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勐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

一、“浪漫青年”

就多数作品而论，五四小说在知识分子题材领域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形象’，不如说是‘感受’‘精神现象’”。耐人寻味的是，与其一脉相承，20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叙事中，知识分子形象亦每每“不是作为‘性格’，而是作为某种精神现象、人生感受的寄存者、体现者、表达者而存在”[1]。

“浪漫青年”形象便是其中的重要一例。“在上世纪的50年代，革命激情和‘小资’情调这种奇妙、和谐的结合”[2]，曾是投身于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沉醉的境界。而“浪漫青年”恰可谓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这一奇妙的结合所孕育的宁馨儿。《大学春秋》中的女主人公陈筱秋，《红豆》中的江玫，“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林震，以及《公开的情书》中的真真等，皆可归之于“浪漫青年”这一精神类型。

同属“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谱系，《大学春秋》里的男主人公许谨亮相不久便俨然已成“近在眼前”的“现实中的英雄”[3]；而陈筱秋却始终纯真未泯，难以“长大”，在文本中若隐若显，犹如“梦中的少女”。她是山雨欲来的“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是大时代的电闪雷鸣中驱之不去的一抹明媚。

小说中，用以表征白亚文、黄美云等大学生的“小资”思想的“于连”这一符号，则有意放大其阶级本性；而用以表征筱秋“小资”情调的“达吉雅娜”形象，作者似更多地抽象其普适意义。作品对白亚文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批判，态度坚决，毅然与之划清界限；而对筱秋式的所谓“小资”情调的针砭却姿态暧昧，看似无情却有情。

与其说“达吉雅娜”连同其所表征的思想情感模式意味着青年知识分子青春期一时的多愁善感，不如定义为生命成长中永恒的诗性憧憬。

如果说，作者康式昭寄寓筱秋的经典能指是普希金长诗的诗魂，那么，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映衬林震的同质化音符则是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的旋律：“收音机亮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4]

林震，身份为“党工作者”，品格气质却仍属“浪漫青年”，给人以“单纯”甚至“天真”的印象。他虽“像个爱幻想的孩子”，却并非一味耽于幻想，耽于迷惘。如同其心仪的那首《意大利随想曲》，微带忧郁、迷惘的音质终究难掩乐曲那激越、进取的号角性主题，小说中，林震亦终于从迷惘与感伤中挣脱，勇敢地吹响了干预生活的理想主义号声。

而以“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回应的组织部长刘世吾，竟也是曾经的“浪漫青年”。他曾就读北大，正如他对林震坦言的，“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喜欢过屠格涅夫，“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然而，机关生活教会了他：机关干部“不适合看小说”。从此陷入那可怕的“就那么回事”的冷漠中。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有一处意味深长的倒叙，其分界恰以1949年为时间节点：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北大当学生自治会主席的刘世吾犹在“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然则经过了疾风暴雨般的运动，刘世吾革心洗面，书生意气、青春梦想连同革命激情所剩无几，代之以不无教条化的世故、成熟。

黄子平曾以《“弃医从文”的故事》为小标题，分析丁玲《在医院中》何以执意要将主人公陆萍身上的“‘文学气质’作为正面的、明亮的因素加以强调”的用意，因着“这热爱‘文学’的气质分明意味着更多的东西：热情、理想、对现状的不满、改变病态环境的决心和实践等等”[5]。文中在对陆萍这一“医院中新来的青年人”命名时，其实已联想到同一类型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其殊途同归的命运。曾经，这知识分子特有的浪漫禀赋，还曾激励过旧时代的林道静、江玫们奋起反抗现实，追求理想；于今，当着新中国的社会生活被一体化、秩序化后，这自由不羁、易于促发某种难以驾驭的情绪的浪漫情思却骤然显得不合时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韩常新把小说《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还给林震时含沙射影地嘲笑他的那番话：“当个作家倒不坏，编得天花乱坠。”尤其是区委书记对林震的严厉批评“背诵着抒情诗去作组织工作是不相宜的”，皆可谓彼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背后依稀见出理想未泯的知识分子与现实的深刻矛盾。

近年来，在对“‘小资’情调”的反省乃至批判过程中，“浪漫青年”形象也不可避免的成了祛魅的对象[6]289。在批评家准确地针砭了这类形象青春期的幼稚、肤浅、过度单纯等局限的同时，却每每辞锋失度，疏忽了这种浪漫主义气质中的革命“本质”。

哲人有言：“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我们年轻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多半不缘于它自身，而缘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并把这样的一本书定义为“我们的精神初恋”[7]。借用这一界说，我们不妨把几乎与共和国一起诞生的那代青年人在其生命极其纯真的年代，对于同样年轻的“革命”的那份憧憬与追求，命名为“精神初恋”。

“革命”，成为其激情投射的最初对象。虽然彼时尚未历经现实更其严峻的考验，亦少有理性更其繁复的升华，但如同“初恋”，那“永不复返的阶段”，那一尘未染的痴情，自有它难能可贵的魅力。

二、“流浪汉”

20世纪20年代，蒋光赤的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曾塑造了一个少年流浪汉形象。作者在卷首特录旧作《怀拜轮》诗（通译“拜伦”）为题辞：“拜轮呵！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飘零呵，毁谤呵……这是你的命运罢？”[8]然而，却因着文化背景、审美趣味的隔膜，导致西方学者将其误读成一个“丑角”，认为他“不是一个傲慢的撒旦般的厌世者”。继而又缘于海外汉学家李欧梵未曾阅读原作，便在其著《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中采信了这一观点，以致以讹传讹[9]。忽视了作者之所以将其比附为“拜伦式的英雄”，恰是看重他虽为社会放逐，一度蓬头垢面，自怜自伤，却始终自由不羁地与命运抗争，直至殉难的浪漫气质。

20世纪40年代，路翎的创作中也尤为钟情“流浪汉型”形象。他们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骨子里却重合着同一的精神性格：“都骄傲于‘漂泊者’的那份‘孤独’”，都竭力搏取“摆脱了小市民的鄙俗和农民的狭隘的较为阔大、较为自由的人生”[10]。偏爱每每使得作者不由自主地将这种特异气质诗化了，读者自不必质疑作品中那个兵士抑或铁匠、游民何来如此这般的诗情，它“不是‘生活’”的客观纪实，而是知识者向往精神漂泊、落拓不羁的主观情思。

赵振开中篇《波动》虽公开发表于1981年，却缘于1974 至1976年间初稿、二稿脱稿后，即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为流传，学者皆习于将其与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等“潜在写作”的代表作，纳入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范畴予以论述[11]。有研究者因着像白华那样偷盗为生的流浪汉何以能“参加一群干部子弟的聚会”，并爱上“典型的小资”肖凌等一系列疑虑，而推断他是“落难公子”，“设想他过去生活里曾经有某种小资产阶级背景”[6]314。如此臆测未免拘泥于人物的出身与生活经历，却疏忽了文学史中此类形象后每每寄寓的知识分子的移情。

“流浪”似是白华现实生活的写照，又何尝不是作者灵魂出窍，借此躯壳神游世外的隐喻。就此意义而言，“流亡”既是一个真实的情境，更是个象征的情境。——白华不惧流浪甚至有点沉醉其中的精神特质，分明透露着几分被放逐的“白洋淀诗歌群落”的文化气息。一如作者创作小说前夕交往密切的那个被称作惯于“打球、打架、流浪”的“大自然之子”芒克，“满脑子都是浪漫的想法”，他从家里翻墙而出，与友人彭刚相约流浪去，“身上只带了两块多钱。心中充满反叛的劲，对家庭，对社会”。[12]作者自身亦行如浪子，一直被友人视为“精神的漂泊者”，后来流浪海外，最终栖居一方仍不舍身心漂泊中的那份美好。还有诗人宋海泉，缘于某次阴差阳错的命运的捉弄，就此从其第一首诗《水乡的流浪》开始，一个主题便始终回响在他的诗中，“那就是‘流浪’”。

为何要流浪？“也许是一个外在力量的驱赶，追寻那个已经失去的精神家园，也许是受到一个神秘声音的召唤，去执行一种朦胧的使命，或许只是在找寻真实的自我。”或许什么也不为，就图流浪能赢得体制外的自由、快活。《波动》中那段不无突兀地插入的白华的街头清唱，应是刻意为之：

流浪的小伙儿，

嘿，真快活！

踏遍了世界的山河。

在暴风雨中行进，

在太阳底下唱歌，

大地给我自由，

自由给我快活。

……

单纯的歌词始终闪烁着一种明朗的欢乐。隐含作者叙述至此突然忘情地僭越了流浪汉白华的身份，令其生出了一种至美的抒情，他“越唱越浑沉有力。似乎他和歌声一起，穿过灯光和夜的帷幕，飞向另一块天地”。这无疑赋予了白华之歌强烈的主体认同。或许恰是因白华底层身份的叙述，方能唱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压抑已久、野性未泯的心灵呼告；方能弥补高干家庭出身的杨讯与书香门第出身的肖凌种种难能体验感受的困兽犹斗般的生命挣扎；方能寄托“白洋淀诗歌群落”性情深处神往流浪漂泊、自由自在的诗性气质；以及作者身为特定年代的“地下”知识者身不由己却又执迷不悔的放逐情怀。白华借此特殊站位开启了知识分子叙事中的别一向度。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在白华身上嫁接了本根于底层、民间的生命的血性与强力，同时，还赋予了他知识者的主观移情。不在乎身份的迥异，作者将自身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人生遭遇与情感经验移植给了白华。小说中，白华失去同是沦落人并因此相识于候车室中的“妹妹”的惨痛回忆，应是作者写作前夕刚失去唯一的妹妹珊珊之创伤的留印。

对于丧妹之痛，赵振开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情愿去死，毫不犹豫，换回我那可爱的妹妹。可是时世的不可逆转竟是如此残酷，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有时我真想迎着什么去死，只要多少有点价值和目的。”[13]他还特意将小说《波动》署名“艾珊”（爱珊），献给珊珊。反观小说，当白华为给病重的妹妹买药而去偷窃，被抓进派出所时疯了似地哀求警察：“您咋罚法儿都行，打我吧，打断这只胳膊吧，只要我能走。别关我，叔叔，啊？别，别， 我还有个生病的妹妹， 她快死了……”，五天后当他一被释放就拼命跑回候车室找妹妹，却人去无踪，唯见墙角落她靠过的地方留有指甲刻下的几句话：“哥哥，我想你！……”小说与现实同构着一种不惜牺牲自己、倾心挽回终又无力回天的绝望。

作者对白华偏爱有加，除却将自身的情感经验投射到他身上；还在其隐匿的黑暗世界里连同心灵的荒凉处，平添知识者心仪的诗情画意：诸如梦中的星星，轻纱飘飘的白裙……。在白华“流浪”这一实相中，移入了知识者的兴寄。

三、科学主义者

综览20世纪50-70年代小说所塑造的知识分子谱系，其中专业知识分子形象（专业知识分子概指埋首学院、医院、研究院所及工厂，而背对社会、背对公众站位的从事专门知识研究与技术工作的学者或科技人员）屈指可数。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的》中的陆晓平，这位留法归来、在妻子李珊裳的鼓动下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的医生，自有他的小“道理”，“做客人和这个集团保持一个距离，可以自由一点”；劝其妻“你应付不了人事，就在家里研究学问”[14]。他时以客卿自居，只管行医，不介入社会。然而，许是作者在塑造时掺杂了个人对这一人物原型（即其前夫）的厌弃情绪，书中不仅写其“不关心时事”，“不翻一翻报纸”，甚至说他“也不看一下医书”，致使这个人物忝列专业知识分子形象群中，似有点差强人意。

较之陆晓平之委琐，张德伟则更纯粹。前者写实，不无生活化，后者写意。唯见他“一只庄严而温和的面孔，那抿得紧紧的嘴巴”，“一副深沉、严肃和智慧的神情”。独自个侨居国外，不厌枯寂而单调的生活，“把生命沉在科学研究里”。他是作者身在窑洞、未能了却的想将来再“去欧洲研究一点学问”的梦的寄托，是心造的幻影。虽然婚姻失败后，珊裳那么渴望见到德伟，却又觉得值此战争没有结束、全国正待解放、生活犹艰苦之际，不能出于一己之私，而妨碍其沉醉科学。如是，遂留下一线假若德伟回归新中国后会怎样的悬念。

靳凡《公开的情书》中塑造的那位漂洋过海，在美国获得了电机博士学位的邬叔叔归国后之遭际，适能解答上述悬念与问题。邬叔叔解放后在某电机厂担任总工程师，他真心地热爱祖国，热爱新社会，热爱党，信奉党；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可他反倒伤感、虔诚地自认，“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7]。

伴随着以邬叔叔为表征的老一代专业知识分子偶象的倒塌，老久、老邪门这一代“新人”踩着前辈的铺垫赫然崛起。

老久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科学工作者。他似乎命定是应着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大任而降生的。早在孩提时的作文中便“已经开始为新的科学思想激动了”，敏感到有“一种伟大的事业”——科学在召唤；大学时尽管学校停课，却反而促成了他与老邪门等同学的独立思考，探索学习。从立志学科学出发，到不得不暂时疏离课业转而直面现实、思考现实；从现实的痛苦追溯到理论，又从哲学理论的云端回归到它的基础——科学。与其说，迂回探索最终还是绕回到了起点；不如说这一波三折恰似老黑格尔所谓的三个回旋，于正—反—合中完成了老久的成长史。

尽管老久显然是作者的至爱，为此不惜笔墨倾情美化他，甚至借真真之口称誉他为“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英雄”，“自觉地赴汤蹈火，力求唤醒年轻一代走向新的生活”；但不无遗憾的是：一卷终了，他依然是“一个虚幻的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形象模糊，属于他自己的“只有高傲的思想”。

是的，老久敏于言，拙于行。由于作者的纵容，在其身上，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已放大至极致：“从遥远的古代到人类的未来，从社会到个人生活，从哲学到文学”，但见其凌空蹈虚，放言纵论，滔滔不绝，势不可遏。而其中尤为凸示、反复强调的词语便是“科学”及其伟力、能量：

近十几年来，涌现出一些强大的科学思潮。它们正在以怎样的力量向未知世界伸展呵！如果我们沉溺于束缚住我们的那点小天地，就根本不可能理解历史落在我们肩上的使命，也想象不到时代在如何逼迫着我们亲爱的祖国迅速强大起来……

走向虚无主义是代代青年的思想潜流。它出现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几年，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掌握真正的科学思想。

必须用科学来改造我们的哲学 ……用现代科学对过往的哲学思想作一番清算。

科学给我们以力量。是时代使我们意识到，只有掌握和应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用它们来考察以往和目前的一切事变，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老久言必称“科学”，即便在写给真真的每一封情书中，他也毫不遮掩地坦言：“我爱科学，科学需要热情，热情是你的特点，所以我强烈地爱你”，直陈其体认的爱情的意义不过是它能成为科学的催化剂。在与真真的通信中他无意谋求科学秉赋与人文艺术气质的对话交融，却将恋爱视同为“战争”，念念不忘“这是一个人的性格和思想对另一个人的征服”。而他口中的“热情女神”真真，在君临一切、至高无上的科学（包括俨若“科学”化身的老久）面前，亦注定被征服，由“女神”沦为科学的婢女。

将科学凌驾于哲学、政治、艺术、道德、情感以及一切社会文化价值之上的老久，迷信科学能解决一切积重难返问题的老久，不仅是勉力反拨“文革”蔑视知识、禁锢思想、践踏科学时潮以致矫枉过正的潜流的表征，也可谓新时期伊始尊崇科学思潮的人格化。作者在修改后来公开发表于1979年《十月》杂志上的小说二稿时，欣然拥抱“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16]，并情不自禁地后置了“科学主义”这一不无超前的历史预设。虽则如是未必尽然契合1970年知识者的思想情境。

显而易见，老久既是“文革”初的先知先觉，亦可谓新时期的后置后见。矫枉过正与应时趋新这两种不无偏至的合力叠加在一起，致使作者不无夸张地将老久符号化了，而老久又将“科学”本质主义化。

追根溯源，舶来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原本只是一种工具理性，然而当它在激进意识形态光环渐次解魅的语境中引入中国后，却被部分觉醒了的知识精英奉为精神信仰。将自然科学标准充作哲学的原则，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审视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忽视了自然科学技术滞后的深层，政治观念、人文精神及社会发展理论之问题重重等因素。科学功能被夸大、泛化，如同老久们所奢望的：“新的科学思想显示的作用”，势必“使旧世界观解体，冲破宗教教义，偏见和各种传统观念”，实现思想解放。自觉不自觉间，科学串演起了启蒙民众的新意识形态主角，在突破其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理论、思想束缚的同时，却又营构了“科学万能”的新神话。

恰如老久实为科学主义的化身，拨开作者神往的“科学神话”的炫目光圈，隐约可见与之叠影的20世纪80年代科学启蒙、理论高蹈、头重脚轻，以致悬浮于观念的虚空的“知识分子神话”的端倪：将青春的激素与观念的迷魅融合起来，并将所有抒怀与青春的冲动升华到献身科学的瞬间高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