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士绅阶层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与构建至关重要，苏州作为明清江南文化重心，其作用更加凸显。士绅阶层处在国家与地方之间，传统意义上由与科举、捐纳和仕官有关的人士组成，他们是基层社会的领导者，承担与管理着地方的事务与活动，同时他们也接受国家的荣衔与威权，成为国家在民间的代表。庙宇这一场所，在信仰、经济活动以及地方秩序等方面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掌管庙宇无疑是一种有效控制地方的手段，他们对庙宇的建造、活动的支持以及掌控来达到自己的私人欲望，构建属于地方精英的势力范围。

关键词：明清苏州;庙宇;士绅行为

明中期以降，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旧有的等级与礼法制度被破坏，“士庶敢于犯上，寖成乱阶”[1]1675的现象数见不鲜，正是在这种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普罗大众从勤俭守成转而追求个人物质与精神上的享受，沉溺于酒色财气成为社会主流。居于文化中心的士绅群体更为好名而逐利，纵情于名玩古董、山野林泉。庙宇的职能特殊，既是社群的精神与物质中心，又兼具清幽的环境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其中苏州的寺观尤为众多，“天下之寺观，莫甚于苏、松”[2]。庙宇在满足士绅树立威望、控制地方欲望的同时，又能够契合其逍遥山水、清闲风雅的心态，故而在庙宇活动中士绅群体扮演者尤为重要的角色。

一、明清的士绅群体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居于社会之上，却又日益同社会脱离。[3]166传统的中国社会同样如此，社会演变的形态错综复杂，形成了多元的政治与经济社会结构，在国家内部产生了协调经济利益与阶级矛盾的官僚专制主义国家政权的同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一直存在，地方的乡族势力依然顽固而强大，他们能自主完成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建设与社会灾害救助，这便是处在“国”与“民”之间的乡绅阶层。

对于士绅阶层的组成，学者们有不同的界定意见。傅衣凌先生认为，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和捐输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4]3，为稳定地方统治将其纳入管理的地方精英群体便是士绅。陈宝良先生认为，士绅应当包括两个等级层次：一是青衿，即生员，为士绅下层;而是缙绅，为一些举人、进士功名以后出仕的官僚或致仕回乡的乡绅，是士绅的上层。[5]82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则按照做官与否的标准来划分士绅的等级，而何炳棣则强调士绅阶层的流动性，表示平民也有上升为士绅的可能与途径。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4]3因此乡绅一词的含义被扩展，既包括在外地任官但仍对地方基层社会有影响的官僚，又包括地方上无官在身但是有权势与名望的乡贤。故而凡是与科举、捐纳和仕官有关的人士，大致都可以属于中国传统社会习称的绅士阶层的范围[6]38。

二、士绅与庙宇修建

自明开国以来，加强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政府对庙宇的修建有着严格的限制，由官府以及士绅主持倡导建造、修复。地方精英群体参与庙宇修建的缘由多样，主要在于声誉的维护与影响力的扩展。

苏州百刹林立，居官倡建者众多。崇祯年间，张国维巡按苏州时曾多次主持维修古刹佛殿，虎丘山顶东面的大佛殿，崇祯二年灾毁，十一年张氏重建。[7]26又三山门左有千佛阁，十二年张氏重建。[7]30巡抚苏州的几年间，复修寺观的行为无疑是其政绩上的一笔。此外，苏州名祠——苏公祠久废不兴，道光十四年，按察使李彦章、郡绅石韫玉、吴廷琛、顾沅倡建，总督陶澍、巡抚林则徐、织造豫堃等六人捐钱以助之，邑尉夏廷松、绅士徐僖等六人辅佐之，设计、题名、记录各有职责，[8]82仅这一条记录便可发现知名庙宇的修建非一人之功，需要有地位高者的倡导，有资产者的资助以及地方乡贤的记录。再次，苏州籍的士绅同样是捐建庙宇的主力。万历年间的进士长洲人士凌汉翀，曾官居御史，“力行善举，捐修颜子祠、虎丘寺”。[8]226除了为庙宇的修建集资倡建之外，为寺观捐赠土地以供日常开支也是士绅构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卜正民认为，士绅是诸如寺院在内的一切依靠资产而生存的机构的田产的主要提供者。[9]162他们或为直接捐赠人，或为挂名购买土地的僧侣背后的投资者。图阳山南有景福庵，乾隆三十年庙宇坍塌，庵僧无力募修，遂呈请售卖余地，袁氏子宪文等以“串卖寺产”为由讼于堂前。经查证，“（景福庵）虽系众姓捐造，而查验碑记实袁氏之祖领袖倡捐”[10]袁氏家族曾出资购料兴修景福庵，为其捐资购地，遂其后世子孙对该庵依旧有一定的控制权，可见士绅对寺宇的兴修非无偿，亦谋求一定的利益。

庙宇的兴盛与修建背后都离不开地方官员与士绅的支持与重视，与此同时修建庙宇也成为士绅彰显财力与政治特权的合理方式。

三、士绅行为与庙宇活动

（一）士绅行为与信仰活动

明清两代的缙绅群体在兼济天下的同时，向往隐居山野的逍遥生活。在身退之后，“与故人耆旧，结社为会”，[11]士大夫同好之间结社为会成风，而与宗教结社更成为一时美谈。这些缙绅群体的结社时常开展雅集、讲经之会，而庙宇无疑是举会之佳地。杭州云栖大师创“放生会”，以“栖水族”，士绅群体结有胜莲社，逢“每月六斋日”，在西湖上方池、净慈寺的万工池等，醵金放生。[12]68放生会之盛大，乡人趋之，上方、长寿二池亦不足也，遂于郡城之南普度庵新凿有数十亩之广的放生池。[13]放生之会虽为僧侣创之，然士大夫追逐于此，郡邑之人亦从之，反而演变成为群体性质的盛会。结社之外，士绅群体亦热衷于参与僧侣的讲经活动，吴应箕便记载了聚众讲经之风屡禁不绝的现状。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常有法师讲经，而“听者数十万”，且僧俗各半，男女夹杂，妇女尤多。[14]而此风屡禁不止的根源，大抵为“勋臣为之倡率，御史為之护持，祠郎为之赞导”。[14]士绅群体对佛学的喜爱，使得庙宇成为盛会聚集地，同时也成为社会文化与风俗的中心。

庙宇除了是士绅结会的举会地，同时也是其与民同乐，祈求神灵庇护的场域。每逢岁初元日，“士女集佛宫道观，烧香答愿”。[15]372吴县有岁首会于佛寺见亲友、议姻亲、觇婿妇的习俗，称之‘岁忏，是时“士女阗咽，殆无行路”。[15]374二月上丁，致祭文庙，孔圣于士绅间之地位自不必说，祀礼之隆，倍于常。“先日演习，曰‘演学，各坛庙及名宦、乡贤、孝子、节妇各祠依次致祭”。[15]378二月三日为“文昌帝君诞”，因“相传帝主人间禄籍，士大夫酬答尤虔”，大吏与长洲邑宰致祭于竹堂寺畔之庙，其余道宫、法院、会馆、善堂供奉帝君像者，俱修崇醮录，[15]378士绅对现世名利的追求之迫切，可于“文昌会”之隆盛窥其一二。九月初九重阳日，士夫有会友登高之俗，袁中郎曾言吴中三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无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16]17以“奇事”称之，可见重阳登高宴饮之盛。

（二）士绅行为与地方秩序

地方宗族會利用庙宇来提升家族地位，同时他们亦会通过对庙宇事务的处理来增强个人名望，稳定地方秩序。

“宗祠之立，在士大夫家故多，而寒门单族鲜有及之者”，[15]376故而士绅们常借对当地信仰的管理来扩大宗族势力、提高名望，以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在聚族而居的农村，祭祖与祭神仪式时常混为一谈，故而一些家族会将宗祠设于庙宇之内。吴淞黄渡镇有周氏家族，居所之旁有庵堂一座，“康熙三十年岁辛未，周氏宗佥谓庵制狭隘，谋所以光大……复旁构一室，以妥先灵，仍旧制也”。周氏一族借扩修积福庵的名由将自家先灵设于其间，并在此“具兄长，集少长，将自此而型仁讲让，敦诗说礼”。[17]324此举不仅将庙宇家族化，更留下贤者的美名。再者，还有一些本地大族会修建维护先人的庙宇，有李巡尉祠，“祀宋朝散鼻，后裔咸附。明万历十六年，裔孙佳等建……国朝康熙三十年，十八世孙桐重建”。[8]72这些庙宇由一族子弟资助、修建，意在通过此举来维护家族的声望。明清时乡贤祠在苏州地区极为泛滥，《四友斋丛说》有载“今吾松士大夫亦有为其父祖营求乡贤祠者，无非欲尊显其父祖之意，此皆贤子孙也”。[18]104这些地方家族对庙宇的控制与建造，对家族势力、名望的发展、宗祠的维护都极为有利。

除了利用庙宇来构建宗族势力，士绅也会管理庙宇相关的社会秩序问题。《吴县禁止沿庙聚赌滋扰碑》曾记载了一则关于驱逐庙宇周边聚赌之众的事件，“据生员陈钊……等禀称：天库前地方，向奉周宣灵王……前因庙基湫隘，屋宇坍塌。生等捐募建修殿宇房廊”，未曾想竣工之后有闲人聚赌与庙宇周边，“经生等驱逐，得以安靖”。[19]575当地生员承担起修葺庙宇的责任，并处理庙宇周边的闲人滋事挑衅事宜。再者，上述提到的《长洲县永禁滋扰元妙观搭建摊肆碑》碑文，记载了在解决霸占之徒搭棚收租事宜时，经郡绅石宦等家属石忠的呈请，才使得小民等继续在观外摆立摊肆谋生。[19]638同时，士绅也担任起了地方救助的责任。《吴门表隐》有载设于长当弄观音庵的用以资助清贫庠生之孀母的安仁分局，乃是道光年间“绅士董国华、蒋庆均、黄寿凤、陈廷浩、黄赞元等呈请改立”[8]162。再者，士绅还担任着庙会中的“会首”，献戏的行好事者的角色。这些乡宦士绅借助庙宇，通过帮助民众解决庙宇相关的纠纷事宜、资助贫弱之民、修建庙宇、筹备庙会等善事来塑造他们德行高尚、泽于乡里的形象，并借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扩大在地方的权力。

四、小结

明清时期民间信仰蔚为大观，庙宇成为民众日常娱乐、谋生、聚会的场所，对庙宇活动的参与与管理成为士绅权力延伸的新渠道，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来举办各种庙会活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威信与号召力，能够统筹乡里，决断地方事务。但最终士绅始终将管理庙宇的活动视为一种工具，一种维护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工具，他们将维护既得利益的欲望加诸于各种庙会活动之上，为政治权力披上了仪式的合理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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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齐姗姗（1996年--），女，河南洛阳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