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爱军，胡伶俐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一、引言

《八月之光》是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经典著作之一。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杰弗生镇，以混血儿克里斯默斯的故事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农村姑娘莉娜、牧师海托华等人的经历，多线并行，交叉叙述，情节曲折动人而又环环相扣。

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广泛的南方社会的问题。小说中的杰弗生镇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权力角斗场，是衍生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的温床。各种力量汇聚在这一空间，权力的交锋处处可见。黑人、白人、男性、女性都在这里被贴上了身份的标签，由此铺陈了一系列的矛盾。国内学者在研究这部小说时，以人物分析和种族主题为主，较少从空间的角度进行论证。基于此，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三一论”为理论依据，探讨小说中强势阶层规划的空间表征以及空间与社会身份的联系。

二、杰弗生镇：种族隔离的社会空间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包含着生产关系和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1]87。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空间三一论”，即“空间表征”“空间实践”“表征空间”。其中，空间表征是当权者意识形态的体现，强调社会关系中的权力对比并生产出权力化的支配空间。

小说中的杰弗生镇作为见证人物命运的舞台，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南方社会。它是这个城镇里的强势阶层依据“空间表征”所构建的生活空间，也是白人话语和权力浇灌而成的表征空间。

主人公乔·克里斯默斯自出生以来就沦为了黑白种族博弈的牺牲品，谜团般的血统如乌云般笼罩了他的一生，给他带来了无尽的折磨，最终促使他杀死了白种情人而后被白人种族主义者处死。因为难以明确的血统，克里斯默斯一直游离在黑白两个种族之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空间流浪者”。他居无定所，辗转各地，仿佛一个幽魂飘荡在小镇。福克纳在小说中隐晦而巧妙地运用了空间比喻，给克里斯默斯塑造了一种飘忽不定、若即若离的空间身份，看似模糊了空间的有形界限，实则强调了空间的森严规则和社会阶级的不可逾越。正因如此，杰弗生镇上的种族矛盾在这个“边缘人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克里斯默斯刚降生时，外祖父就枪杀了他的据说有黑人血统的父亲并拒绝救治难产的女儿，随后他将克里斯默斯送到了孟菲斯的孤儿院。这座孤儿院成为克里斯默斯记忆中的第一个居住地，“红砖墙已被它的烟囱，更多的是它四周的烟囱，熏得污黑暗淡”，“到下雨天，雨水将窗边常年从四周烟囱飘落来的烟灰粘聚在一起，像是黑色的泪水滚滚流下”[2]84。孤儿院的“黑”是种族政治的一个编码，将阶级差别镌刻在克里斯默斯年幼的心灵中。他就在这里度过了悲惨的童年。外祖父借着看门人的身份一直监视着他，怂恿其他孩子叫他“黑鬼”。当克里斯默斯无意捅破了女营养师的性瘾私后，他就成了这位女营养师眼中的“小黑杂种”。克里斯默斯在心智尚未发育成熟之前就模模糊糊地接受了自己是黑人的概念，在心里根植了自我厌恶与怀疑的种子，终生难以拔除。

长大成人后，克里斯默斯踏上了寻找自我身份的道路，对身份的执念如幽灵般潜行在他的脑海深处。然而他的特殊身份使得这条路注定布满荆棘、寸步难行。在种族和阶级空间表征交织的社会里，人们将肤色与道德品质划上等号。黑人就此沦为邪恶的能指，生来就背负了罪恶的烙印。从孤儿院收养了克里斯默斯的麦克伊琴是个严苛的清教徒，曾因克里斯默斯未能背诵《教义问答手册》而对其严加拷打。两人的矛盾在日常相处中日渐加深，最终克里斯默斯不堪忍受杀害了养父。情人博比得知此事，并知悉了克里斯默斯的黑人身份之后大发雷霆，怒骂克里斯默斯是“狗娘养的黑鬼”，将谋杀归因于他肮脏的黑人血液。而在伯顿小姐被杀害之后，尚未弄清事实真相的乡亲们“个个都相信这是桩黑人干的匿名凶杀案，凶手不是某个黑人，而是所有的黑种人”[2]205。同时，与克里斯默斯同住的伙伴布朗为了赏金迫不及待地告发克里斯默斯，前来调查的警长则将关注点放在克里斯默斯的种族身份上，告诉布朗“要是你谈论的是个白人，你得小心你说的话。我不在乎他杀人没杀人”[2]69。当时社会对黑人的傲慢与偏见可见一斑。克里斯默斯两度杀人固然离不开心魔作祟，但社会环境对黑人的歧视与压迫同样扮演一个不光彩的帮凶，堪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克里斯默斯的内心独白也表明了这一点，“他仿佛看见自己终于被白人赶进了黑洞洞的深渊，这企图吞没他的深渊已经等候他三十年，现在他终于真的跨进来了”[2]237。

对黑人的歧视由上而下，深入到了社会的角角落落。小说中的刨木厂是资本主义的能指，隐含着社会不公与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工人干活时“总是带着严肃甚至是端庄的神情”[2]29，不论休息日多么放纵，在周一“这些人依然神智清醒、执着冷静地回到工地”“不声不响地动手干活”[2]29，流水线般的机器操作抹杀了工人作为人的特质，而沾染了机器冰冷、守时、不出差错的特征，成为机器零部件的存在。这些工人可以说是白人的底层，辛勤工作却收入菲薄，每天毫无尊严地“拿餐盒去水泵房蹲着用餐”[2]31， 即便如此，白人种族的优越性依然使他们居高临下地看待黑人。布朗抱怨说“天一亮就干活，像他妈个黑鬼”[2]31，另一个工人穆尼则称“可黑鬼要真像有的白人在这儿干活的样子，准熬不到中午吹收工哨的时候”[2]31。前者认为黑人才应该被奴役，后者则觉得黑人生性懒惰，不如白人勤奋。他们毫无根据的看法却是深植于白人群体的“真理”。

此外，黑人与白人的居住地带也暗含着种族的无形对立。作为一个没有归属的漂泊者，克里斯默斯对杰弗生镇的地理面貌非常了解。在小说第五章，福克纳借他的眼睛道出了黑人与白人居住区的天差地别。首先是黑人居住区的描写：

不知不觉间，他已经来到弗雷曼区，这儿看不见黑人，却弥漫着黑人在夏天的气息和他们在夏夜聚在一起的声音。他似乎被这些无形的声音包围了，到处咕咕哝哝，嘁嘁喳喳，有说有笑，使用一种他不熟悉的语言。他仿佛看见自己置身于无底的黑沉沉的深渊，被点着煤油灯的模模糊糊的黑人小屋团团围住，街灯反而显得更为遥远；好像是黑人的生活、黑人的气息跟呼吸的气体搅混到了一起，使种种声音、游动的人体和光线，都彼此消溶，慢慢地连成了一片，与此刻重浊的黑夜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80

幽深黑暗的房屋暗示了黑人的生活困境。与弗雷曼区形成对比的白人居住区则是一片窗明几净、灿烂光亮的美好景象。

广场在他的左面，亮着簇簇的灯光，像浑身透亮的小鸟栖在低枝，展开翅膀颤抖地悬在那儿。右边是一排往前延伸的街灯，每隔一段距离闪亮在兀立不动的灯柱架上……他还看见一个有亮光的阳台上，四人围坐在一张牌桌边，几张白面孔在低矮的灯下全神贯注，轮廓分明，女人白皙柔嫩的光亮的手臂在薄薄的纸牌上晃来晃去。[2]81

光线在白人区的描写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白人区的亮堂更映衬出了黑人区的黯淡，两者的生活空间恰如他们的肤色一般对比鲜明。住宅原本是纯粹的物理空间，但居于其中的高阶人群通过区域划分将房子染上了一层社会颜色。黑人区的“煤油灯”“小屋”与白人区的“街灯”“有亮光的阳台”昭示了黑、白人种云泥之别的生活水准以及暗含在背后的社会地位。这样的空间分割隐喻着种族和阶级的二元对立，体现了以空间划分阶层的权力关系。拥有社会财富和话语权的白人阶层将黑人毫不留情地排除在自身的圈子之外，把他们牢牢固定在有限的区域之内，从而阻绝了白人与黑人的交流和往来。

三、家庭：性别压迫的温床

福克纳借主人公之眼直接挑明了黑白人种天差地别的生活条件，给居住空间贴上了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标签属性。但住宅并不仅仅是上演阶级斗争的舞台，其内部空间亦有着性别政治的较量。相比前者的外露，家庭空间则隐在暗处、不易察觉。在男性构建了“男尊女卑”的空间表征之后，家庭成为了束缚、限制甚至剥夺女性身心自由的内阈空间。尽管福克纳并未直言男女地位的不平等，藏形匿影的性别差异依然不难察觉。在此，性别已经由生理意义跨向社会意义，如巴特勒所说“所谓的性别已成了一种社会法则，具有了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的合法性，并且相对地封闭，被反复引用，这种引用的结果就是书写出我们具有性别特征的身体，建立起我们的主体”。[3]6

小说描写了很多女性，其中多数在婚姻中遭受了来自配偶的暴力对待。言语辱骂和身体惩罚双管齐下，使得大部分女性如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成为被操纵且不能发声的玩偶，慢慢褪色成丈夫背后的影子。当她们不在场时，读者依稀能感受到她们的存在，而当她们出场时，她们又如空气一般毫无存在感。

漠视和轻蔑是家庭规训的第一要素。尽管无视不像身体暴力会留下有形的伤疤，但其危害却完全不逊于拳打脚踢所带来的痛楚。相反，它剥夺了一个人的存在感，将其逐步淡化成一个“隐形人”，在经年累月之后最终彻底摧毁人的知觉与情感。牧师海托华的太太就是一个典型。身为丈夫的海托华将一腔热诚尽数放在了宗教与祖辈昔日的荣光之上，全然忽视了身边的妻子。缺乏丈夫关怀的她如花一般枯萎凋零，身体每况愈下，直至香消玉殒。小说寥寥几笔就道尽了海托华太太可悲的一生。一开始，她“个儿瘦小，神情文静，初来时镇上的人认为她只是没什么话题可说”[2]45，一年之后，她“脸上开始显出一副冷冰冰的神情”[2]45，“后来她常常出走一两天……她的面容开始变得枯瘦憔悴，好像从没吃饱过饭似的，她脸上那副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神情仿佛表明她视而不见”[2]46，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演变成在丈夫布道时朝讲坛挥舞拳头，最终，“报上说她星期六晚上在孟菲斯从一家旅馆的窗台上跳了楼或者是掉下了楼摔死了”[2]48。 在没有爱的婚姻中，海托华太太活得就像空气，以至于无法忍受而自杀。无独有偶，克里斯默斯的养母麦克伊琴太太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冷漠的丈夫。长久的欺压和奴役逐渐榨干了她的意志和精力，使得她过早衰老、形容憔悴。这一点从麦克依琴太太的首次出场就见端倪：“她是个小个子女人，略微有点驼背，神色沮丧；看上去她比身体粗壮、生气勃勃的丈夫要苍老十五岁。她怯懦地走来......她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和一柄棕叶扇，目光有些古怪，仿佛无论她看见或听见什么，总是透过一个更直接的男人形体或男人的声音，仿佛她是一副视听器，而她强壮严峻的丈夫却是一根操纵杆。”[2]104显而易见，麦克伊琴与太太并非平等的关系，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依附品，是丧失了意志和生气的木偶，只能依丈夫眼色行事。在两人零星的几次交谈中，麦克伊琴对太太的称呼也是毫不尊重的“你这老婆子”，内心的鄙夷显露无疑。就这样，在多年的摧毁下，麦克伊琴太太变成了一个善于忍耐、筋疲力竭的可怜动物，“如同可以任意扭曲变形的金属薄片，剥落得衰败涂地，心灰意冷，微弱苍白，好像一撮死灰”[2]116。小说中另一个毫无家庭地位的女性是克里斯默斯的外祖母——海因斯太太。她的婚姻也像冰窖一样散发着寒气，寻不到一点温暖。丈夫海因斯因为女儿和墨西哥人的交往暴跳如雷，辱骂她是“养娼妇的鬼老婆子”，终日里恶语相向，不曾给过她一丝的好脸色。在和丈夫这个极端种族主义者的抗争之中，海因斯太太既无能保住女儿，也无能保护外孙，从此过上了自我封闭的生活。

此外，家庭空间也对女性的身体进行了权利的规训，使得女性空间的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空间性是身体的天然属性，而身体融入空间的过程又具备一定的社会因子。“如果从空间考虑的话，身体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意识预示着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以及各个层面的相互联系。”[4]4而家庭中的男性为了更好地施展权力，将目光纵深到女性的身体领域。在“权力的眼睛”凝视之下，女性的身体成为了僵化的空间所在，其灵动的属性被男性构建的空间表征牢牢地禁锢了。麦克伊琴因为克里斯默斯卖了母牛而大发雷霆时，好心的麦克伊琴太太试图替克里斯默斯揽下这一罪责，没想到却惹祸上身，麦克伊琴命令她下跪赎罪，乞求上帝的仁慈和宽恕。显然，麦克伊琴掌握了太太的身体控制权，下跪的命令既是男权主义的流露，也进一步固化了家庭空间中男性的主导地位。海因斯太太在女儿生产的时候曾想帮女儿找个产婆，然而在海因斯的武力逼迫下不得不回到房间：“我设法从后门出去，他听见了，拿起枪绕过屋来追我，用枪托子揍我，我只好回到米莉身边。”[2]271福克纳借身体意象展现出女性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压制的状态，表现女性在狭小压抑的家庭空间的生存困境。

暴力式的家庭政治揭示了家庭二元对立的空间秩序。作为妻子，这些女性非但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与爱护，反而深陷婚姻泥沼难以自保，成为家庭空间的他者。男性通过话语贬低、心理打压、身体圈禁等方式构建性别的“空间表征”，规定女性的身份和地位，将女性步步逼至社会的边缘地带。

四、觉醒与希望：自我的身份建构

空间的权力关系总是人为地将社会各阶级划分成三六九等，以此构建不同空间的不同身份，从而将身份概念转化为空间的存在。然而，处于身份焦虑之下的空间主体变动不居，不断地通过空间实践来实现自我的身份构建。

在种族和性别二元对立的空间表征下，克里斯默斯、海托华、邦奇等人的空间实践既有迎合、服从空间表征的一面，也有逾越、反抗的一面。其中，克里斯默斯作为种族难辨的边缘人物，他的空间实践最具代表性。成年后的克里斯默斯对于自身黑人身份抉择是矛盾的。根据列斐伏尔空间政治性的观点，“‘空间表征’体现了强势群体的意识形态，而‘表征空间’展现的是个体或者弱势群体的意识形态”[5]。在杰弗生镇“白人优于黑人”的空间表征之下，身为弱势群体的克里斯默斯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潜意识接受了黑人低人一等的预设，也就是“表征空间”对“空间表征”的遵从；另一方面他又建立了对抗的“表征空间”，渴望构建属于自己的主体身份。在黑人区时，克里斯默斯下意识反应就是“呼吸困难”，并且觉得黑人讲话使用的是他“不熟悉的语言”，而在面对单个黑人时，他同样表现出不舒服的生理状态。他的首次性经历对象刚巧是个黑人女孩，在这个过程中，克里斯默斯的身体再次不由自主地表示了抗拒。“他一时不能动弹了，站在那儿，闻到女人的气味，立即知道那是黑种女人的气味；在黑女孩的气息包围下，在慌张心情的压迫下，他不得不等在那儿，直到她开口发出一声召唤的声音，那并不是某个字，是全然莫名其妙的声音。”[2]110克里斯默斯既无法容忍黑人的气味，也无法听懂黑人的语言。他的这些行为与白人并无什么差别，在多年与白人打交道之后，克里斯默斯的思想和语言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白人化”了。

上述举动是克里斯默斯规约性表征空间的体现，然而，作为复杂的个体，他同样也表露出了抗争的另一面。以白人为中心的空间表征虽然禁锢着他的思想，但一旦有了外界的刺激，这种思想就会随之动摇，与之对抗的“表征空间”也随之浮现，并付诸于空间实践。

克里斯默斯一直跋涉在逃亡的道路上，从一个空间来到另一个空间，转换居住地的空间实践体现了他对空间秩序的反抗以及自我意识的苏醒。然而，空间的置换未能解决深层次的核心矛盾，身份焦虑依然存在，如阿兰·德波顿说的那样“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6]1。 一开始，克里斯默斯厌恶黑人，渴望融入白人群体，但后来，他转而从黑人群体中寻找身份的归属感，“竭力往体内吸进黑人的气味，吸进幽深莫测的黑人的思想和气质；然后又从体内着意呼出白人的血，白人的思想和白人的气质”[2]160。最终，克里斯默斯放弃了徒劳的挣扎，不再纠结于自己的血统。他意识到长久以来寻求种族身份其实是画地为牢，给自己的人生设置了不必要的圈禁。“可我从未走出这个圈子。我从未突破这个圈，我自己造就的永远无法改变的圈。”[2]243在多年东躲西藏的过程中，克里斯默斯看似在追寻镜花水月的白人身份，实际上汲汲于内心的平静与真正的自我。在决定摆脱种族主义构建的身份枷锁之后，克里斯默斯在被捕当天理发修面，置办新装，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出现在街头。他最终得到了内心渴求已久的安宁与平静。

无独有偶，小说中的牧师海托华同样迎来了内心的新生。海托华自幼被束缚在祖辈的荣光里，对周遭的一切无动于衷。在被教会废黜之后，他离群索居，与镇上的人几乎断绝了来往。他的后半辈子本应在教堂的钟声中悄然无波地流逝而过，但在帮莉娜接生之后，海托华的想法有了重大变化。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妻子“绝望和耻辱的工具”[2]350，他认为自己过去对妻子的冷酷行径是因为当时的他受到别人摆布，大脑脱离了自己的掌控。“我知道整整五十年来我甚至还没有变成人：我只是黑暗中的一瞬间，在这瞬间里有匹马在奔驰，有一声枪响。”[2]351海托华对自己的责难与反省是性别平等的思想流露，否定了家庭里女性被“物役”的做法。在解构男性空间表征的同时，海托华也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海托华在过去之所以没能成为具备自主意识的人，是因为他的脑海中满盈着祖父的光辉事迹，后者的生命延续在了他的身上，过去的他实则是为祖父而活。而当他拒绝继续充当“祖父死去那瞬间的他”，海托华就获得了新生。他的肉身经历了蜕变：“他的身体比一片遗忘的落叶更轻，……胳膊下没有实感，双手也失去了重量。”[2]352放下祖辈的过往，海托华如释重负。同时，他的宗教挂念也得以重塑。“他仿佛看见世上的教堂像一道防护土墙，像中世纪的街垒，竖立着一根根晦气的削尖的栏杆，阻碍了真理，不让人们获得犯了罪可以收到宽恕的内心平静，而这恰好是人类应有的生活。”[2]348在这里海托华开始质疑教义中的不当之处，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待宗教扮演的角色。也正因如此，他甚至同意挽救克里斯默斯，这表明海托华的内心空间在饱受苦熬之后的觉醒。福克纳在前文中也埋下了伏笔。在失去妻子和教会工作之后，海托华在街上树立了一块招牌招徕生意。招牌上缩写的大写字母“D.D.”。本义为“神学博士（Doctor of Divinity）”，然而镇上的人将其解读为“被神诅咒倒霉的人（Down Damned）”，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但正如《红字》中的海斯特将胸口“A”的含义从“通奸（Adultery）”转化为“天使（Angel）”，海托华同样以自身努力改变了他人的看法。邦奇带来的医生认可了海托华帮助莉娜的助产行为，把他称为“医生”。从这一刻开始，海托华头衔中的“D”就被赋予了另一层积极的含义。他由过去“带来死亡的工具”演化成带来新生命的“医生（Doctor）”。

邦奇的转变比海托华来得更快也更早。在遇见莉娜之前，邦奇是一个极度自律并且严格遵守社会规章制度的小人物，是空间表征的旁观者。但从邦奇夜访海托华的举动中可以看出，他的体内有反抗因子存在的。当邦奇在刨木厂首次见到莉娜并为她耗费了五分钟的休息时间时，变化的种子已经悄悄萌芽。“他忽然爱上了一个人，完全违背他的朴实而好嫉妒的乡村人的要求：所爱对象应是贞洁处女的传统观念。”[2]35邦奇不介怀莉娜的孕妇身份，可见他并没有受男权思想将女性看作附属物品，而是平等视之，同样解构了男性的空间表征。在爱情的感化之下，邦奇开始抗争杰弗生镇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克里斯默斯逃脱被白人处死的命运。由此可见，邦奇的思想已经超越狭隘的种族对立，展示充分发展的个体意识。

通过反思和解构强势阶层规划的空间表征，三人都重新构建了自我身份。这个过程是个体走向主体、追寻自我的过程，也是小说人物在性别、族裔与空间权力相互作用下的成长的必经之路。

五、结语

空间总是政治的空间，它根据空间在场的需要生产出符合当权者利益的空间秩序。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阐明了空间权力与个体身份的关系——掌控话语权的白人和男性可以随心所欲地规训和教化黑人及女性。因此，当空间成为地位分割的符号时，它就演化为限制弱势阶层自由的“监狱”式空间。在书写权力化空间之时，福克纳也表达了亘古不变的情感诉求。为此，作者将人性的美好与良善赋予莉娜，用她母性的光辉为原本黑暗的空间注入了一丝光芒，带来了新一轮的希望。空间作为人类的栖息地，不能只依附权力而存在，对生命平等的尊重与爱才是维系空间的最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