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 孟婕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2)

引言

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旨在重新整合其内部三项主要职能间的互动关系，构建更科学合理的程序构造。围绕着“以审判为中心”的目标逻辑，侦查、起诉和辩护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而作为抵御公权力的重要力量，辩护权的发展程度则直接决定了程序正义的实现程度，可谓司法改革中的关键一环。在现有的改革语境下，辩护权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和发展，但囿于侦查期间辩护权的保障不足及关注不够，尤其是律师在场权的立法缺失，不仅弱化了侦查阶段的辩护力量，亦掣肘了其他制度的实施效果。

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了被追诉人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必须有律师在场。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精神，这一规定客观上将我国律师在场权的问题提到了立法的层面。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样的律师在场权仅仅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内，为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所做出的制度安排。虽然从国际视野的角度，我国与域外国家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场权制度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律师在场权终于浮出了水面，并且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轮热烈的讨论。

其实，律师在场权作为辩护防御权的下位概念，贯穿于侦查、起诉和审判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