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灾荒与陇东民变（1927-1931）

2020-12-14谢槟谦

锦绣·上旬刊 2020年10期

关键词：陇东

摘要：1927至1931年，陇东地区发生了近代以来极为罕见的大灾荒。由于军阀混战、交通闭塞、生产落后及政府赈济不力等各种因素，使得陇东出现了大量人口逃荒和死亡，也使乡村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广大农民迫于生存，从借贷无门到“吃大户”再到“抢粮成风”，最终酿成民变四起，对该地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陇东;灾荒;民变

“陇东地区1，按照地理学意义上的界定：通常把陕北狭地以西，关山、陇山以东，这一广袤区域称之为——陇东，这与今天行政区划所指的陇东还是有所区别。行政区划所指的陇东也就是今天庆阳市辖区和平凉市辖区的大部”[1]民国时期的庆阳，自然灾害频发，灾荒严重。“灾荒特点主要有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严重。以旱灾、洪灾、雹灾、霜冻和风沙为主，给庆阳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2]造成灾荒的原因主要包括地理条件的限制，经济文化落后的影响，军阀战争的破坏，国民政府的救灾不力等。就近代民变2的研究，史学界较多聚焦于清末，成果丰硕，主要代表著作有叶青山的《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3、李严的《对清末民变的再认识》4等，都对清末民变的产生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但学术界对陇东地区的灾荒与民变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1927至1931年陇东灾荒为研象，详实探讨灾荒与民变关系问题，以期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一、陇东地区的灾荒概况（1927-1931）

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1927年—1931年）间的陇东大地被自然灾害频繁侵袭，灾害过后的陇东大地一片萧条，陇东人民生活在这水深火热的地狱之中。1927年—1931年间陇东地区发生的主要自然灾害有以下几种：

旱灾是最主要的自然灾害。“1926年（民国十五年）到1927年（民国十六年），甘市就连续遭到旱、水、雹、震等灾害的袭击，“夏秋无收，饥谨荐至”，河西一带灾民多达三十万，拉开了大旱荒的序幕”。[3]民国十五年到民国十六年的旱灾拉开了陇东地区在民国时期最严重旱灾的序幕，接下来陇东地区连续几年的旱灾造成了饥馑的最终出现。这次旱灾大面积开始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甘肃东部及中、南部大旱，成灾达50余县，民饥”[4]1927年夏季甘肃的东部、中部以及南部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受到旱灾侵袭的有50多个县。而在陇东地区有的县旱灾则出现的更早，“民国十五年（1926年）夏，镇原酷旱，禾苗枯死，民大饥。四乡逃荒者络绎不绝。”[5]镇原县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旱灾，田里的禾苗因为干涸而死，当地的人民因为没有缺少食物被迫背井离乡开始了颠沛流离逃荒生活。此次旱灾达到高潮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这一年，持续大旱，小麦薄收，秋麦不种，出现年馑。”[6]1928年宁县的旱灾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粮食作物小麦收成很少，第二年的冬小麦也没能播种，青黄不接，出现了饥荒。华池县“十七年夏田歉收，秋田无收，小麦未能下种。”[7]也在这一年出现了同样青黄不接而导致饥荒的情况。

旱灾对乡村社会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经济社会的打击;旱灾发生后，陇东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失去平衡。首当其冲的是粮价的疯涨，华池县在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间，“麦斗银由原来的五角涨到八元，米斗十元。”[8]麦斗的价格在一年时间内疯狂涨价16倍，对陇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带来了甚重的打击。二是对乡村人口的打击;旱灾发生后饥馑紧接其后，很多人因为缺粮少食死亡。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陇东地区，全区6縣58304户，318088人（见表1）。

而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环县有831户5570人，比上年减少2281户8197人。”[9]对照上表可以看出环县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且数量大，其他各县虽户口登记不全，但就受灾程度和饥馑发生的时间来看人口也会随之减少，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总之旱灾对陇东地区乡村社会经济和人口的打击是巨大的。

这期间还有其他自然灾害侵袭陇东大地，进一步加重了灾情。

霜冻与大风灾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十八日，庆阳霜杀禾”[10]1927年农历四月十八日庆阳地区出现了霜冻，农作物被冻伤。“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初九日，庆阳大雷雨”，[11]1928年农历三月初九，庆阳地区出现了大风雷雨天气，对当时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民国十六年（1927年）四月，镇原、宁县、正宁等地暴风，黑沙蔽天，白昼昏黑，由北而南，数日方散。”[12]1927年4月镇原、宁县、正宁等地出现大风沙尘天气，持续了好几天。“民国十七年（1928年）三月初十，庆阳数日土雾蔽天，此后小麦逐渐萎枯，歉收。”[14]从1928年农历3月10日开始出现了大风沙尘天气并且持续了数天，沙尘过后麦苗枯萎庄稼减产

蝗虫与洪水灾害。“民国十七年（1928年），合水虫灾，食禾甚重。”[14]1928年合水县出现了严重的虫灾，蝗虫对庄稼的啃食情况非常普遍，农作物受灾严重;

环县甚至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季受到虫灾侵袭以致当年颗粒无收。民国十九年（1930年）镇原县发生突发洪水，毁坏房屋农田等，因水灾侵袭严重，省赈务会给镇原县拨赈济款，并免除部分应缴钱粮。

地震与冰雹灾害。民国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十九日庆阳发生地震，地震的响声之大似雷声一般;民国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三日“甘肃古浪8级地震。庆阳、镇原同时震。”[15]虽然两次地震的受灾情况因为统计资料不完整不得而知，但两次地震相隔时间仅有半年，考虑当时生产劳动效率较为低下的情况，仅半年的时间不足以在灾后重建家园，消除地震对陇东地区人民带来的损失。民国二十年（1931年）四月，宁县的部分地区天降冰雹，影响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同年六月，合水县降下冰雹，方圆四五十里均为受灾区域，冰雹颗粒大小如同鸡蛋一般，冰雹过后受灾区域“麦、秋毁尽，民啼号于野”。[16]这些灾害的同时出现进一步加重了灾情。

二、国民政府的赈灾举措与效果

（一）赈济举措

从1927年至1931年间，国民政府为赈济这一时期发生的灾害也曾做出过一些努力，从陇东地区的资料记载中发现，这一时期的主要赈济方式包括拨赈灾款、缓免各项应征钱粮及以工代赈三个主要方面。一是拨赈灾款。1927年至1931年间陇东地区共受到民国政府赈济灾荒拨款有记录的次数为四次，且每次拨款的数目不尽相同。第一次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是年春夏两季甘肃逢遇大旱灾，受到旱灾侵袭的有50多个县，陇东地区各县都属受灾严重的区域，为缓解此次旱灾“国民政府拨款及募捐21. 6万余元发各县赈济”[22]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21万余元是国民政府拨给甘肃省政府的赈济款，当时甘肃省受灾面积大，21万余元的投入对50多个受灾县而言相当于蚍蜉撼树;第二次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甘肃58县除大旱外，兼有雨雹、洪水、病虫、霜冻、瘟疫等灾害，灾情十分严重，仅庆阳、镇原、环县受灾者达18万多人。”[23]在这样受灾面积大、人口多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给陕甘两省拨赈济款，最终陇东地区各县受到此次赈济的如下：（见表2）

从上表的统计可知，此次国民政府的拨发到陇东地区各个县的救济款总数为30600元，陇东地区6县共受到8次救济拨款，少者拨款仅有1000元，多者也只有8100元。这其中庆阳、镇原两县均受到两次拨款，两次拨款总数分别为8100元和8000元，其他县受到的拨款次数均为一次。上述提及，是年，陇东地区仅仅庆阳县、镇原县、环县三个县的受灾总人口数就达到了18万人以上，虽然其他三县的受灾人口数很难得知，但如此微薄的赈济对这样庞大的受灾群众而言無异于于事无补。第三次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甘肃省赈务会给陇东地区拨款1.96万元，摊派各县，其中庆阳、宁县两县均为5000元，镇原县最多，为6500元，环县最少，为3600元;前一年拨款3万余元对灾情的缓解都是于事无补，此次拨款数目仅为前一年的三分之一，对受灾严重的陇东地区各县而言等同于粥少僧多。第四次是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省赈务会于该年元月和十一月两次拨赈济款，两次拨款都是拨给镇原县，拨款总数为3600元，元月拨款950元，十一月拨款2650元;元月的950元拨款中有150元县款，省赈务会仅实拨800元。上述四次国民政府赈济款拨发到陇东地区的总数为21.6万余元，在民国十八年前后出现的大饥馑中陇东地区各县大多属于重灾区，虽然受灾的总人口是没有具体的记录，但单从民国十八年庆阳、镇原、环县等三县的受灾人数18万多人，这个数字来推测，其他县的受灾人口也不会太少，四次拨款赈济实属扬汤止沸。二是缓免各项应征钱粮。民国十八年（1929年）庆阳县的缙绅民众申请缓免各县钱粮，省政府同意免除庆阳县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未征的田地税3000元，同年（民国十八年）庆阳县的缙绅民众又申请缓免未交土地税的罚款“省政府同意将庆阳亩款4万元，除以短期公债及有奖公债准抵2.4万元外，所剩1.6万元，以庆阳历年兵兴所用之粮秣，合价相抵。”[24]民国十九年（1930年）镇原县在久旱之后发生了洪水灾害，受灾严重，省政府予以救济，并免除一些钱粮。三是以工代赈。民国十八年（1929年）省赈务会赈济宁县6000元，因为数额少且不适分配，所以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用以维修损坏的城墙;是年，民间团体华洋义赈会给镇原县拨赈济款2000元，也用以以工代赈维修城墙。

（二）赈济效果

从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年（1972—1931年）陇东地区严重的灾荒发生后，国民政府在赈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取得的效果甚微，说于事无补也是名副其实。国民政府杯水车薪的赈济效果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赈济次数少。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的战争，对灾荒赈济工作的不重视，导致赈济不及时，措施最佳赈济机会。在上述五年之中共拨款赈济了四次，拨款数总额为21.6万元，而就受灾人口众多和受灾面积广大两个方面而言，如此这般的赈济能起到的效果肯定少之又少。其二，国民政府官吏贪污腐败。由于国民政府的官吏队伍多为贪污腐败的“金钱官吏”，所以在赈济款以及赈济物资发放时“官吏层层克扣，灾民得救济者甚微”。[25]不仅仅是这样，更有甚者“利用灾荒作为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26]用贪污而来的“灾荒财”贿赂上级以换得在仕途上有更好发展，为自己“将来”做下一步打算。其三，是国民政府的官吏工作作风不正。在赈灾款及物资发放过程中存在着贪污腐败现象，使得灾情得不到及时而有效的赈济，灾民遍地，流离失所。当灾民们听到赈灾物资被贪污的“风吹草动”时灾民长时间积压的情绪就爆发了，在赈济时常常出现灾民闹事的场景也就习以为常了。为了防止这些灾民闹事，他们在赈灾时经常会“一只手要拿点粮、拿点钱，另一只手要拿起刀、拿起枪”[27]，这也就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进一步的削弱了赈济本身应有的作用。上述三个方面原因是国民政府的赈济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民众对国民政府心理认同感的缺失、当地的民众宗教信仰观念等也是使得国民政府的救济效果微薄的原因。首先，国民政府的贪污腐败使得民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失去了信任，对国民政府失去了心理认同感。民众在心理上存在着既想要得到政府赈济又憎恶政府官吏的两面性，使赈济效果在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层面大打折扣;其次，当地部分民众有宗教信仰，当在灾荒来临时他们用“临时抱佛脚”的办法与灾荒进行斗争，这从当地救灾力量的动员层面来讲是对民众自我赈济力量的削弱。

三、灾荒与陇东民变

（一）借贷无门

1927年—1931年的陇东地区灾害频发、饥馑连年，田地颗粒无收。而地主富户趁机压榨和盘剥农民，各种高利贷盛行于陇东大地，使农民找不到合适的借贷之处。而官方为农民提供借贷的事件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才开始出现，是年“宁县被国民党政府列为农贷区，开始发放农贷”[28]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官方组织给农民借贷或者发放农贷的记录。虽然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甘肃省政府发行金融整理有奖公债300万元，庆阳地区各县都曾认购”[29]但到期后省政府并未将本金未还，就其效果而言相当于没有发行公债。虽然没有官方借贷，但是民间借贷在这一时期却异常活跃。这一时期主要的民间借贷形式有：大加一债、财本债、本对利债、驴打滚债等等，其中最流行的是驴打滚债;所谓驴打滚债，又称“滚雪球债”、“阎王债”。“这种债，利息高，期限长，到期不能归还，即滚利入本，复利计算，逐月继续加放”[30]当农民掉进这种借贷陷阱，一时间没有可供偿还的资金或偿还的能力之后，利息会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所要偿还的数目超过农民的偿还负荷能力，不少农民选择以结束生命的方式还债。其中对农民影响最大的当属财本债，这种债的放债人都是地主富豪。这种债以土地为主要财产作抵押，若到期借债人无力归还，抵押财产便由债主变买或债主收为己有。在华池县曾出现 “恒义兴”、“裕茂隆”等大地主，通过发放这种债吞并土地的情况，使得“华池二将川、白马川、荔原堡、林镇庙一带90%的土地为两家所有。”[31]官方借贷的缺失，民间高利贷的猖獗使得这一时期陇东地区的广大农民借贷无门，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以劫掠为生的道路，抢粮风潮由此而起。

（二）抢粮成风

灾荒后陇东地区的农民既无食物以御饥又无种子以生产，外加借贷无门，农民不得已走上劫掠之路，饥民抢粮便由此而生。这一时期的抢粮风潮主要有两种：一是有组织的农民起义劫掠。民国十八年（1929年）六月六日，赵文华、陈珪璋率领起义民众到盘客地区，掠粮食、牲畜、财物。民国十九年（1930年）端午节，赵文华、陈珪璋部又破平子朱家城，入城之后“口袋队”、“吃大户”盛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十八日，又率众进入宁县城劫掠。二是饥民自发的抢粮活动。民国十九年（1930年）四月十五日，饥民疯狂抢劫宁县的迕逭集市。虽然没有具体的史料记载劫掠之后该地民众的生活面貌，但从起义队伍的规模之大和起义间隔的时间之短两方面，可以推测此次劫掠对该地民众生活的影响极为深远。以赵文华、陈珪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兴起后进行的多次劫掠，当时称“跟陈珪璋吃大户”就是抢粮风潮的真实写照。虽其他地区的农民队伍起义和饥民抢粮事件因为缺乏具体史料记载不得而知，但从上述时期灾害的严重情况和民变发生的频繁程度来看，陇东地区其他县的饥民抢粮风潮也应该是这一时期民变发生、农民起义的主要动力之一。抢粮风潮发生后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迫于生计无赖之下跟随农民起义队伍起事，过上了颠沛流离的流寇生活。

（三）落草为寇

灾荒发生后生产生活资料匮乏，广大农民破产，食物的极度缺乏，农民四处流落，有的农民以树皮、树叶为食，有的吃“观音土”充饥，甚至有卖儿卖女以维持生活的。农民在生理上遭受饥饿的摧残，在心理上遭受地主、富户的压迫。“1928-1930年甘肃大旱灾，死亡人口约250—300万，而活者“求草根树皮不可得”，引起灾民流而为匪，四处抢掠”[32]多年以来蕴藏在心里的不满情绪，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天灾造成了人祸。反过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人祸加深了天灾。”[33]“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之下，老百姓要想生存下去，确实除了挺而走险之外，是别无出路的了。”[34]这一阶段陇东地区比较典型的民变有：赵文华，陈珪璋为首的“甘肃义军混成团”、华池县人陶玉山为首的“桃木撅”屠岘头堡、李培霄、罗华为首的“李培霄索晌县政府”三次股势力。赵文华、陈珪璋为首的“甘肃义军混成团”发端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腊月下旬，“众数十人出子午岭，至盘克、襄乐一带，自号“甘肃义军混成团”，赵自为團长”。[35]民国十八年（1928年）宁县县长曾经派警兵及保卫团前往“剿匪”，但是因为孤军深入缺乏支援、人数有限等的原因最终以失败告终也就不来来之了。从此以后 “甘肃义军混成团”便声威大震，势力也慢慢扩张，发展到后来甚至出现了“无有与之较量者”的态势。在当时旱灾连年、饥馑出现、饥民遍野的情况下，政府当局既无能为力又坐视不管，为了基本的生活大批饥民不得不纷纷附庸其部，在当时这种情况被称为 “跟陈珪璋吃大户”，宁县的四个乡几乎村村有人加入其行列，“良平傅家、贾家两庄跟陈“吃大户”者可成编制，故有“贾一连、傅一团”之谣”[36]也有从附近其他县远道而来的投奔者。饥民的纷纷加入进一步壮大了其队伍的实力，其队伍人数迅速达到了一万人以上，这让本来就衣贫食困的队伍更加“衣食无以为计”强劫掠夺丰村富户，杀戮也时常发生。不久之后，在赵文华、陈珪璋的带领下围攻合水县，交战中赵文华被打死，其下众多人推举陈珪璋为团长，辗转劫掠环县、镇原、径川之后，又回到了至宁县境内。1929年末，“陈曾率部往袭径川县，与国民革命军战于殷家咀，大败而还。民国十九年（1930年）三月，陈珪璋率部移驻西峰镇。”[37]在陈珪璋率领下，该势力先后统治庆阳及整个陇东，“直到1932年陈珪璋被陕军孙蔚如部属杨子恒谋杀”[37]这股势力才宣告结束。民国19年（1930年）春，以李培霄、罗华为首的势力，在土桥起事“李、罗均系庆阳县人（又说李为合水人、陕西泾阳人）”[39]当时人数大约有300多人，拥有一些武器，有一部分快枪和长矛。李培霄仗着自己人多势众又拥有武器，直接去县政府索要自己队伍所需的粮饷，县政府无能为力，就设法“劝其去早胜驻扎，就地取食”，[39]接着派一名百姓用毛驴驮着钱物送去其早胜的驻扎地，可见其猖狂程度非同一般，也可看出当时其实力之强劲。夏天，刘志丹来驻早胜，李培霄部转移驻扎地。刘志丹与他多次接触谈判收编之事，想要委任李培霄为其部团长，李培霄拒不答应，收编一事也就此了解。“最后，李归毕梅轩，罗投陈珪璋”[41]这股势力也才算是终结。华池县人陶玉山，是哥老会成员，在其中排行老三，故称陶老三，又因为其曾经是名木匠而且做事心狠手辣，人们又给他起绰号叫“桃木橛”。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半年，陶玉山率领其几百人的队伍，经常出没于宁县东部山区。六月一日围攻岘头堡村，村民都集合在城内，被围困6天之久，最终因为城里没有水，村民都饥渴难耐，失去了抵御能力，城堡被攻破。城破后曾大肆洗劫，洗劫之后城堡内仅有七八岁至十二三岁的孩子幸免，成人也只有少数的放牧者因为没有回城才幸存下来。“桃木橛”在盘客一带的活动将近半年的时间，当地人民深受其害。后来又劫掠米桥、平子、良平等地，最后陶玉山被陈珪璋收编为团长，这股势力才终结。

余论

民国时期的陇东地区自然灾害频发且灾害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破坏力强的特点，而饥馑是连年自然灾害侵袭、救灾不力等共同作用的结果。饥馑的出现、地主富户对农民的压迫使本来就在破产边缘游荡的农民损失严重破产流亡，不得不跟随当地的民变组织起事。1927年—1931年间由灾荒导致的民变是烙印在陇东地区人民心中无法抹去的记忆，也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

第一，建立区域应急物资储备体系。陇东地区从来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力会造成饥馑，因此建立区域物资储备体系就显得越发重要。所谓应急物资储备体系是指在丰年时把生产生活所需资料储存，或者建立受灾时物资的紧急采购渠道，这种渠道可近可远，主要以临近的其他省市为主，也在可以在平时向农民订购所需物资。

第二，建立完善的农工商业体系。陇东地区在民国时期没有完整的农工商也体系。虽然在民国初年农业一度兴旺，但是“靠天吃饭”的传统从位改变，农作物产量与当年的降水量关系密切且稳定性差，没有与农当地农业相配套的副业和工业建设，这也就导致灾害发生后人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民变自然发生。因此，因地制宜的建立与当地农业相配套的工商业体系也是可选项目之一。

第三，建立社会矛盾化解的体制机制。民国时期的陇东地区因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激化，社会矛盾尖锐，在当时缺少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导致民变产生社会动荡。现在在建设美丽家园的同时应该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注释：

①本文的陇东地区，主要以庆阳为主。

②“民变可泛称民众为追求自身权益而集体采取的行为。这类行为的参与主体是以农民为主的各阶层劳动群众，民众行动的出发点是希望改善生存条件，行动方式上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付燕鸿，《1940年代“中原大灾荒”中的民变研究》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③文章来源：叶青山，《危机与应对：清末民初云南民变问题研究（1901-1921）》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④文章来源：李严，《对清末民变的再认识》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⑤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一卷）[Z].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472.

⑥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庆阳地区志（第四卷）[Z].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819.

参考文献

[1]醴志锋.民国时期陇东地区匪患问题研究[D].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6.

[2]侯普慧，张学博.民国时期庆阳灾荒初探[J].陇东学院学报，2010（6）：85.

[3]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上海：上海人民出社，1994：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