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开金，刘森文

（1.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2.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 济南 250100）

《水经注》案是清代中期以来的重要学术话题，学界对此案的关注，已超二百年，“不仅轰动郦学界，郦学界以外的其他名流学者也介入论战，甚至波及国外。在我国学术研究史上，像这样的事，实在找不出另外的例子”。①陈桥驿:《<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水经注研究二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页。一直以来，学界多聚焦于公案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水经注》的版本问题、戴是否袭赵问题，以及对此案的学术史梳理等，而对与此相关的另一学术公案——《直隶河渠书》案却关注较少。实际上，从《水经注》案看，论战的主要参与者也多投身到《直隶河渠书》案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直隶河渠书》案是《水经注》案的另一“战场”；而从《直隶河渠书》案看，此案也不仅仅是《水经注》案的“附庸”，其引发的学术话题，亦足以自成体系。本文拟梳理嘉庆以来学界对《直隶河渠书》案的参与情况，并就此案与《水经注》案之关系加以论述。

一、公案之缘起

《直隶河渠书》（以下简称《河渠书》）是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时延请学者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方观承任直隶总督近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②《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四《方观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27页。约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他想要编纂一部详载直隶河道事宜的书，便将此工作交给了顺德府知府金文淳，金氏又请友人赵一清参与编纂。据赵一清《河朔集序》：“值金门（笔者注：金文淳号金门 ）守顺德，奉檄修《直隶水利书》，延予于槐堂”，③李宗侗:《赵东潜年谱稿》，《李宗侗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8页。赴保定开始编纂工作。二十八年（1763），赵一清离开保定，次年卒于泰安。三十三年（1768），方观承又聘戴震续其事，但方氏不久辞世，编纂中辍，戴震也离开保定，并带走一份书稿。戴震去世后，书稿藏于曲阜孔继涵家。

嘉庆十三年（1808），试用通判王履泰向嘉庆帝进献《畿辅安澜志》（以下简称《安澜志》），获得褒奖：“朕覆加披览，于直隶通省河道原委，辩证明晰，并将古今修防事实，详悉登载，足资参考，尚属有用之书。”《安澜志》交由武英殿用聚珍版刊印，王履泰“着发往直隶，以通判即补，交温承惠，遇有应办水利事宜，差遣委用”。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十三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2页。戴震嗣子戴中孚得知此事后，认为《安澜志》乃是攘窃自《河渠书》，于是“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无肯言于上者”，②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乃于嘉庆十五年二月携书稿赴苏州，请段玉裁校定。段氏见到书稿后，做了几个工作：

第一，整理书稿。据段氏《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离开保定后，曾与他言及修书事：“己丑春，谓玉裁曰：‘吾固乐此不疲，惜未能竟。闻后莅事者，请余君仲林为之，恐其才不足。予书经水、支水，先后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③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如果记载属实，那么段玉裁很早便知道《河渠书》的编纂，但戴震生前是否给他看过书稿，我们不得而知。据段氏记载，他得到书稿后，对其进行了初步整理，列出了《河渠书》的基本卷目及缺页，对部分内容也有述评。

第二，逐步了解编纂经过。段氏最初认为《河渠书》是在方观承主持下，由戴震一人纂成，“非恪敏经画，不能创此书规模；非东原师熟于地理，博洽精敏，不能年余遂成”。④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5页，第176页。而据《赵戴直隶河渠书辩》，段玉裁见到书稿后，和李尧栋论及此事，也有过“见其书繁重，纤细必备，因思吾师惟戊子年在恪敏处，一年内何以能成书之多至此”⑤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经韵楼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的疑问。嘉庆十五年冬，李尧栋赴京，杭州何元锡至玉裁处，告以《河渠书》乃赵一清所作，与戴震无涉。段氏以戴震所留书稿相示，何元锡则曰“赵氏之书，尚多一倍，不止此也”，段玉裁由此得出“赵为草创，而戴为删定”⑥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经韵楼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的结论。

第三，阐明王履泰窃书情况。《河渠书》案由王履泰进呈《安澜志》引发，段氏受戴中孚委托校定书稿，必然要涉及两书的关系问题，而判断是否攘窃，内容的比对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据段氏言，中孚携书稿入京后，“与军机章京龚丽正往刻板处略观，知其悉用原书，妄为删并，略增乾隆戊子以后事实，改百二卷为五十六卷，且移易其目次先后”，⑦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5页，第176页。也就是说，戴中孚在京城已将两书做过比对。嘉庆十六年正月，李尧栋自京师还，“以武英殿聚珍板《畿辅安澜志》相示，知其确为窃取戴书，而删繁就简，不学无术，所为顿失庐山真面”。⑧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经韵楼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可见，段玉裁也亲自做过比对。对于两书关系，段氏致信方维甸说“有吴江捐职通判王履泰者，攘窃此书，易名《畿辅安澜志》”，⑨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5页，第176页。在《赵戴直隶河渠书辩》中言“有吴江捐职通判王履泰进《畿辅安澜志》……实窃取戴书删改而成者”，⑩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经韵楼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第178页。又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言王履泰通过周元理（履泰系元理姻戚）“得先生之书，掩为己有，删削几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后事实，易名《畿辅安澜志》，缮写进呈”，[11]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观点非常明确：《安澜志》攘窃了《河渠书》。

第四，与方维甸商讨刊印事宜。戴中孚将书稿交给段氏，“属玉裁校刊”，但书稿规模较大，段氏“力能校而不能刊”，[12]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第229页。因此致信方观承之子方维甸，既希望方氏能够“奏明是书原委，取真本进呈”，[13]段玉裁:《与方葆岩制府书》，《经韵楼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第176页，第175页，第176页。以揭露王履泰窃书邀赏的事实，又希望借助方氏之力，刊印此书。段氏初次致信时，似尚不知有赵一清本在前；而第二次致信，已知“乾隆甲申以前，延赵东潜草创之，戊子延东原师删定之”[14]段玉裁:《与方葆岩》，《经韵楼集》，第177页。的事实。因赵本为草创本，戴本为删定本，故段氏向方维甸建议以戴本为底本刊印，以赵本与其互校，修订戴本讹误，并补缀戴本未成的滦河篇。

综之，《河渠书》案由王履泰进呈《安澜志》、戴中孚入京申辩未果引发，但是，若无段玉裁参与其中，此案不足以引起后世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之后的参与者主要是根据段氏的记载展开论辩的。因此，《河渠书》案的实际发起者当为段玉裁。

二、学界之参与

（一）魏源、张穆、王国维

段玉裁筹划刊印《河渠书》未果，他也于数年后去世。随着赵戴《水经注》案的发展，段氏关于《河渠书》案的记载也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如魏源、张穆、姚振宗、王国维等。

魏源《书赵校<水经注>后》：

至赵氏《畿辅水利书》（笔者注：即《直隶河渠书》）百六十卷，为戴氏就馆方制府时删成八十卷，则段氏亦谓戴“就方恪敏馆仅半载，何能成此巨帙”，知其必有底稿，非出戴一人之手。戴既据赵为蓝本，何以《凡例》中不一字及于原书，深没其文，若同创造？宜其书至嘉庆中又为吴江通判王履泰所窃，删改为《畿辅安澜志》，进呈被赏，可为郭象之报也。①魏源:《魏源集》（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4页。

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

乾隆间直隶总督方恪敏公尝延赵氏一清撰次《直隶河渠书》一百三十卷，继复延戴氏震删定为百有二卷……夫经始著书甚难，踵事修书稍易……戴氏乃不欲自居于易，遂深没一清草创之劳……茂堂重复申辩，而其盗据之迹卒不可掩也。②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转引自《胡适全集》第1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9页。

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然余疑东原见赵氏书（笔者注：指《水经注释》），尚在乾隆戊子修《直隶河渠书》时，东原修此书实承东潜之后，当时物力丰盛，赵氏《河渠书》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书》稿百十卷，并有数写本。③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8页。

从魏、张、王的论述看，三人均因《水经注》案而关注《河渠书》案，魏、张二人意在通过批判戴震攘美赵一清草创《河渠书》之功，得出其“盗据”的结论，进而成为戴氏攘窃赵一清《水经注释》的论据。王国维则为戴震见到《水经注释》的时间提供了一种新的猜测（一般认为是戴氏在四库馆时），其用意也是在于论证戴校《水经注》攘窃自《水经注释》。因此，三人于《河渠书》案本身关注并不多。

（二）孟森

孟森对《河渠书》案参与较多，其观点集中在《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一文中。是文围绕段玉裁的记载展开批驳，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对于《河渠书》的编纂情况，孟氏批驳段氏“赵草创而戴删定”的观点及以戴本为底本、赵本为校本刊印的主张，认为戴本“窃自赵书”，④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90页，第586页，第589页。而段玉裁欲抑赵扶戴，攘赵本之美。孟氏认为戴本袭赵本的依据有二：一是戴震参与编纂时间太短，“莅局不过数月”。⑤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90页，第586页，第589页。段玉裁致信方维甸言书稿“年余遂成”，在《赵戴直隶河渠书辩》中又言“一年内”成书，而孟氏考证方观承逝于乾隆三十三年八月，“夫戊子应聘，纵正月即到局，至恪敏之薨，亦不过历七个月”，⑥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90页，第586页，第589页。断不能完成百余卷巨制。二是赵本的规模远胜戴本，如赵本滦河六卷，而戴本只有一卷且未完成，因此段玉裁“知戴书出于赵，不敢言赵书为伪，而惟以东原久冒盛名，以相凌压，请维甸抑赵扶戴，其讹谬正之于赵，其阙漏补之于赵，而请维甸刻为戴氏之书，维甸未能从。其中曲折，无维甸覆谢明文，然其必觉戴氏理曲”。①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

当然，孟氏所谓“袭”“窃”，又并非真的认为戴本抄袭赵本。因为他很清楚，赵、戴二人皆受方观承所聘，按照官修志书的通例，“应署总督之名，承修者或署名，或竟不署名亦可”，因此“戴之不署赵名，亦可云留作官修酌定署名之地。身后由孔氏认为戴氏遗书，或非东原本意也。”②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从这一点看，孟氏认为戴本袭赵本，更多的是对段氏“抑赵扶戴”的气愤。而从书籍编纂的过程看，成书的面目无疑与最后一次的删定稿相近，因此段玉裁以戴本为底本，以赵本校定、补充戴本的主张，也并无不合理之处。

第二，对于《安澜志》与《河渠书》的关系，孟氏既承认王履泰有攘窃之举，但又为其多方辩护。一是指出王履泰所窃并非戴本。孟氏认为戴本《河渠书》袭自赵本，而《安澜志》中“王履泰所补之文牍，亦正不少，特未明言为续前人成稿，其咎与戴之抹煞赵稿同。”③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也就是说，王履泰在《河渠书》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工作才形成《安澜志》，《安澜志》中未言及《河渠书》，正如戴本《河渠书》中未言及赵一清的工作一样。而且，孟氏认为，赵本《河渠书》已近完成，方观承聘戴震的目的，不过是“赵有成书，发刊前尚需一番校订……原非令其创作”，④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戴本有未成之滦河篇一卷，赵本有六卷，“戴书若成，滦河亦必不止一卷”，而王履泰《安澜志》中滦河有两卷，“戴无而履泰有，亦可证履泰本用赵本，非用戴本”。⑤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质言之，王氏《安澜志》乃是袭自赵本《河渠书》，与戴本无关，甚至认为“赵、戴书皆未知尚有存否，惟读王履泰之《畿辅安澜志》，吾意应作原本观”。⑥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将《安澜志》等同于赵本《河渠书》。二是《安澜志》也有其发明创造处，并非全盘抄袭。孟氏言：“平心而论，履泰若将赵、戴原辑之部分，悉用赵、戴原名，而自为移改删并，与戊子以后四十年之直隶治水故牍，赓续成书，则其《畿辅安澜志》，亦自为切实有用之名作。惟其掩取见长，博得一官，转为士论所哗，此取巧之失计也。”⑦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即便如此，孟氏认为《安澜志》也有其发明创造处。首先，内容有续增，“其于修治之工程，官司之易置，桥道提防之兴革，皆至嘉庆十二年为止”，⑧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这是《河渠书》没有的；其次，体例也并非如段玉裁所斥移易目次，而是“自有凡例，冠全书之首”，⑨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有其独特之处。至于王氏通过周元理得书，孟氏认为，“履泰之书，续至嘉庆十二年，亦非恃元理任期中辑得案牍，其为留心搜访而成者可知。其于当代修防之实事实效，详哉言之”，继而得出“世因段、戴之故，鄙薄王履泰，非笃论也”⑩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7页，第592页，第587页，第591页，第591页，第599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0页，第593页。的结论。

概言之，孟氏对此案用力颇勤，亦不乏碻论。如其指出《河渠书》乃官修志书，著作权当属总督方观承，这对于解决公案涉及的著作权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但孟氏虽认识到这一点，却仍然批评戴本攘赵本之美，不免失于意气。此外，孟氏并未见过赵本、戴本《河渠书》，仅凭段玉裁的记载以及《安澜志》来“断案”，甚至认为《安澜志》当视作《河渠书》原本，未免有些“证据不足”。实际上，笔者将存世的戴本《河渠书》稿与《安澜志》比对看，《安澜志》颠倒、讹脱、错谬、割裂之处甚多，限于篇幅，只能另文论述了。

（三）缪荃孙

光绪十年（1884），曲阜孔氏所藏《河渠书》出，流落厂肆，被缪荃孙购得，“藏之箧中二十年”。[11]缪荃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跋》，《缪荃孙全集·诗文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第385页。缪氏参与此案，所做工作有二：第一，校定、整理书稿。据《缪荃孙日记》载，缪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开始校《河渠书》，一直持续至次年四月。校书过程中，缪氏据《安澜志》做了一些补足工作，“此书荃孙就手稿诠次补足，缺卷取诸《畿辅安澜志》”，[12]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缪荃孙全集·目录1》，第47页。校毕又“撰戴氏《直隶河渠书》跋”“编《直隶河渠书目》并跋”。[13]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缪荃孙全集·日记2》，第392-393页。校书之前，友人蒯光典“坚嘱录副”，[14]缪荃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跋》，《缪荃孙全集·诗文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385页，第385页。校书工作是在副本上进行的。如今，戴氏《河渠书》原本藏台湾“国家”图书馆，缪氏所校定的副本存佚与否，不得而知。①笔者按:据胡适记载，张政烺先生言:“缪抄清本归吴兴刘氏嘉业堂。廿六年四月曾见之，今日当在中央图书馆或浙江大学。”（《胡适全集》第15卷，第438页）。但今日台湾“国家”图书馆所藏标明“戴氏手删底稿本”，从内容看，残缺、删改处均在，并非缪氏清本。

第二，论述《河渠书》与《安澜志》的关系。缪氏研究《河渠书》案，依据的是段玉裁的记载，他也完全赞同段氏《安澜志》攘窃《河渠书》的观点。因此，缪氏才用《安澜志》补足《河渠书》所缺卷次。缪荃孙将两书详细比对过，得出“删去夹注及颠倒处极多，而未敢臆补”②缪荃孙:《戴氏直隶河渠书跋》，《缪荃孙全集·诗文1》，第386页。的结论，较之于魏、张、孟、王等人未见两书或只见一书，其观点更具说服力。

（四）梁启超

梁启超是从学术史整理与戴震事迹整理的目的出发关注此案。其在叙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成绩时言：“河防水利，自昔为国之大政，言地理学者夙措意焉。……戴东原亦有《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盖赵东潜所草创，而东原为之增订。后为无赖子所盗，易名《畿辅安澜志》，刻于聚珍板云。”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以戴震、赵一清为清代地理名家，且《河渠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将其凸显。又如梁氏撰《戴东原先生传》言：“先生又尝应直隶总督方观承聘，修《直隶河渠书》百十一卷，未成而方卒，稿藏后任总督周元理家。嘉庆间，为王履泰所窃，删其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后事实，易名《畿辅安澜志》。后先生嗣子携原稿入都欲为辨正，不果云。”④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第47页。将参与编纂《河渠书》看做戴震的重要学术活动而加以记载。

当然，梁氏对于此案的观点也有明显的倾向性。与缪荃孙相同，他参与此案，主要是通过段氏的记载，如《戴东原先生传》言“启超……又案：《直隶河渠书》稿晚出，故初堂、述庵、竹汀、次仲诸状誌皆未言及，惟段谱记其大略。此书亦与东潜有关。段氏复有与方葆岩两书及《赵戴直隶河渠书辨》，记始末颇详，具见《东原著述考》中。”⑤梁启超:《戴东原先生传》，《饮冰室文集》之四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页，第47页。复在《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中，据段氏《戴东原先生年谱》概述此案，言明“此书为先生一大著述，被驵侩冒窃涂改，深可痛惜……方恪敏此书先聘赵东潜（一清），后聘先生。故此书为赵著戴著，复滋疑议。”⑥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之四十，第90-91页。并在文末全文附录段玉裁《赵戴直隶河渠书辩》。因此，其结论也与段玉裁并无二致：第一，《河渠书》是赵一清草创、戴震删定的；第二，《安澜志》抄袭了《河渠书》。

（五）胡适

胡适对此案用功甚勤，其观点集中于《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与《记中央图书馆藏得<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两文中。概言之，其所做工作主要有：

第一，理清《河渠书》的编纂过程与公案缘起。对于《河渠书》的编纂过程，之前的参与者并未详细涉及，只言明赵草创于前、戴删定于后。而胡适对此做了大量考订，理清了《河渠书》由方观承提出、金文淳主持、文淳请赵一清董其事、一清去世方观承又聘戴震的次序。而对于此书著作权，胡适言明：“赵一清与戴震各把这一部很有实用的书稿抄了一个副本，带回家去……毫没有争取著作权的问题。因为照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都是受聘替方观承编书的学者，编成的书当然是要出方公的名字的。”⑦胡适:《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胡适全集》第15卷，第440页，第441页。而戴氏遗书中有《河渠书》钞本，是“被人误认作他的著作”，⑧胡适:《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胡适全集》第15卷，第440页，第441页。与戴震无关。

第二，通过《安澜志》的内容，判断《安澜志》并未攘窃《河渠书》。胡适研究《安澜志》，“发现了前人不曾注意的两点”：一是“《安澜志》里有些见解是和赵一清、戴震都根本不同的”，如赵、戴均主张《水经注·漳水》中的“陈水”当作“涷水”，而《安澜志》坚持旧本作“陈水”。二是“《安澜志》和方观承的《直隶河渠书》也不相同”。袁枚撰《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神道碑，言方氏“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经注》滏水之非缺，《汉书注》洫水之非增”，①钱仪吉:《碑传集》卷七十二，《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段玉裁又记《河渠书》中有赵一清《卢奴水考》，而胡适并未在《安澜志》中发现这三项内容，因此他断言“方观承的《河渠书》稿确是同王履泰的《安澜志》没有关系”。②胡适:《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胡适全集》第15卷，第460页。

第三，整理研究戴本《河渠书》稿。胡适撰《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是在1948年8月，而见到《河渠书》稿是在9月。胡适详细整理了二十六册书稿，通过字迹判断各卷是赵氏定本、戴氏定本还是原底本，最终认为段氏、缪氏等所言《河渠书》由戴震改定的说法并不准确：“我看止有前面四册二十六卷可以断定是戴氏最后改定本的清钞本。其余各卷之中，有些是赵一清改定本，其上有戴震修改的痕迹，也有别人修改的痕迹。还有一些是更早期的底本。”③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得<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胡适全集》第16卷，第38页，第48页，第49页。他对《河渠书》的卷数做了考订，认为段玉裁所记一百零二卷、缪氏订为百卷的说法不确，现存当为九十二卷，而由于现存本残缺，赵一清本在一百三十卷左右当属可信。此外，通过研究原稿，胡适更加坚定此书的“著作人与编纂人是那位在直隶省内办了几十年河工的方观承自己”，因为书稿中的“原料与底本都出于方观承，有些地方还明白表示方观承自己的口气”，④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得<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胡适全集》第16卷，第38页，第48页，第49页。如许多按语中出现“臣观承”的字样，这对于弄清《河渠书》的著作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当然，胡适的观点也有值得商榷处。如其认为《安澜志》并未攘窃《河渠书》的论据便不足以令人信服。编纂《河渠书》时，赵戴二人校勘《水经注》的成果并未正式问世，二人是否会将校勘成果用于一部官修志书中，令人怀疑。《安澜志》仅五十六卷，规模远逊《河渠书》，胡适用《河渠书》中有而《安澜志》中无的三项内容为依据，亦难以成立。且其得出这一观点时尚未见到《河渠书》，见到《河渠书》后又“很惋惜我不曾有时间用这些稿本来比勘嘉庆年间出现的王履泰的《畿辅安澜志》”，⑤胡适:《记中央图书馆藏得<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胡适全集》第16卷，第38页，第48页，第49页。因此，他的观点也并非定论。

三、《直隶河渠书》案与《水经注》案之关系

在梳理了清代民国学者关于《河渠书》案的主要观点后，我们不难发现，两案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发起者与核心问题相同。《水经注》案的核心问题在于戴震校勘殿本《水经注》与赵一清《水经注释》的关系问题。赵氏《水经注释》较殿本早二十年，但正式刊行却晚十二年。《水经注释》刊行后，“首先发难这场论战的，却是戴震的学生、著名的训诂学家段玉裁，他看到赵书与戴书如此雷同，不认为戴书袭赵，却认为赵书袭戴”。⑥陈桥驿:《<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水经注研究二集》，第50页。而《河渠书》案虽由戴中孚携稿入京申辩开端，但也正是因为段玉裁的参与，才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因此，段玉裁是此案的实际发起者，而是否“盗人之书”则是两案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第二，主要参与者相同。《水经注》案是嘉庆以来的一个重要学术话题，参与者甚多。而前文所举《河渠书》案的参与者——魏源、张穆、王国维、孟森、梁启超、胡适等，也都是《水经注》案的重要参与者，这使得两案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第三，正是因为有相同的参与者，使得两案出现“互为论据”的现象。一是将《水经注》案作为判断《河渠书》案的论据。如孟森论《河渠书》案言：“戴又于生前窃赵著《水经注释》得官，其无赖尤甚于王，特时未发觉，世尚以戴为学问最高之人，并地理之学而信之。”⑦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86页。“东原之窃赵氏《水经注释》，则无从代办，推其用意，乃与王履泰同。履泰为一官，东原为一第耳。”①孟森:《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592页。显然，孟氏是将自己关于《水经注》案的观点直接用于《河渠书》案，成为判断《河渠书》案的论据。二是将《河渠书》案作为判断《水经注》案的论据。前文已述，魏源、张穆等皆将戴震掩没赵一清《河渠书》草创之功视为戴氏“盗据”他人之书的证据，以此来佐证戴校《水经注》攘窃赵本；王国维则怀疑戴震是在参与编纂《河渠书》期间见到赵校《水经注》的成果，三者都是以《河渠书》案为论据来论证《水经注》案。

反过来，胡适亦通过《河渠书》案指出赵戴二人所校《水经注》之不同，来论证戴未袭赵。如其引用《水经注·易水》中关于“濡水”的记载，以此说明赵、戴校本的不同。赵本将《水经注》所引“濡水入深深渠”看做许慎《说文》的原文，而以今本《说文》“濡水东入漆涑”为误；戴本则既不同意今本《说文》的“入漆涑”，也不同意《水经注》的“入深深渠”，而是将其改为“濡水入涞”，胡适因此得出“赵戴两家的《水经注》有许多很不相同之点，而《易水》一篇更多两家不同之点”②胡适:《试判断<直隶河渠书>与<畿辅安澜志>的案子》，《胡适全集》第15卷，第453-458页。的结论。我们知道，《水经注》案的核心问题是戴校《水经注》是否抄袭赵校本，持抄袭论者的论据在于两书的相似性，胡适通过论述《河渠书》案而指出赵、戴所校《水经注》之不同，实际上是为了佐证自己戴未袭赵的观点。

当然，《河渠书》案并不仅仅是《水经注》案的“附庸”，此案本身也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地方。首先，与《水经注》案一样，参与此案的学者多将精力放在论战上，而缺少对《河渠书》这部重要水利文献内容的关注。严格来说，方观承主持修纂的《河渠书》应为清代第一部直隶水利志书，在它之前的陈仪《直隶河渠志》，虽名为“志”，但其体例过简，规模仅一卷，原是作为《畿辅通志·河渠》部分而编纂的，并不具备单独成志的条件；而《河渠书》虽然未能定稿，但已具备志书的基本体例，其规模更达百卷，是一部详细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地区水利状况的重要文献，理应得到学界的重视，其编纂过程、稿本存佚与流传等也值得继续研究。其次，与《水经注》案的聚讼纷纭、难成定谳不同，《河渠书》案引发的争论，多出于误解与意气，如段玉裁为戴震争取著作权、孟森等人抨击戴氏掩没赵氏草创之功，只要明确此书的官书性质，这一争论便无的放矢；而对于此案的核心问题——《安澜志》是否攘窃《河渠书》，可以通过详细的比勘得出结论，抄袭、割裂、颠倒、篡改处一望便知，王氏新增内容亦清晰可见。因此，此案值得做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