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庭宇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自20世纪30年代苏联出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来，这部手稿的问世引发了学术界对青年时期的马克思的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对立进一步尖锐化。从学术界的争议性观点来看，主要存在“早年成熟说”和“晚年成熟说”，但就影响力来看，承认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思想“不成熟”占主流部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阿尔都塞的“断裂说”，他认为马克思本人在青年时期的思想归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晚年时期的思想归属于“科学”范畴；另一个是格卢宁的“转变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是从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转变到晚年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转变说”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一些事实，但与前者一样割裂其思想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实际上，我们从青年马克思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以下简称“《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来看，这里“两个马克思”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按照列宁的评价来讲，在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政治批判思想已完成了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通过查阅中国知网发现，截至2020年4月7日，国内研究《问题》的学术论文有269篇，研究《导言》的学术论文有200篇，且主要集中在最近十年。笔者试图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梳理和总结青年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两部巨著的研究现状、研究不足与展望，希冀能够裨益于学术界的进一步创新与发展。

一、关于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宗教解放路径的研究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敏锐地洞察到青年黑格尔派将现代国家作为宗教批判的主要路径的原因，即现代国家必然被市民社会控制和替代、现代世界的面貌将会在商品拜物教中形成，并找到了现代国家的未来命运。由此，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为他后来阐述现代国家命运和扬弃资本主义宗教找到思路与方法，即资本与劳动权利和消灭劳动异化，换句话说，马克思对宗教批判成为他日后政治批判的前提。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话来讲：“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一）对宗教本质和根源的揭露

学者们从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关系、“宗教鸦片”论断、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方面出发，对宗教本质和根源作出不同角度的定义。从根本上来讲，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的焦点始终围绕着宗教的本质与根源这一课题。施特劳斯将宗教作为人的精神产物，而鲍威尔将“自我意识”视为宗教观念的所有，自认为便找到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从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关系出发，牛苏林指出了宗教的本质和根源：“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宗教观念从精神上奴役被统治者；另一方面，劳动者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出摆脱苦难的正确道路，便把希望寄托于对‘彼岸世界’的追求，在幻想中寻求解除痛苦的慰藉。”②牛苏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之作——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州学刊》1993年第4期，第45页。从宗教鸦片的角度出发，汪信砚、李成龙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和本质是它“让人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把一切在现实中受到的伤害的补偿推移到天上，而丝毫不去触动存在于人世间的罪恶。宗教还颂扬怯懦、屈从、顺服、自卑和忍让，让人失去斗争的勇气。对于主张现实批判和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无产阶级来说，宗教无疑是革命者的精神枷锁。”③汪信砚、李成龙:《马克思宗教本质观的六种解读之辨析》，《求是学刊》2016年第2期，第28页。同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本质和根源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复杂性和奴役性。王黎芳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出发，着重强调宗教的本质和根源具有特殊性，即“宗教又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法律、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宗教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它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间接反映经济基础。”④王黎芳:《从马克思主义看当代宗教的本质和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91页。

（二）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思想的扬弃

学者们从《导言》和《问题》的内容呼应关系、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哲学困境、人学角度等方面出发，对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思想进行吸纳与批判，从宗教世界转向现实世界，标志着这时期马克思思想已超越青年黑格尔派拘泥于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而转向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辩证关系。早年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追随者和拥趸者，积极投入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事业的同时，逐步跟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思想发生分离，一方面继承了用黑格尔哲学洞悉德国政治与社会现象，另一方面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宗教批判的不彻底性。因为他们将宗教批判作为哲学与德国现实的矛盾，寄希望于宣扬无神论作为宗教解放的重要路径。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释道：“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5页。马克思为了能够彻底实现宗教解放，既要满足近期的宗教解放，又要从长远目标出发，推动对现实批判、哲学的解放的这场革命。从《德法年鉴》时期两篇文章的内容呼应来看，张双利认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批判思想为参照，明确地提出了一条彻底扬弃宗教的道路，并特别阐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这一道路中的重要意义。《论犹太人问题》以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思想为参照，针对着当时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具体地阐发了这条彻底扬弃宗教的道路的内涵。”⑥张双利:《再论马克思的扬弃宗教的道路——从“犹太人问题”谈起》，《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6期，第25页。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布鲁诺·鲍威尔拘泥于宗教批判的原因，丁凡给予了补充和解释：“鲍威尔之所以会认为德国犹太人问题具有不可解决的吊诡特性，是因为他没有找到各种表面对立得以成立的基础，所以他不能跳出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从而找到根本的出路。”①丁凡:《走出黑格尔体系的青年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看马克思的思想起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1期，第173页。与此同时，马克思将宗教作为人对现实社会的意识反映，表现为人类面对难以改变现实的困境时所表现出寻求安慰和寄托的“人民的鸦片”。从人学角度来评价《问题》《导言》的宗教批判思想的超越性出发，商逾认为“宗教惩戒式劳动含有的堕落与拯救之双重属性，不过是自然历史进程中人类生产活动的内在特质在信仰领域的投射。马克思脱去宗教象征性劳动的虚幻外衣，把神学意义上的道德劳动置换为本体论意义上人的现实生存方式，赋予劳动以奴役与解放的双重属性，导引宗教救赎于非神圣化的方向。”②商逾:《论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双重尺度》，《理论学刊》2012年第9期，第65页。针对宗教是“对天国的幻想”这一本质，马克思将批判对象指向了现实世界，进一步表明了他对宗教批判的革命性和彻底性，奠定了开始转向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政治批判的基础。

二、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逻辑问题

跟西方传统市民社会的有关理论相比，市民社会被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赋予了新的生命，成为了与国家分离开来的私人生活领域，但黑格尔却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③康渝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致思理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页。，这又体现出一种“神秘主义的逻辑”，有学者认为，“正是为了解决市民社会内部充斥着无法解决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黑格尔才通过‘神秘主义的逻辑’诉诸于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国家”④高朝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两种相异理解——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317页。，这实质是思辨的社会历史观，引发了马克思的批驳，推动了马克思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通过国内学者的研究，我们找到了认识关于马克思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些新思路。

（一）青年马克思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途径

学者们基于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是造成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原因，从政治批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哲学关系、人的解放等方面出发，解读了青年马克思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路径转向逻辑。按照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来讲，青年马克思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是因为受到费尔巴哈的推动作用，实质上马克思早已明晓费尔巴哈观点的重大缺陷，这至少在跟卢格的来信中作出了解释：“费尔巴哈的缺点在于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⑤[英]弗·阿多拉茨基:《马克思年表（1818—1883）》，张惠卿、李亚卿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7页。，可见政治批判成为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注重以直观唯物主义和人本学批判宗教观点的分界点，其主题依旧是围绕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由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没有深入到生产方式内部，他不理解现代市民社会的本质，不理解市民社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⑥王代月:《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过程史研究》，《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36页。，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市民社会的难题却归因于物质利益，由此便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发起冲击，为他厘清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找到了突破口。马克思围绕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政治批判，找到了由国家转向市民社会的重要途径。唐爱军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通过政治批判，实现了研究重心由“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二是通过政治批判，实现了从法哲学研究到经济学分析、从政治批判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变，促使马克思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市民社会。”①唐爱军:《青年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两种理论效应》，《哲学动态》2013年第8期，第44-45页。除了直接将政治批判作为转向的路径，也有从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论述“特殊性统一于普遍性”来解读的观点。陈浩认为，“之所以从国家转向市民社会，在于其援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分、特殊性与普遍性对举的黑格尔式分析框架，以及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黑格尔式分析原则。”②陈浩:《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复归——黑格尔哲学视野下的<论犹太人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23页。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韩立新从马克思站在“人的解放”的理论高度，认为马克思摆脱之前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分化，铺下了走向了市民社会的一元哲学的道路，“对于马克思而言，曾在其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一极的逐渐‘退位’不仅意味着他完成了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他摆脱了黑格尔的控制，走向独立创造新世界观的哲思征程。”③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研究》，《河北学刊》2016年第5期，第15页。

（二）对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探讨

学者们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演变、政治国家历史命运走向、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关系等方面出发，一致认为市民社会是制约和决定现代国家的因素，间接回答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原著内容来看，《问题》《导言》这两篇文章都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为研究的重点，主要围绕“现代市民社会的形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联问题”“如何批判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等重要主题而探讨，马克思首先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市民社会进行考察。马克思指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换句话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社会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限制，表现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体化状态，一旦受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政治革命的影响，就会使这种一体化状态逐步消解，因为商品经济所搭建的是货币关系，所创造的物质生产、交换、消费等资本主义私有制活动要求摆脱政治领域带来的限制，并借助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取得。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发展变化，李佃来认为“它打破了自古希腊以来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传统理论框架,首次在观念上将被黑格尔形容为‘地上行进着的神’的国家置于社会结构的下位, 从而在冲击与国家拜物教相伴随的国家本位观的基础上确立起社会本位观。”⑤李佃来:《马克思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内涵之探讨》，《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57页。从政治国家历史命运的走向来看，张双利认为，“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内部存在着矛盾，它一方面认现代国家是市民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认市民社会中个体的权利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致力于促成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必将导致货币拜物教的盛行和那种支撑着现代国家的政治意识的衰落，该政治意识的衰落必将使现代国家丧失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超越性，沦为市民社会的手段。”⑥张双利:《马克思论宗教与现代政治——重解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54页。此外，刘同舫、陈晓斌肯定了马克思揭示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异化关系的重大发现，并阐发了现代国家的解放限度和历史命运，提倡建立“一种能够消除‘高度的经验本质’前提的社会组织，即一种能够消除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社会组织，这一社会组织必须终结和超越政治解放所建构的‘现代国家’。”⑦刘同舫、陈晓斌:《现代国家的解放限度与历史命运——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释义》，《人文杂志》2016年第1期，第5页。

三、关于从“未成熟的解放”转变到人的解放的研究

当年轻的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进行批判时，无不围绕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中心问题，尽管这时期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并未成熟，却呈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①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和无神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至少可以看到马克思对黑格尔那句“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②罗燕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1833～1844》，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这一重要论断的继承与超越。在《问题》和《导言》中，马克思指出了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因为取得政治解放的国家并不排斥作为“人民的鸦片”的宗教，至少可以断定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解放”。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从政治解放的评价、人的解放的实现条件来阐发政治解放这一“未成熟的解放”转变到人的解放。

（一）政治解放的实质及进步性与局限性

在谈学术界关于政治解放的实质与地位之前，先来看看马克思的一些经典文本依据。作为长期酷爱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马克思伴随着对犹太人彻底解放问题的认识深化，开始由“立足黑格尔认识论阐述国家与社会理念”转向到“现实的、社会的关系中回答人的解放”。至少，可以从马克思这段话找到政治解放是相比宗教解放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人的彻底解放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那好吧！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做生意的前提，从而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③唐晓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56页。经过政治解放后的市民社会是基于犹太人精神的产物，是一种追求财富、利益至上的统治力量，马克思对以往思想家们“从宗教信仰中寻找解决路径”的思想超越，找到了金钱或者物质利益是造成异己的本质统治人的根源，需要找到一种社会组织将人的本质属性还原，这多少体现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这一重要论断的雏形。

对哲学问题的研究是学者的使命担当。既有学者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及公民的关系、政治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理解市民社会的实质，又有学者从政治解放的阶级性、人的彻底解放视域等维度阐发了政治解放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从政治解放的实质来看，许俊达从国家、市民社会、公民等三个主体来理解“两个层面”的政治解放，认为“现代国家使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但它并没有消灭宗教观念，只是使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转移罢了”④许俊达:《超越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与人本主义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进一步来讲，政治国家是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市民社会是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的。以政治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界定其实质，罗伯中认为马克思所阐述的政治解放“不仅意味着国家宪法有规定民众享有信仰自由，国家权力机关从宗教权力中解放出来，而且也意味着国民从单一的宗教中解放出来”⑤罗伯中:《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公民资格理论重探》，《理念探讨》2015年第5期，第62-63页。。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从美国的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案例得到验证。美国作为一个来自不同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的群体所组成的移民国家，不仅在宪法上保证了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将宗教从社会权力中解放出来了。除了解读政治解放的实质外，也有学者从进步性与局限性角度来评价政治解放的观点。从政治解放的阶级性来看，孙代尧、张端认为，“政治解放的积极作用在于国家摆脱宗教神权的统治，以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较之以前的君主专制国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马克思认识到政治解放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解放，并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现代民主国家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这一特定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因此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①孙代尧、张端:《马克思政治解放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论学刊》2014年第7期，第7页。还有学者侧重政治解放的局限的观点，朱学平以人的彻底解放视域来评价政治解放的地位，认为“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政治自由也并不就是人的自由，因为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实现政教分离，国家不奉任何宗教为国教，然而公民仍然可能是宗教徒，人并没有从宗教异化中摆脱出来。”②朱学平:《从共和主义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新解》，《现代哲学》2014年第3期，第10页。

（二）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条件

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学手段、人的二重化原因、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阶级性等方面出发，理解人的解放的重要性并提出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路径。马克思意识到政治解放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将追求人的解放作为解决上面所提及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重要设想。但“在这个设想的开端，他就充分意识到消灭私有财产而不是沉浸于宗教批判对人类解放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和政治前提的情境中与宗教信仰作斗争并非人类解放之佳途。”③郝立新、臧峰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一卷）——马克思主义的创立（1840—18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所以，就有学者从人的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手段出发，焦佩锋认为：“宗教批判、国家解放并不等于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必须从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认识和改变入手。”④焦佩锋:《“犹太人问题”的现代性透视——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视角》，《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10期，第28页。针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离”的问题，陈飞认为马克思没有找到市民社会的经济学概括，但针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所造成的人的二重化找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路径，“消灭国家就成为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取代国家的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在其中一个人的自由与另一个人的自由和谐共处，每一个人都是目的，而不再仅仅是实现私人利益的手段。”⑤陈飞:《市民社会批判与人的解放——以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为中心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7年第2期，第58-59页。刘丽从个人与社会两个维度来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路径问题，认为“人类解放的道路是通过主体自己的实践活动开辟的。从个人来看，人的解放实质是消除人的虚幻平等自由状态，使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从社会来说，人的解放是要消灭人的世界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异化，把市民社会从唯利是图、相互敌对的个人世界改变为宜人的、为人的生活场所。”⑥刘丽:《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和现实途径——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04页。张文木从人的解放具有阶级性角度出发，认为“只有首先实现一次彻底的革命，即解放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革命。但是，要完成这个革命，还需要被动的因素即需要一个代表全社会的阶级，先实现自我解放，取得普遍统治，然后再推进全社会的解放。于是，这个阶级本身的要求和权利必须真正是社会本身的要求和权利，它真正是社会的理性和社会的心脏，这个阶级的解放必然与人民革命相吻合，它的等级也就是整个社会的等级。因此，它的解放同时就是一切阶级的解放。”⑦张文木:《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与人权——重读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第92页。针对这里的“彻底的革命”，赵家祥对实现人的解放这场革命性质作了补充：“由于资产阶级腹背受敌，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不可能成为担当解放各个社会阶级的任务。所以在德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起进行彻底革命、实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毕其功于一役的重任。所以德国不能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①赵家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历史地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0页。实际上，马克思在撰写《问题》《导言》的这一思想是不符合德国实际的，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作了纠正和完善。

四、关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与哲学命运问题

学者们从哲学批判的严密逻辑性、对黑格尔哲学的公正评价、宗教批判依据等角度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哲学批判方法的科学性，并立足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解放观点，来研究哲学的目的和命运。要实现人的解放，不仅是理论的批判，也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手段。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这种只满足于理论批判的形而上学批判方法，在《导言》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引发学者们对他的哲学批判方法的研究。譬如徐春庆、杨党校认为，“马克思的批判不仅体现了一种具备深沉历史分析方法的严密逻辑性，还体现了客观、科学的批判原则，这种科学的批判是一种既没有全盘否定也没有全盘肯定，而是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并以否定形式为主的扬弃。”③徐春庆、杨党校:《批判及批判的逻辑——解读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8页。又譬如刘冰认为，针对黑格尔在“市民社会”中有关国家和法、个人的关系问题以及私有财产和法的关系问题，“并非像黑格尔的论敌弗里斯全盘否定和愤慨叫嚷”④刘冰:《科学的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读后》，《广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56页。，而是给予了黑格尔哲学公正的评价。针对马克思关于“人是什么”的思考，李琳站在宗教批判依据的角度，认为“马克思既肯定了费尔巴哈关于人创造宗教的功绩，又指明了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性，因而不了解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的缺陷，并且进而得出新结论。由于马克思正确解决了人的本质问题，找到了宗教产生的深刻社会原因，就为自己的宗教思想奠定了唯物史观的坚实基础，从而远远超在费尔巴哈前面去。”⑤李琳:《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思想的批判与超越——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7期，第381页。马克思正因为站在公正的、客观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角度，去剖析德国哲学的现实性转向，“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为我们哲学思考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批判方法。此外，也有学者立足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解放观点，来研究哲学的目的和命运。譬如，刘同舫、陈晓斌从无产阶级的救赎角度来考证哲学的命运，指出：“马克思洞悉到哲学作为一种救赎方式能够令个体摆脱客观性的压迫和枷锁，从而逃离痛苦、死亡和无意义等经验性局限的束缚。哲学之所以可作为一种改造物质现实和救赎受难人类的力量，一方面缘于哲学的性质已从 ‘爱知’转化为‘真知’，拥有了对现象世界科学的、独断论的解释，另一方面缘于哲学的命运将与那些最需要它的受压迫、受歧视、受奴役的无产阶级的救赎方式相结合。”⑦刘同舫、陈晓斌:《哲学的命运与无产阶级的救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释义〉》，《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第60页。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伴随学术界对《问题》和《导言》两部巨著的研究不断推进，人们认识马克思的“两大转变”、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等问题得到进一步深化，但对逻辑方法、文本研究视角等方面有所忽视，从而影响原著文本解读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一）对马克思逻辑方法的运用不足

在这里，主要列举两个最显著的不足，对历史与逻辑统一、分析与综合统一等逻辑方法运用不多。首先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讲。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非马克思首创，而是黑格尔率先提出，他将逻辑的东西看成第一性的东西，因为他受到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束缚，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问题。相反，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历史的东西作为第一性、逻辑的东西。一些学者不注重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运用或不充分研读马列经典，妄图断章取义式或主观臆断式“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导致了否定、诋毁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现象，也给其他不法分子提供了制造主流意识形态混乱的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是对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逻辑方法有所忽视。按照《辩证逻辑导论》的观点来讲，“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就是以认识的精密性深化认识的整体性，又以认识的整体性发展认识的精密性，使认识的精密性与整体性相辅相成。”①张巨青:《辩证逻辑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进一步来讲，虽然以某个篇章或某个论断作为研究马克思原著经典主题，但不可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联系性。譬如，以学术界对《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宗教观研究现状来看，大多学者高度重视《问题》《导言》的具体文本解读，这为我们今天参考、研究提供了丰厚的材料，但鲜有将文本中的宗教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其他部分寻求关联；再譬如，对马克思思想“两个转变”的研究文本联系较少，大多学者侧重马克思早期的《博士论文》时期、《莱茵报》时期的联系，而未置于整个思想发展脉络中来认识和解读。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分析与综合统一的逻辑方法，就可以将《问题》的市民社会与《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分析，就能更加直观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动态性和整体性。

（二）对马克思的原著文本研究的视角不够广阔

学术界从青年黑格尔派宗教解放路径的批判、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批判逻辑问题、从“未成熟的解放”转变到人的解放的研究、关于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与哲学命运问题等研究视角入手，给予了一定参考意义的观点，但对马克思本人的立场、观点、方法挖掘不够，也需要结合现实问题来剖析马克思早期思想。第一，结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形成对比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解读视野。譬如，可以从鲍威尔与马克思两人思想交锋的角度出发，高度重视鲍威尔的相关论述，找准并深挖鲍威尔与马克思思想分歧的焦点及根源，从而有利于人们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认识。大多学者即使习惯于研究《导言》和《问题》具体文本，也可以将二者结合一起来研究，当笔者找到的查询结果来看，大多学者以《问题》或《导言》某一篇著作进行解读，导致两篇文章的对比认识不足。如果以《问题》和《导言》两篇文章共同去解读早期马克思思想，就会发现《问题》讨论了犹太人解放问题，阐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途径，认为实现人类解放才是犹太人解放的最终解决途径；《导言》批判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露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落后及宗教哲学对德国现代发展的禁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探索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致得出一个结论：《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轨迹是宗教解放→政治解放→哲学解放→人的解放，对我们认识马克思思想实质是十分受益的。此外，我们要从马克思同时代的思想家著作、结合当代国外学者的著作进行研究，也要从马克思哲学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商品拜物教、超越启蒙哲学等视角去理解这一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及地位，就不至于以单一的解读方式难以形成思想交锋，进而摆脱原著解读“一家之言”的解读困境。

此外，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把握马克思思想研究，消除“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相互对立、前后著作贬低等错误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牢牢抓住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立场与人类解放目标做到了始终如一，从他17岁的年纪撰写《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课程论文就已经埋下伟大理想的种子，在他日后的所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得以丰富与发展；另一方面，他是一个理论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他的研究不是脱离世界、脱离无产阶级的“凭空想象”，面对贫苦劳动者遭受议会立法者荒谬的利益损害，马克思开始借用法律和政治立场剖析这类问题，发现这不能称之“盗窃”，推动了他由政治转向经济关系的研究，撰写了被赞誉为“工人阶级圣经”的《资本论》，再到以革命家的身份成立共产主义联盟，指导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的一生始终以多重身份来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实践对象、历史任务，自然而然呈现了思想发展的阶段性，但我们必须以马克思本人一生来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和体系。研读青年马克思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都要做到从时代的客观性、文本的完整性、思想的真理性“走进马克思”，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去解读马克思思想，都应该做到坚信他思想与行为的知行合一、始终如一。至少可以从以下一段话体会到，研究马克思本人思想必须把握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