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红娟，刘园晨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在翻译“元义”的求索中，哲学家的“在场”大有裨益。我国现代哲学家中，重视翻译问题，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对翻译的哲学基础、价值及可能性等问题有精辟论述的哲界名人有艾思奇（1937）、贺麟（1940）、陈康（1942）、朱光潜（1944）和金岳霖（1948/1983）[1]，其中，金岳霖论语言翻译的篇幅最多，内容也最为丰富。

金岳霖（1895-1984），湖南长沙人，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他结合中西哲学，构建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及《知识论》三本著作，其皇皇巨著《知识论》不仅构建了独树一帜的知识论体系，弥补了中国哲学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更将中国认识论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许国璋认为，“《知识论》值得一切从事语言工作的人细细读一读”[2]265。金岳霖在《知识论》的第四章和第十五章中两次提到语言问题，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收容与应付所与”，也即是认知摆在面前的世界（包括社会）和对它作出反应。认知需要语言，作出反应也需要语言，认为语言作为保存和传递思想的工具，具有客观性。第十五章在语言具有客观性的前提下，从字及字的蕴藏入手，主要探讨了语言文字文法、翻译以及思想与语言的关系。本文将全面梳理金岳霖以其哲学家视角切入的翻译思考，分析译意和译味的哲学基础，辩证看待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并对金岳霖译论中有待商榷的文学作品可译性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二、金岳霖翻译观的哲学基础

论及翻译的方法，直译和意译长期受到国内学者关注。当原文的语言陈述和思想内容与译文语言较为一致时，常采取直译。直译的常见做法是按照原文的字面和结构直接翻译，因此所翻译的内容既维持了原文的内容，也维持了原文的形式。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矛盾时，则需采取意译。意译需要“采取创新的方式展现原文的逻辑性以及形象性”[3]。然而，由于不同语言和文化的隔阂，翻译实践中的许多具体词句的处理，并非简单的直译和意译所能涵盖。金岳霖在《知识论》中摒弃了传统的“直译意译”提法，以其哲学家的头脑，从语言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入手，按照语言文字的概念意义和情感味道将翻译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译意，另一种是译味”[4]594。译意指的是把原文语言文字意念或概念上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而译味，则是把原文语言文字中所涵盖的情感上的味道，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金岳霖认为，有些文本内容明显要采取译意，而有些则明显要采取译味。

较之“直译意译”论，“译意译味”说更清楚地诠释了翻译研究的实质，更有利于分析翻译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许建平认为，“译意译味”说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限制，“构建了一种新的翻译思维模式”[5]。与传统的“直译意译”论相比，“译意译味”说更好地找到原文内容的要点，同时也有助于找到问题的核心，从而解决“直译”和“意译”无法涵盖的翻译现象。

（一）译意的哲学基础：所思都是普遍的

受罗素（Russell）、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等西方分析哲学家的影响，金岳霖《知识论》采用的是典型的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用逻辑分析对研究对象进行拆分描述，“是娴熟地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和解决知识理论问题的典范”[6]246。金岳霖将“思想”拆分为“思”与“想”两部分，前者叫“思议”，后者叫“想象”。思议的内容是意念、概念和命题，想象的内容是意象。他将“所思都是普遍的”，作为“译意”的哲学基础，层层剖析，步步深入，证明了在知识传递领域，“译意”的普遍适用性。金岳霖认为，“所思都是普遍的……在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们，总有语言文字之间彼此隔膜的情形。普遍要免除此情形，需利用翻译”[4]593-594。

来自不同地域、种族、文化背景的人有共同的“所思”，即思维的普遍性。即使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语言文字不同，但其内涵是共通的。这样，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就是可能的，而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懂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译者，用一国语言表达他在另一国语言中获得的意思来实现。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语言的一大核心作用就是反映人类的思维活动，并对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以及制约。但不同人种之间就算使用不同的语言，都能够进行翻译活动，这是因为人种与人种之间具备了经验上的相似性以及文化上的相通性所衍生而来的共性。中国传统文论所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及钱锺书先生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均是这个道理。

论及译意的目标，金岳霖认为“译意只要求达求信”[4]595。例如，将gentlemen’s agreement译成“君子协议”，将bull’s eye 译成“靶心”，将眼中钉、肉中刺译成“a thorn in one’s flesh”，均采用了译意的方法，同时也是“所思都是普遍的”佐证。金岳霖说“译意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事”[4]594，这是因为，译意根据的是语言文字的概念、意念或命题，它们都是思议的内容。不同语言文字的概念、意义或命题，影响不到思议的内容。然而，笔者认为，对于起源和形成过程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来说，意义完全对等的字、词、句实在有限。因此，即使原文只需“译意”，译者也需下一番苦功，当然，译意的实现程度或译文高下，也取决于译者自身的语言文化素养以及对原文意义的析出与转换能力。

（二）译味的哲学基础：所想都是特别的

比起“译意”来，“译味”要困难很多，因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4]595，若译者仅了解语言文字的结构，却不熟悉该语言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则恐难译味。“大江东去”的概念易译，而其给予中国人的辉煌已不在、时间已逝的情感则难以译出；“兰”字表示兰花，按照字面意义，可译成“orchid”，但后者无法传递兰花在中国人心目中忠贞不渝、高洁、美好的味道。同理，英文中的“righteousness”可按字面意义，译成“正义”，但后者无法表达西方基督徒对于上帝旨意坚定信守的虔诚。英文中的“rose”可按字面意义，译成“玫瑰”，但后者无法表达西方人对“rose”持有的热恋、真情、贞节等多重含义。“译意”之较易、“译味”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许建平指出，“意”的存在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因此，“译意”只是一种技术困难，总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而“译味”不但要译出字面意思，更要挖掘出原文的蕴涵意义，译出原文的风格、神韵。后者比前者的程度更高，其难度在于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和领会[3]。“译味”传达的是原语中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故译味的目标是在求达求信的基础上，“重新创作”。谈及译味得以实现的条件，金岳霖认为，“译意也需要艺术，译味则非有艺术不可”[4]595。译味仍旧属于译的范畴，所以也需要“求达求信”，与此同时，要在味的方面求达求信，译味又超越了译的范畴，所以，译味需要译者在求达求信的同时，重新创作，用合适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最大程度再现原语的味道。

译味的哲学基础是“所想都是特别的”。意象是具体的、特殊的形象与味道。有些意象同时存在于不同的文化，故容易转换，译文可实现“意味兼备”，试看下例：

原文：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for all the slow, sleep, sluggish—brain sloths stayed at home.

原译：这是一批卓越的人——因为那些慢吞吞、昏昏沉沉、反应迟钝、形如树懒的人留在了家乡。 （杨莉藜译）

改译：（出来的）这帮人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里。 （马红军译）[7]87

原文出自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幽默的语言是其作品最显著的特征。不可否认，杨译传递出了原文的信息内容，与原文意思大致相似，基本通顺可读。但与马译相比，后者明显更胜一筹。因为马译不仅译出了原文的意义，更通过运用头韵的手法，将原文幽默的语言特色表现地淋漓尽致，成功译出了原文的“味”，做到了先达“意”，再达“味”。

三、文学翻译对金岳霖“译味”说的挑战

在谈到如何取舍的问题时，金岳霖指出：“因为知识论所关注的是命题，在语言文字方面更注重陈述句子，也就是注重意念上的意义，所以在不得已要有所取舍的时候，所舍的一定是‘味’。”[4]596-597在两者不可兼得时，选择取意，放弃取味，是金岳霖从知识论的角度进行的选择。在整部《知识论》中，对语言现象的描述及对翻译问题的思考，都是为了给知识论的研究做支撑。知识是客观的，所以传递知识的语言也应是客观的。有鉴于此，在“意”与“味”不可兼顾时，金岳霖选择取“意”舍“味”，符合知识论探讨目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金岳霖的“译意译味”说，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是“二元对立”的关系[8]29。在“所思都是普遍的”哲学基础上，译意是可行的；在“所想都是特别的”哲学基础上，译味是很困难的，故翻译知识时，最重要的是译意，这是金岳霖对知识论和翻译关联性的认识。知识类的语言文字，因为传递的主要信息是概念、意念和命题，故需取意；散文、小说、诗歌类的语言文字，传达的主要信息是意象，是情感类的信息，故需取味。

在《知识论》中，金岳霖分专节论述了散文（含小说、戏剧及论文等）、诗歌文字等文学作品翻译的困难。按照当代译界观点，这属于对可译性限度问题的讨论。所谓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是笼统地描述两种语言之间是否能够相互转换，而是指能够相互转换的度。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情感表达和艺术文化色彩，当这种情感和色彩较为厚重时，“译文确切性的程度问题”[9]172则是本文要探讨的可译性限度问题。金岳霖从哲学角度，用“所思都是普遍的”道理说明了译意的合理性；用“所想是特殊的”论证了译味的难度。金岳霖认为文学作品很难译，甚至不可译，其理论支撑是“所想都是特别的”。大多数文学语言并非单纯的概念、意念、命题语言，而是意象性语言。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意象性语言确实很难译，甚至不可译。

然而，笔者认为，基于知识论的文学不可译论存在着合理性局限，主要原因在于文学不全是知识，而是想象力的呈现、意象的体现；文学语言并非传递知识的纯粹工具，而是表达意象的手段。文学语言经常偏离语法与逻辑，违反常规的“陌生化”手法和“前景化”表达正是文学的文学性所在[8]45。文学的可译性限度随着世界交融的不断加深及译者水平的不断精进，一直在发生着改变。随着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译者阐释能力的提高和读者接受能力的增强，不可译总是处于转向可译的动态发展中。在金岳霖所处时代背景下不可译的字词或篇章，于当代已逐步实现可译；当代仍无法传译的字词或篇章，也必于将来，在全球化的推动与各方学者的努力下实现“可译”。

四、文学翻译“味”之可译与限度

金岳霖认为，在翻译领域，以小说、戏剧、论文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翻译的，因为这些作品最注重的是“味”，而“味”是不容易，甚至是不能在另一种语言里传达的。翻译的服务对象是不懂原文的人。不懂原文的人，大多对原文持有者的生活习惯、文化知识等均没有认识，有鉴于此，若译者按照原文的表述，将原文的概念、意向和命题用译文表达出来，可能无法传达这些概念背后所蕴藏的味道。若译者将原文中的味道译出，则很可能要改变原文使用的概念或命题，这就不符合知识论的观点，因此，金岳霖认为，重味的文学作品，翻译的问题“有时大到毫无翻译底用处”[4]597。

金岳霖从文学作品的精华是意味谈起，到译味的难度，再谈到翻译的无用论，看似已否定了文学作品中翻译的可译性限度。王宏印认为，这“几乎是要取消文学的翻译了”[10]167。文学作品，因其重“味”的特点，确实很难翻译，以《红楼梦》人名的翻译为例，小说中很多人名都是有双关意蕴的，如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卜世仁（不是人），单聘仁（善骗人），詹光（沾光），贾化（假话），甄英莲（真应怜），袭人（袭击人）等。不管是杨宪益夫妇的音译法，还是霍克思翁婿的归化处理，都无法完整呈现人名的双关含蕴，从而造成人名暗示效果的丧失。此类涉及谐音的现象在翻译实践中近乎不可译，然而，译者若充分熟悉两地语言及文化，译出原文的情感寄托，兴许能出佳译。例如，《金瓶梅》章回二，西门官人对潘金莲垂涎三尺，意欲通过王婆做媒。王婆一眼看穿西门庆想法，以下是两人对话：

西门官人：干娘，你这梅汤做得好，尚余多少?

王婆：我做了一世媒，那讨一个在屋里？

西门官人：我问的可是梅汤，你却说做媒，差远了吧？

——Have you got many damsons in your room here?

——I have dealt in damsels all my life, but I never keep them in my room.

——I was talking about damsons, not damsels.（Clement Egerton 译）[11]

按字词对应标准，“梅”对应的是plum，“媒”对应的是 matchmaking，可 plum 与matchmaking 间没有谐音关系。若用plum 和matchmaking 对应“梅”和“媒”，原文意义能够传达，但原文谐音双关的味道却无法呈现。此处，译者选择用damson（a small dark-purple plum borne by the tree Prunus insititia）来对应“梅”，用damsel（a young unmarried woman）来对应做媒的对象。Damson 和damsel 两词在发音上较为接近，从而形成音韵双关，如此一来，原文的意义和味道就都在译文中呈现出来了。

文学作品注重味道的传达，自然是很难译的。但是，古今中外的文学翻译家并未因此而放弃文学翻译。相反，众多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总能迎难而上，利用自身对两种语言文字的了解，对两种文化背景的认知，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克服不可译因素，产出达意又达味的翻译。许钧曾说，优秀的文学翻译家总能“把文学翻译提升到至高的审美境界”[12]。杨绛即属于此类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她在散文和小说翻译过程中，常常通过创造性地超越不可译因素，提升译文审美境界，产出佳作。例如，“西班牙经典作品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直译成中文是《托尔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名字冗长且不易理解……杨绛在翻译时反复斟酌，考证到我国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而说；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每叫做‘赖子’或‘辣子’，跟‘癞子’仅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意义相同，于是就译做《小癞子》”[13]。《小癞子》的译名，准确传达了原文“拉撒路”的含义，契合原著主人公形象，且该表达在中国典籍及口语中均有使用，可让中文读者获得亲近感。我国翻译理论史上，古有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近有严复的“译事三难”，自然，金岳霖也说，“文学翻译很难翻译”。然而，译者若能学贯中西，充分熟悉两地语言和文化，过程中，创造性地破除不可译因素，文学翻译的不可译性问题终能迎刃而解的。

考虑到诗歌翻译的特殊性，金岳霖在讨论可译性限度的时候，把诗歌从文学作品中单独列出来作为研究对象。他关于译诗的见解是，“诗差不多是不能翻译的”[4]597。在所有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注重味的。诗所要传达的是意境，意境不再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是境界上的意义。境界离不开语言文字所在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而这种历史地理风俗习惯大多是某种文化或民族所特有的，这就意味着，传达这种境界的意境是“特别的”，而不是“普遍的”。

中国古诗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它是如此深刻地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理连接在一起，以至在中国人心中，它成为了一种神话，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家园，一种不可企及的创作典范。中国古诗的句子是一种极富包容性的语言场，重在宣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及其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金岳霖认为，诗歌是很难翻译，甚至不可译的，原因在于，诗歌的核心“意境”是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非此意象不能生此情趣，所以原诗的意境或意味是很难传达的。例如，南唐后主李煜《浪淘沙》最后两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Robert Kotewall 和 Norman Smith 将其译为：Flowing water, falling petals, all reach their homes, Sky is above, but man has his place。原诗传达了诗人的无限亡国之恨，从译诗中则很难看出这种弦外之音[14]29。

然而，如果译者领悟到了原诗所传达的意境，且能够用一种新的形式来移译原诗，从而使读者感知到与原诗相同或相似的意境，这时就可以说该诗的翻译是成功的。下文所选《诗经·小雅·采薇》的三种译文，能够帮助读者理解随着译者主体的介入，诗歌可译性限度的改变。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clouds.Long and tedious will be our marching; We shall hunger; we shall thirst.Our hearts are wounded with grief, and no one knows our sadness.

（James Legge 译）

Willows were green when we set out, it’s blowin’ an’ snowin’ as we go down this road, muddy and slow, hungry and thirsty and blue a doubt （no one feels half of what we know）.

（Ezra Pound 译）

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 Snow bends the bough.Long, long the way; Hard, hard the day.Hunger and thirst Press me the worst.My grief o’erflows.Who knows? Who knows?

（许渊冲译）

进行平行比较后，可以看出，理雅各采取的是逐字翻译法，译文忠实对应原文结构，再现了原文的字面意义；庞德尽可能再现了原文的情境，但在意思的准确度上有失公允，未能体现原诗所述“现已在归途”的含义；许渊冲则在达意的基础上，保留住了原诗的情境与旨趣。在意义准确的基础上，每行四个音节，双行押韵，形美声美；结尾以问句连缀的形式，发出“无人懂得其苦”的感慨，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境和意味。

笔者认为，同其他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动态变化一样，诗歌的不可译性也是相对的、暂时性的。随着异质文化的融合，译者能力的提升，以及读者接受能力的变化，某些不可译的诗歌能够转化为可译。例如：钱歌川曾断言“拆字为汉字特有的玩艺，决不可能翻译”，并举下例：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然后，许渊冲先生于1991年将此诗句译为：

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许译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bud 和Buddha 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made 和maiden 的音似关系替代了原作的拆字玩艺。其上下联句法对称，重音对等，长度相仿，令人拍案叫绝[15]。

综上所述，利用西方逻辑分析法将知识论中的“所思”与“所想”分开，获得“译意”与“译味”的方法，论证严密、体系完整。但是，由于文学作品具有的文学性，知识论的研究方法并完全不适用于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翻译问题。依靠译者双语语言文化知识的功底、翻译技能的精进，加之中西文化随着时代发展的进一步融合，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限度已不断出现突破。

五、结语

纵观中国翻译长河，不同时期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从语言、文化等层面就翻译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然而从哲学的高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金岳霖是其中的佼佼者。正是凭借其哲学家、翻译理论家的双重身份，金岳霖才能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语言文字的作用、文本的类别、翻译的目标，进而提出“译意译味”说。其论证严密，观点新颖，不但说明了翻译与哲学具有的天然联系，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还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思维范式。然而，我们也应批判性地认识到，金岳霖基于知识论的“译味”说，在客观描述文学作品翻译难度大于其他作品的同时，也夸大了此类作品的不可译性。学习并借鉴金岳霖从“所思”与“所想”到“译意”与“译味”的逻辑分析方法，理解并运用金岳霖的“译意译味”说研究翻译现象，同时，合理辨别其论述过程中需要进行创新性转化的部分，是金岳霖从哲学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和翻译问题带给后世翻译研究者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