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祥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监察法规定的“从宽”情节如何落实到位，如何与刑法中自首、坦白、立功以及《刑法》第383条第3款、《刑法》第390条第2款中的从宽规定协调与衔接，特别是监委在调查职务犯罪后如何“进一步规范提出从宽处罚建议”，(1)陈国猛：《切实履行好案件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职能》，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4月11日。实现既严格遵循监察法、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又逐条逐项吃透弄懂，准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规定，严格依法推进认罪认罚从宽的规范适用，(2)参见《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准确把握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1月23日。无论是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尚未作出有针对性的回应，笔者拟结合刑法的规定进行论证。

一、监察法“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的刑法实体意义

监察法是集程序与实体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调查、处置的过程中，监察法“认罪认罚从宽”的规定需要在刑法实体上得到衔接和落实，这就需要分析“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实体意义。

(一)认罪认罚是刑法中一个独立的从宽量刑情节

从《监察法》第31条中的规定不难发现，监察法中的“认罪认罚”涵盖了“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如实供述监察机关还未掌握的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退赃，减少损失；具有重大立功表现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等情形”，显然是一个概括性、非独立的从宽处罚情节，可称之为广义上的“认罪认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