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建构

2020-12-14顾友仁

湖湘论坛 2020年6期

顾友仁

摘要：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立足于近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其奠基，以实现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为其深化，以擘画中华复兴和世界共赢为其升华，同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缔造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和发展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交相辉映，同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跨世纪奋进步伐相互观照。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流变和话语建构充分彰显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为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宏伟事业的连续胜利提供了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也为我们在新时代不忘初心、勇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历史建构;价值引领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0）06-0070-09

政治价值观，是对于特定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价值，即“人们追求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行为准则，或者说是衡量和评价政治生活现象和政治行为的标准”[1]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作为反映人们政治实践的一种观念的形态，政治价值观不仅是政治社会理论和实践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元素和“那些限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的和合意的思想观念”[2];也是作为特定政治社会基本单位的阶级、阶层、党派或利益集团等政治组织，对于我们应该形塑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抑或何种政治生活才是契合其需求的一种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追问。在近代中国革命洪流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胸怀救国救民之政治理想，肩负民族复兴之政治使命，紧密团结并带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将对民族和国家尊严的捍卫与对人民福祉的不懈追求有机结合起来，励精图志、初心不改。在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也成功实现了自身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性建构，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更好地承担起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使命提供了价值引领和思想动力。

一、缔造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新中国，完成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奠基

在人类文明谱系中，政治社会的出现及其演进无疑是一个重要现象。政治社会，以讲政治为本根。在通常状况下，政治社会的这种属性往往是经由特定的政治组织来承载和彰显的，而政治党派是这些政治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客观存在。作为“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认可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3]，政党的政治属性正是借助于这种为人们所“认可的原则”（即政治价值观）来予以保障的。在此方面，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审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近百年的奋进历程，我们就会发现，其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凝练、充实和完善的历史过程，是在黑暗中不辍求索、在战争中不停总结、在建设中不断积累和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创新的结果。

从渊源来看，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初期。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三座大山”的沉重壓迫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陷入沉重的民族灾难和生存危机之中。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在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救国努力相继失败之后，正当国内的知识阶层和先进分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出路而苦闷彷徨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苦难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盏真理之光，并由此点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对于这一科学理论的伟大历史功用，马克思曾予以评价，即“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作为一种揭示人类解放道路的科学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深度结合，最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进而推动中国革命翻开崭新的一页。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引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内在的根本原因，便是其所拥有的对于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以及建基于这种情感之上的对于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使命和价值追求。透过近代中国历史的硝烟，追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前进的步伐，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其诞生次年召开的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中，中国共产党便开始提出“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5]345的号召，进而把“驱逐帝国主义者于殖民地之外”作为我们党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方针”[5]348加以明确。同时，也是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党郑重地将“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以及“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6]10-15的奋斗目标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此后，在党的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我们党又进一步明确了“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6]25的使命，作出了“资产阶级的背后，就是封建的反动势力、军阀和帝国主义。他们这些成分已经联合了一个反革命的大同盟，来镇压国民革命。所以革命势力的职任，是反抗以至歼灭这个反革命的联盟”[6]79的政治判断，厘定了“惟有在民众的组织中，在召集国民会议的要求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奋斗中，才能找得一条出路，才能避免现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的危险”[6]45的革命路径，进而擘画出中国劳动群众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6]149-150而斗争的历史前途及其社会价值。

20世纪20年代后期，面对因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而出现的中国革命的低潮，中国共产党初心不改，及时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6]151等十大口号，并将“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来参加……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6]168作为党在当时的紧迫任务予以强调。“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共产党率先举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旗，相继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及《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等一系列决策，迅速将“加紧地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确定为全党应对事变的“中心工作”[6]484，进而要求党所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去“号召民众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的独立和统一，并再告诉群众，推翻勾结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是求得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6]494。在随后14年的抗战中，一方面，我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摇旗呐喊和加油打气。通过先后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等政策宣示，号召中国民众及士兵在“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开展武装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6]547的同时，坚信“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中华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义的人民和国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战中，最后战胜内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7]136。另一方面，党中央又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而有效地对全党同志进行“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7]238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在全国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之运动，号召全体党员在运动中带领“全国同胞实行其对国家尽其大忠，为保卫祖国而奋战到底;对民族尽其大孝，直至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与人类之大多数给与绝大的同情与卫护，以实行其大仁;对危害国家民族危害大多数人利益之敌人、叛逆与横暴者施行坚决的斗争与制裁，以实行其大义”[7]240-241，从而最终实现“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7]96之政治目标。

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党不仅从组织层面因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目标而奋勇前行，而且党在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及其骨干成员更是凭借着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远见卓识，在革命斗争中发挥出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先生，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刚刚爆发之时，便开始密切关注其进程及其对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并将这一革命的胜利称之为“庶民的胜利”。他进而指出，这种对人民解放道路的探求，“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5]48;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用光明正大的态度，挺身出来，硬起铁肩，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5]274。纵观整个革命进程，对于其根本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无疑是毛泽东同志。他在关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著作中，不仅极为详尽地分析了我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而且对其发展阶段、正确道路和方向前途进行了理论化系统化的总结与凝练。其中，深度剖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问世，不仅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也为中国共产党之政治价值观的建构举行了奠基礼。

二、书写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新历史，助力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深化

就其本质而言，政治价值观是对现实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政治关系之本质在观念层面的反映，它所诠释的是基于特定政治关系之上的社会利益关系。从政治学的维度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98。因此，对于一定民族或国家而言，作为统治阶级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流政治价值观，反映的也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领导和支配地位，并直接掌握政治资源的阶级、阶层或者政党的政治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

就我国而言，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及其国内代理人的联合剥削与压迫之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在苦难中痛苦挣扎。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后，就秉持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政治理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中国的新生，圆了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满目战争疮痍和“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代表人民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地指出：“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他进而豪迈地向全国人民承诺：“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濟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8]24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从新中国成立算起，翻身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历史任务。当此时期，毛泽东同志又适时提出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316为内容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由此吹响了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集结号。经过3年的努力，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诞生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为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将一个新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如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特定时期“以俄为师”累积经验之后，我们党从1956年开始，正式拉开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帷幕。是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明确提出“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9]的基本方针。次年，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进而对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从而为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的实践工作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方法论的支撑。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总体部署，既系统地体现在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政治文件中，如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对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富有远见的见解等;也体现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两步走”发展战略上，即“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0]。客观地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理论和实践之探索，在总体上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期探索的历史进程。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既有的战略规划与部署，也使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开始。由此，中国社会逐步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也随之迎来新的机遇。推进改革开放，明晰国情是前提。对于我国国情，邓小平同志一语中的，“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11]252。如何把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好？邓小平同志于1987年首先提出两个“翻两番”的方案，即“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1]224，基本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后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把他的“翻两番”方案细化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他指出：“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1]226其后，在应对国内外重重挑战和各种风险考验中，党和国家始终沿着既定方向和道路强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事业，并最终提前完成了前两步发展目标，使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世纪末的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勇前进的征程中，实现第三步目标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肩头。在江泽民同志的主持和推动下，党的十七大为深入贯彻落实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发展目标，提出了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三步走”发展思路，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2]。“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问世，既反映了我们党在建设富裕中国历史道路上的世纪定位，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党在追求社会整体繁荣的实践中的目标诉求。

就其渊源而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的追求是辩证统一的。這不仅体现在我们党始终心系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消灭贫穷、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基本宗旨上，而且体现在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其他文明形态建设的有序布局和稳步推进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毛泽东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3]开始，我们党便拉开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序幕。在党的文明建设史上，首次对于社会主义文明的具体形态作出说明的是叶剑英。他于1979年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两个文明”建设的理念由此问世。这一理念得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充分肯定，逐渐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我国社会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指导思想。此后，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推进的现实需要，江泽民同志于新世纪之初又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5]。由此，深入推进涵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个文明”建设，便成为我们党在本世纪初的普遍共识。在21世纪初，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推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在继续有效推进“三个文明”建设的同时，又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16];2012年，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17]的要求。至此，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诸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廓然成型，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富裕和社会繁荣政治价值的追求、对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执政理念的践行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突破。

三、构建中华复兴和世界共赢的新时代，实现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升华

就其属性而言，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组合是政治价值观的重要特征。作为历史演进的关照和时代变革之思想镜像的辩证统一体，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历程，既有建基于近代百年历史的厚重底蕴，也有立足于现实半个多世纪的火热情怀，还有放眼于悠长未来的由衷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崭新历史方位和全球范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政经态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既迎来了难得机遇，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此时，如何抢抓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做足准备应对挑战，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近年来，在深入研究和考量新时代我们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的基础上，党中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以中华民族复兴和世界共赢为目标，迈出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而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的坚定步伐。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也在党和国家开创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境界的伟大实践中迎来新的历史性飞跃。

在为中国人民所擘画的美好生活蓝图中，习近平同志用“中国梦”这一富有诗意的概念来表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8]36，并将其内涵厘定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8]39，从而使得“中国梦”接地气，有根基。从实践的维度看，“中国梦”既是奋斗目标，也是行动纲领。2012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续深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前行的时代征程中，坚持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框架，为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勘定坐标;以十八届四中全会及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唱响法治中国的华美旋律，谱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携手并进的雄浑乐章;进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倡导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9]，为新时代的科学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永续进步形塑内在动力和外在规范;党中央还以十八届六中全会及其准则条例锻造管党治党的崭新利器，兑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庄严承诺，助力党内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形成与巩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起，成就了我们党在新时代的新的战略布局，充分展示了在推进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奋发有为、“不负人民”[20]的使命与担当。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里程碑。是会，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变”与“不变”诸要素的深刻解读，为我们在新时代正确认识现实国情、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早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价值导引。为了应对新时代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如期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1]“两步走”发展思路的明确，一方面，反映出我们党对于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全面”稳步落地、“五个文明”绚丽绽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定信心和宏伟抱负，展示了一个革命政党的革命精神和高昂斗志;另一方面，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进入了新的境界。而这一切，又从根本上进一步增强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前景的由衷憧憬和热切期待。

在迎接新时代、拥抱新时代和建设新时代的世纪征程中，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致力于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盛举的同时，也以一个负责任大国执政党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真诚地关注和牵挂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机会和时代命运，致力于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治理模式。具体而言，早在2013年，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讲话中，便开始把全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18]272来加以强调;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他呼吁“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18]330。此后，经过一系列酝酿和诠释，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正式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8]522的倡议。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党不仅有思想意识和理念的支撑，更有具体行动的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充分彰显大国担当，有力回击中国威胁的谬论，形塑世界各国共赢发展的良好局面，习近平同志代表党中央于2013年先后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创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8]289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8]293的国际化经济社会发展倡议，进而通过主办“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投资设立丝路基金以及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措施予以展开，从而“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8]299。

2020年以来，一场“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2]——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我们的地球家园。面对汹汹疫情，我们党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取得抗击疫情决定性胜利;另一方面积极向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在毫无保留地“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和抗疫经验”的同时，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及时而有效地“向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为“健全完善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尽心竭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我们党和国家同国际社会团结互助、“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基础的诚意与决心。[22]思想是时代的火炬，实践是理论的土壤。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在我们党和国家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为中华民族复兴而众志成城、为世界共赢而辛勤耕耘的新时代征程中，也收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由衷自信和世界共赢的坦荡胸怀。在新时代，民族的灵魂和世界的视野，必将助力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走向新的更大辉煌。

概而言之，在近百年的辉煌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建构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观从关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书写国家富裕与社会繁荣再到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共赢的目标理念逐步形成、丰富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观的历史流变和话语形塑，既充分彰显了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具体的辩证的统一;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进一步思考和领会自身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之规律，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价值引领和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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