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傲枭，王斌全

（山西医科大学，山西030001）

共情作为护士的核心能力之一[1]，能有效缓解医患冲突，提高合作程度，改善病人的负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护理质量和护士的身心健康水平[2-5]，其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由于护理工作的特殊性质、紧张的工作环境和高负荷的工作条件、长期接触疾病、残疾和死亡，这些痛苦的经历可导致共情能力的降低和共 情 疲 劳（compassion fatigue，CF）的 发 生［6-7］。Figley[8]将共情疲劳定义为：救助者在向服务对象提供援助服务时，共情投入程度较高或过度承受救助对象的悲伤及痛苦，衍生出的一种心理和行为结果，主要了解到救助对象的痛苦经历或所遭遇的严重创伤事件而使得救助者自身精力情感和兴趣降低，属于二次创伤压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STS）的范畴，也被称为“照护的代价”。根据Figley 的共情压力与共情疲劳理论[9]，救护人员在工作中发生共情是引发共情疲劳的前提，救助对象的痛苦或创伤对临床护士产生负面影响，使其产生倦怠冷漠的情绪，这种情绪不仅降低了护理服务质量，而且降低了病人的满意度，也对护士自身健康产生消极影响，同时增强了护士的离职意愿［10］，导致护理团队不稳定。自1992 年Joinson［11］提出共情疲劳的概念以来，护理管理者开始重视共情疲劳并在工作中积极预防，以增强护士职业认同感和工作满意度，进而更好地在临床实施优质护理服务。本研究旨在建立护士共情疲劳风险评估模型，尽早发现高危人群及其高危因素，为下一步的预防提供理论依据，以提高护士的共情能力，降低护士共情疲劳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