主要场所，是一个多元融汇的聚集地，而城市的治理必须根植于这种“共同性”的塑造中。城市所追求的开放和融合的精神，就是要在面对诸多异质性的社会要素时，能够在一个新的框架中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使这些社会要素最终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力量。没有这种“相遇”和“共同性”的视野，城市治理将逐渐走向封闭和保守，从而抹杀原本具有的“创新”潜能。

我们从马克思关于城市的议题中同样可以发现，源于中世纪末的城市公社运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先于工业革命并使其成为可能的城市解放运动。城市解放运动，传统主权城市的衰落，对于封建秩序具有深远的革命性意义。因此，城市作为奠定现代社会基本框架和观念的场域，其最原初的意义在于“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在于接纳新事物，塑造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形式。无论是福柯生命政治学城市性议题的社会治理维度，还是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政治城市维度，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沿袭了马克思对城市功能的原初定位。但是，城市的解放功能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这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对“解放”阈值的界定。按照哈特、奈格里的说法，这个“阈值”在被资本所限定，也就是说，城市的解放功能在被资本所“腐蚀”。因为，城市的解放最终一定会带来新的“共同性”及其基础之上的新的“共同体模式”，而这同时又需要变更生产组织模式。这就意味要变更“资本”的属性，这也是资本要控制甚至限制这种“阈值”的原因所在。然而，危机也源于此，一种不能再包容更多内容的组织模式，其本身必然意味着界限和危机。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城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社会模式本身的危机。就此而言，对城市的认识及其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而生命政治学的城市性议题为我们重新认识城市提供了新的视角。

今天的城市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还是源于缺乏“新”和“共同性”，生命政治学对城市话题的讨论，为我们思考城市问题尤其是城市发展和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福柯生命政治学所讨论的社会治理，经由城市性内容而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呈现，换句话说，城市是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种城市性治理的重要性，来自于现代社会生产和交往形式的变化，使得城市日益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状况；而哈特、奈格里对“生命政治城市”的讨论，其实是立足于福柯生命政治学关于城市的普遍性存在状况的基础，并在此普遍性的维度基础之上推进“共同性”维度的呈现。虽然二者在具体论述和旨趣上有差异，但都将城市议题作为其具体论域，展示了城市性内容对于现代社会分析与治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