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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叙述为王”的先锋力作

2020-12-07张灵

关东学刊 2020年2期
关键词:叙述故事

[摘要]夏商的几部先锋姿态的长篇作品突出地表现出“故事的逊退,讲述的凸起”的特点,时间中流淌的社会生活故事或主人公的命运轨迹以及原生态般的社会生活风貌的描写在他的作品中被多重切割,又重新立体交织起来,于是作品内部变得像是充满了断茬的迷宫。作为“能指”的“叙述”通过“叙述行为”实际上主宰了作品,故事这个“所指”成了“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艺术“祭品”。《乞儿流浪记》把夏商小说的这种写作者的“霸道性”发挥到了极致,但其背后埋下的是作家关于人性的血淋淋的拷问。作为一部具有浓郁先锋味道的作品,它将因为对现实生活多了一层沉痛有力的描绘必然拥有更为沉实的艺术分量。就这部小说来说,蔫耗子这个诚实本分、勤劳智慧、有着植物一般的温情、坚韧的态度与情怀的悲情角色,正面呈现了作品对人性和生活的态度与期许。他在特殊的命运安排下葬身于自己种下的一望无际的麦田,象征着人对生命的大地、对生命的麦田的至死不渝的守望的姿态。

[关键词]夏商小说;《乞儿流浪记》;先锋小说;叙述;故事;底层文学;生命诗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法治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17BZW187)。

[作者简介]张灵(1965-),男,文学博士,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综合学院研究员(威海264504),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北京100088)。

在一定程度上说,夏商的《乞儿流浪记》被淹没在了新作如过江之鲫般不断涌现的当代长篇小说作品的汪洋之中了。但这部作品的确不该被淹没,最终它也会如小说中那个神秘的鱼脊一样的蛏子岛不断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问题是你得有机缘恰逢到它。目前,夏商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东岸纪事》已经为爱好文学的广大读者颇为广泛地注意和喜爱,而同《东岸纪事》这部有着更多的风俗画风格的特殊旨趣的作品相比,夏商的《裸露的亡灵》《标本师》和《乞儿流浪记》这三部长篇小说,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先锋色彩。这三部先锋作品中,《标本师》是最后出的,在2009年夏商出版自选集的时候,还没有它的身影,而我的一个问题是,《裸露的亡灵》和《乞儿流浪记》究竟哪一个是夏商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因为在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自选集“自序”中首先提到的长篇作品是这部《乞儿流浪记》,指出它的初版是在2004年,夏商接着说:“另一部长篇小说《裸露的亡灵》,原刊于《花城》杂志2001年第一期,同年由花城出版社刊行,写完那年恰好是30岁,而立之作,一直敝帚自珍。”那么从刊行面世而言,显然《裸露的亡灵》在前,但为什么《乞儿流浪记》放在白选集的前面呢?是否在实际的写作时间上,《乞儿流浪记》本就在先呢?在这个自选集的“自序”中,夏商只是交代了《乞儿流浪记》的简单的出版经历,而对它的自我评价未置一词,却对《裸露的亡灵》“忍俊不禁”地发出了“一直敝帚自珍”的私许之情,这就叫我这样对这几部小说都阅读过的读者不免产生作为这几部小说的生身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却没有一视同仁的念头。我以为,《乞儿流浪记》在家里家外,它都被人不公平地忽视了!而在自选集中,作者自己把它放在了第一位,是不是“鬼使神差”的潜意识在指使他恢复对这部作品应有的地位与荣誉的承认呢?!

我自己何尝没有犯“以貌取人”的惯常毛病呢!其实,都是“乞儿流浪记”这个名字作为小说的第一面相无形中误导了读者。我也明白了作家社出版此书时何以煞费苦心地违拗作者的意愿而改了那样一个“萝莉”的名字了!“乞儿流浪记”是不是一部“雾都孤儿”或直接就是曾经在80年代的荧屏上占据很长时间的“苦儿流浪记”式的现实主义作品呢?那个年代“底层文学”还没有兴起吧,而且即使在今天“底层文学”在阅读圈也是小众的呀!我知道,我的阅读就是被这个名字给延误了!然而当我读完之后,我又不得不说,在后来的再版中夏商将这部作品的名字改回来,不仅是“捍卫”了作家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无疑也是恢复了作品最恰当的命名。只有在读完作品之后,我们才能领会这个名字的魅力和意义——它有着内在的合法性。

一、“叙述为王"的先锋姿态

夏商小说有一种独特的质感,其重要滋味、成分无疑应指向夏商小说的“先锋性”品质。关于先锋品质,无疑可以从多个角度去描述或捕捉,然而在夏商的小说这里,我以为首先突出地表现在“故事的逊退,讲述的凸起”。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夏商的几部长篇小说就会看到,它们有一大共同特点,即是把作为长篇小说主体构成的、在传统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中通常出现的社会生活描写和故事情节叙述的完整性、整体性和原生态般的世界外在风貌等完全打碎了,时间中流淌的社会生活故事或主人公的命运轨迹在他的作品中被多重切割,又被重新立体交织起来,变得像是充满了断茬的迷宫。“故事”失去了主导性,“叙述”成为为所欲为的行为,尽管作家依然基本隐蔽在作品展示的世界之外,但这个作为“能指”的“叙述”通过“叙述行为”实际上主宰了作品,故事这个“所指”成了“我为鱼肉,人为刀俎”的艺术“祭品”,这或许正是所谓现代小说不再是传统的“讲故事”的艺术特征的一个印证吧。应该说,《乞儿流浪记》把夏商小说的这种写作者的“霸道性”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要解读、评判这样的作品,将作家打碎的生活和故事予以梳理、重新复原却是必不可少的事情。

既然故事被作者宰割、打碎了,我们就不能随着作者的叙述走,我们要理出故事本来的脉络。

故事还要从一个叫蔫耗子的人说起,他和一个叫阿旦的男孩是堂兄弟,因为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但他们很快先后失去了父母。山里有一户人家陈老贵家里只养育了几个闺女,他们好心地收养了这两个男孩。两个男孩渐渐长大,他们都喜欢上了陈老贵家的九姝,不过九姝喜欢老实本分的蔫耗子。于是,十九岁那年,蔫耗子和九姝结婚。阿旦认陈老贵为爹,陈老贵的竹艺和麦秸秆手艺传给了阿旦。婚后几年蔫耗子两口子没有生育,他们在村人的眼皮下生活很不自在,就选择了逃避,成为了货郎。不过蔫耗子和九姝的关系越来越淡漠。给人做寿衣的老裁缝去世了,很多居无定所的人都觊觎裁缝留下的老旧的房子,都被裁缝的凶恶的狗吓走了,但狗却把他们夫妇认作了新的主人。然而他们并没能安稳下来,因为阿旦把陈家的几个闺女祸害了个遍,陈老贵也被气得吐血而亡。九姝的精神变得失常,她把阿旦闯的祸完全叫蔫耗子承担起来,要他杀了阿旦,否则不得安宁。于是,蔫耗子无奈地和镇上的年轻人刘大牙离家投奔大桥工地,一是找到阿旦,完成九姝的指令,二来躲躲九姝的“疯头”。他们在路上遇到了赵和尚和王老屁这对有着癫痫痼疾的孪生兄弟,在工地上以“不打不相识”的方式结交为朋友并成为了同屋居住的室友。阿旦在来造桥工地的公交上结识了国香并以“夫妻”名义向工地申请到了一间夫妻房住在另一片工房区。刘大牙、赵和尚兄弟都是年轻人,阿旦的一句话逗引得他们轮奸了国香,这个原本馋男人的国香其实已经让阿旦有些招架不住。蔫耗子来到桥梁工地不久,得到一个出人意外的窝心消息,九姝竟然在他离开这么一段时间后怀了身孕。事实证明他与阿旦两兄弟一直不具有生育的能力。这些遭遇令蔫耗子变得更加沉默。不久,岛上发生了一场地震,有人看见九姝在分娩中被砸埋在底下,她的狗也被严重砸伤,幸运的是婴儿却活了下来,被好心人用破棉袄包裹起来。可惜这个女婴却长着一根刺眼的毛茸茸的尾巴,因而又被人遗弃在路边,最后被这只通人性的狗挣扎着叼到了镇中心的广场一带,狗最后死在了旁边。这个女婴有一头奇怪的鬈毛,于是“鬈毛”也成了她的称呼。桥梁工地的进度因为拨款不到位,干干停停,闲不住的蔫耗子就带领着他的弟兄们在这片荒芜的岸滩开荒种麦。无边无际的麦田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担忧,他们以生态保护为名与桥梁建设指挥部交涉,最后达成和解,在工地和驻地附近划出了一片地界,在这里可以由蔫耗子负责成立的种麦队耕种,其余的一律得放弃。随着男孩来福到桥梁工地附近游荡、探寻的鬈毛被人认出了身份,来福根据自己得到的消息明確告诉鬈毛那个黑瘦的男人(蔫耗子)是她的父亲。不久她自己出来闯荡又遇到了蔫耗子他们,她的狗皮落人了他们的手中,她在落荒而逃中愤懑至极就以原始的取火方式成功点着了麦田,当大火漫天遍野烧起来时,焦急悲伤的蔫耗子知道了这火竟然就是鬈毛所放,绝望中的蔫耗子挥舞着狗皮跌跌撞撞地冲进了浓烟滚滚的火海,像当年的父亲那样葬身其中。国香在这些年里也早在工地附近的山坡上建成了几间壮观气派的大瓦房经营起窑子。她早离开了阿旦,而依赖了黑杠头。她的生意红红火火,因而引起很多人的嫉妒。流浪的鬈毛既羡慕又看不惯国香的那种态度和神气,她藏在房后山坡的树上,半夜大喊国香最为担忧的“着火了”,却被国香的打手打了个气息奄奄,扔进了山坡后的乱沟。阿旦一伙想借此特殊时机教训国香和黑杠头,去偷油桶的刘大牙却在厨房意外遭遇国香和黑杠头,在仓促的拼杀中,黑杠头和刘大牙两败俱亡。这一结果让阿旦和赵和尚兄弟意外成了国香的合伙人和新依靠。但好景不长,梅毒爆发,几十名窑姐和民工乃至工地指挥部的干部染病而亡。大瓦房被封起来成了临时的诊所。在梅毒治愈前的时刻,阿旦背着国香偷偷逃脱了看管,逃亡途中阿旦却喝了已经双目失明的国香的毒水而身亡。很快,伪装成乞丐的国香也被发现死在了河滩。赵和尚兄弟在警察押运途中企图逃跑而被击毙。那些妓女们在劳动改造结束后无路可走,又偷偷回到了多年前被废弃在麦田中已经坍塌的土屋,重操起了旧业,她们的勾当被流浪中的鬈毛发现,妓女们设法把鬈毛这个捣蛋鬼抓了起来并发现鬈毛是一个“白虎星”,于是安排男人来蹂躏鬈毛,最后鬈毛终于死里逃生重归原野。当梅毒再次爆发夺走无数性命、这个破落的窑子被彻底毁灭之后,大桥也终于建成,这个原本与世隔离的岛屿终于通过一座大桥连向外面的世界,一个梅毒幸存者混迹于公众之间踏上了大桥,“她摸了摸(残留的半截尾巴),将它一折,手里就多了一根钙化硬物……(她的)呼吸有海藻的清新……她如同一个来自风中的传奇,一朵吊诡的蒲公英……她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遑论别人将她识破……她又走了一程,消失在稿纸的页面之中”。

以上故事梗概不过是我们根据小说内容进行梳理而重新复原的大致情节,事实上,一如其他先锋小说,我们从故事结尾的这句“……她又走了一程,消失在稿纸的页面之中”也能感受到鲜明的先锋小说的姿态:将故事置于自己讲述的支配之下而毫不隐晦小说的故事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的简单常识。或者说即使作者故意撕破读者如临其境、将之信以为真的幻觉,也于小说的意义或价值毫发无损,这是与传统小说“以假弄真”的姿态完全异趣乃至相反的。当然作者不是为先锋而先锋的,一方面他打碎故事并不能让故事彻底分解成一团完全无法辨认的乱麻状态,这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本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对故事的切割与重组,则是为了取得更重要的讲述效果。那么《乞儿流浪记》的“叙述”究竟有什么意图?

二、以小说的讲述结构展示作者的人性拷问

这部小说的讲述是从故事的中途讲起的。鬈毛的诞生与地震同步,一只狗以最后的力气将她放在了小镇广场,意味着给她以生命存活的可能。乞丐老太婆将她捡回。老太婆在第二天一早重新返回小镇广场将死去的狗从一群虎视眈眈的垂涎者手中抢回来,艰难地拖到自己栖身的破古堡的门口,撞在了地震废墟中的水泥断块上血尽而亡。死狗被与老太婆相依为命的八九岁的流浪男孩来福拉回古堡,他用这条狗的肉熬制的汤救活了鬈毛,狗皮则给鬈毛做了一件遮身的大衣裹在身上。当震后小镇开始重建家园之时,他们的古堡被夷为平地,关于长着尾巴的鬈毛就是灾星的说法更使得他们无法在当地继续以乞讨为生,从此两个小乞儿踏上了艰辛的流浪之旅。他们沿着公路乞讨,一天在一条河边遇到了一位居住在河上、以小船为家、捕鱼为生的小女孩酱油瘢和她的老渔夫父亲,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温馨的特殊的家庭。不久老渔夫死了,他们将他水葬在河湾里,任他随波逐流漂向大海。不久酱油瘢也失踪了,最后鬈毛在一处池塘里发现了“酱油瘢的尸体,头被剁了下来”。从此鬈毛和来福以小船为家在河上以打鱼为生,他们把多余的鱼虾卖到造桥工地上,得来的钱都装在那只渔夫留下的歪脖子葫芦里。来福许诺她等他们攒够了钱,就买张大船的票带着鬈毛离开这个孤岛到对面的大陆上去。

一天鬈毛趁着来福午睡时独自浪游,途中遇到了阿旦一行,他们俘虏了她,她隐约感到了自己的特殊身份。但她得到的回答是,来福误解了那个黑瘦的男人蔫耗子的话,蔫耗子只是说鬈毛是自己以前的老婆的女儿!懊恼的鬈毛用原始的方法点了一把火,整个麦田迅速成了火焰的海洋,那个她以为是自己父亲的蔫耗子吃惊地喊道:“你是说这火是你放的?”鬈毛道:“我没想让它烧得这么凶。”蔫耗子“像被迎面揍了一拳,神情不对了,他盯着鬈毛看,下巴在打颤,眼神呆滞地看着麦田上的烈火,嘴里念道,造孽啊,造孽啊造孽!……摔着那张狗皮,大声呼叫,爹,我来了,爹,我来了。”蔫耗子葬身火海。鬈毛逃回到船上却发现来福被人杀害,显然就是那只藏钱的歪脖子葫芦(它甚至也是渔夫和酱油瘢死亡的罪魁祸首)招来了灾难,有人从船底的一个机关里下刀戳死了来福,并把他的尸体藏在舱底。这下鬈毛才发现自己成了真正的孤儿。载有来福尸体的船被暴风雨推进了河流的深处并被风浪打翻,她自己木知木觉地抱着一块木头被风浪推打着,最后竟被老渔夫所说的河湾里的一块蛏子一般、很少露出水面的小岛承住,她无意中吃了长在小岛周围的太岁,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从此不需要食物也能生存。她游荡在造桥工地,在国香的窑子里捣乱时被抓获,又被打得昏死过去并被抛弃在树林里。她最终苏醒过来,又到那些接受教养后没有生路的窑姐们再次办起的窑子边游荡,被抓住、受到惩罚,而后又得以逃离,在瘟疫再次爆发、窑子再次毁灭而大桥终于竣工时,她踏上了新建的通往外界的大桥,消失在作者的稿纸上。

以上如此的情节展开,才是小说讲述的顺序。而作品也正是基于此一叙述的结构设计而被命名为“乞儿流浪记”。显然,乞儿鬈毛的人生经历或流浪生涯成为了这篇小说的主轴、主线。其他的人物及其人生故事都被纳入鬈毛故事讲述的议程之中。当然小说里容纳的故事又不仅仅是我们以上所梳理的这一些,大量被插叙、补叙的丰富内容,是我们这种线性梳理所不能完全表述出来的。而我们知道,鬈毛有着特殊的身世——她与普通女孩的不一样就在于她是九姝与一只犬结合的产物。实际上,蔫耗子被赶出家门并非是阿旦惹了祸或者说阿旦惹祸只是给了九姝赶走蔫耗子的最好的借口。蔫耗子是一个善良老实的农夫,当初也是他的诚实打动了九姝,但他们没能生育自己的孩子(这过错根据情节应该是归之于蔫耗子),日子就过得凄惶了,于是那只通人性的犬就钻了空子。当蔫耗子知道了鬈毛来历的时候,原本落寞老成的蔫耗子愈发内敛了,他内心的情感和力量转化为开荒种麦的意愿和力气,于是整个河滩被他改造成了无边无际的麦田。作者写道:“蔫耗子是天生种田狂。……从最初分配到的一小袋麦粒,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麦田。蔫耗子的志得意满写在脸上,他用抑制不住的豪情夸下海口,如果给我十年,我就可以把麦子种满整个岛屿。”当孤独委屈的蔫耗子知道放火点燃了麦田的就是鬈毛的时候,一种被命运拨弄的悲凉情感变成了强烈的消极反抗——其实是迎合命运——的做法,他挥舞着那张狗皮不是逃避火海而是冲进了火海的最深处,嘴里还叫喊着:“爹,我来了,爹,我来了。”这里渲染了一种浓浓的宿命的味道——当年蔫耗子的爹就是被烧死在蔫耗子和阿旦放的野火中,但这里的“爹,我来了”的含义又不仅仅是“死法”的一致。小说中交代了蔫耗子和阿旦是亲堂兄弟,他们的妈妈一个跟别人跑了,一个死于难产。而阿旦的爹因为和酱园老板的老婆混在一起而被酱园老板摁死在酱缸里。阿旦继承了他爹风流的性格后来才惹了那么多与女人有牵连的麻烦;显然与别人跑了的是蔫耗子的母亲,这无疑也使得蔫耗子更加老实沉默,他们两家“看上去平静的生活,实际上透着压抑和凄凉”。当蔫耗子亲眼见到自己老婆的这个特殊女儿的时候,当这个长着尾巴的“女儿”在他的麦地纵下大火的时候,蔫耗子声嘶力竭的“爹,我来了”就包含着两代人被妻子(女人)因为性的问题而背叛的耻辱、悲涼和绝望!正是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埋下了作家夏商关于人性的血淋淋的拷问。这其中的某些微言大义也呼应在《乞儿流浪记》开头的总领全书的一句话中:“如果你向本能屈服,你将变成一只丧家犬。如果你向本能挑战,你同样会变成一只丧家犬。”

阿旦忘恩负义地糟害恩主并差点被飞刀取了性命,他和国香萍水相逢又以夫妻名义相处,为了哥们义气和一锅青蛙又轻许了几个民工兄弟对国香这个准妻子的轮奸;国香后来与黑杠头这样的黑社会人物联手开办了红红火火的窑子,这里又成了无聊的农民工们满足欲望、慰藉“空虚”的天堂;国香的人生以被剖腹于河滩结局……这些故事无不进一步铺垫了夏商通过小说中的性事叙述所展开的人性质询。

就此而言,鬈毛就不再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人兽杂交的产物了,她其实成为了一个象征,如同她的那个表征其兽性来源的尾巴一样,成为了一个关于人性、关于人的欲望、关于人的性事的质疑的图式、符号,而作品中的其他更丰富的书写则是对这个主题的实质性展开与加强。也正是职此之故,“小说并非将聚光灯只打在她(鬈毛)一人身上”,甚至可以说,她不过是一个技术性的虚拟化的焦点。

包括那个将她带回古堡的乞丐老太婆,作者交代她之所以那么做其实并不是出于柔软的善心,而完全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长尾巴的女孩将来当做乞讨的道具。同样她以前收留男孩来福,也只是为了把他当做一个奴隶、一个工具来使唤,她对男孩极其吝啬和冷酷。这个叙述分支虽然与性事无关,但它也透露了对于人性自私的冰冷的展示与剖析。

至于刘大牙等不顾兄弟情面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竟无所顾忌地轮奸国香,阿旦他们嫉妒黑杠头和国香的大发横财而算计他们的性命,黑杠头为了葫芦里的积蓄而水下捅刀子、谋害来福,王老屁母亲的红颜薄命的人生,种种举动和事件都将底层凡俗社会民众内心的龌龊与粗劣展示无遗。正如哲学家梁漱溟说的:“人在欲望中,却只为我而顾不到对方”,而“这当然是动物的典型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善良的男孩来福、酱油瘢和她的爹渔夫,他们既是生活中的那些本分善良的人的写照,另一方面也只是为了在作品中充当鬈毛流浪生活的辅助角色。换句话说,他们也可以只是被看做一些象征人物,而且作者有意在作品中突出了酱油瘢的爹渔夫这个寓言象征安排的用意:当鬈毛被暴风雨卷入河湾之后,她最终被搁浅在那个“蛏子”一样的岛上,而她看到在岛的近在咫尺的另一端正坐着的渔夫的背影——渔夫是一个符号象征角色,他已经死了,当他在岛的另一端坐着的时候,就只能理解为这是作者在进一步告诉我们,他(还有酱油瘢们)在小说中不是传统、现实的人物,而是用来象征的,象征给普通人活下去以力量和鼓舞的善良和正义,就如同“太岁”的叙述作用——她还在这里无意中吃到了渔夫所说的小岛边的太岁,从此她不用再吃任何食物也能精力充沛而不再忍饥挨饿。与渔夫的象征性迹象相协调,酱油瘢在作品中也有“神迹”——她是“鱼仙”,也是自然中的会端“野蜜”的顽童。

为了强化鬈毛们的象征性安排,作者甚至设计了一段卡通式的情节:已经昏死过去的鬈毛被扔进了山坡后的树林,不成想已经被树根缠绕、泥土掩埋、腐叶覆盖的鬈毛在五六年之后随着她体内性征的成熟、月经生成涌出而苏醒过来,重新回到这个排斥着她、曾置她于死地的世界。这种神话般的情节安排和镜头描写,无疑进一步宣示了作品的先锋性格和几个关键人物与情节的寓言象征安排的艺术旨趣,从而使这部作品完全被安置在了关于人性的哲理性探寻的小说畛域。

当然,无论小说采取什么样的结体构造方式或策略,它对人性的解释与探讨必须建立在对于人性的坚实、全面、可信的把握中。在这方面,夏商没有因为自己对人性的龌龊一面的疾首痛心和不留情面的暴露而忽略或遮蔽了人性的丰富与多面,他也深刻有力地展示、刻画了笔下人物的另一面性格与精神的存在。即使是九姝这个人物,作者也展示了她温和、柔性、与其他生命平等相处的一面。比如老裁缝死后,很多人都想得到他留下的破屋,但都被老裁缝的狗无所畏惧的捍卫吓退了,而九姝却别具只眼地关切到了狗所负的重伤,并且她想如果不幫它处理它就必死无疑,也许正是她的善意的、仁慈的目光感染了、说服了这条凶猛的老狗,因此它接纳了他们。可以说正是她的仁慈、善解其他生命的心意赢得了狗的信任和亲密。而后面所发生的人狗故事则是进一步揭示了人性的复杂。阿旦这个人物的人性的丰富性也展示得极为出色,这个外向活泼的男人有着致命的人性劣点,他老谋深算但也有重义气、善解人意的一面。在黑杠头死后他做了国香窑子的保镖,那个时候国香已经人老色衰无人搭理,但他却重新主动爬进国香的被窝。他对国香的问题的回答可谓混账又坦诚,但他这么做的确包含着对国香的同情之心、念旧之情;他背着国香逃亡虽然或许也是惦记着她手里的钱财,但他毕竟并没有直接采取灭绝人性的豪夺,因此无论如何,阿旦身上的那点人性的亮色并没有被作家忽略。水荷也是个一笔带过的角色,她有点喜欢王老屁,于是她设法帮助他逃脱罗网。虽然帮了倒忙,但作者在这里草蛇灰线式的巧妙几笔,实际上是有力彰显了人性中那些虽然看似黯淡但永远存在的光彩。正如作者说的,这里的很多人都“是讲义气的无赖”,那点人性的“义气”也总是抹不掉的。而作品能抵达这些人性的褶皱,恐怕也是基于夏商的写作常常“是从人性的基本方面来打量”人物,而不是“站在我们所熟悉的同情者或拯救者的高度来俯视这个群体”的缘故吧。

也正是因为作者对人性的多方面的充分观照与顾及,才使他对人性中的那些卑劣的根性的揭示与拷问变得有力和意味无穷。因此,小说采取了“叙述为王”的先锋姿态,而这个姿态都是为了更好地通过作品的叙述结构来呈现哲理的追问。2019年11月10日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江苏·扬子江作家周”中,来自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提出,“传统思想中的稳定妨碍了前进,需要发现、审视文化中被边缘化的‘变化因素,对于这些因素需要重估其价值,需要自省、反思的勇气”,而他“赞赏文学对于传统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冲击和改变”。就这个意义而言,真正的先锋派,并不仅仅是追求作品的哲理性,他们的一大冲动正在于通过作品的新的形式来改变生活或读者头脑中原有的“超稳定文化结构”,使读者对生活有新的发现。其实作为关注文学艺术社会作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特别是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姆,早就对注重形式创新的现代主义作家赞赏有加,“认为这些作家的形式试验,通过打碎和瓦解他们所‘反映的生活,取得了一种距离和超脱的艺术效果,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否定认知,从而含蓄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人性制度和社会进程。”因此,可以说,在先锋派的形式创新的背后,是对现实生活的独到的揭示与呈现。

三、对底层生活的揭示与关切“不着一字。尽得苍凉"

作为一部先锋姿态的小说,通过自己的讲述完成对人性或社会命题的展开也可以算是完成了自己的基本使命。然而,作为以叙事为主的长篇小说,在当今的社会情势下,如果能对现实社会生活问题和当下某一群体的生活实际给予生动的描述,为某一群体的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无疑将更加难能可贵和值得珍惜,何况夏商本来就是一位“跟日常生活中最鲜活的一切——有人说是底层,有人说是粗俗,或者说生活原生态——短兵相接的能力”很强的作家。增加了现实成色的作品,无疑在读者的心中会有更大的分量并会在文学史上占据更持久的位置。就此意义而言,我以为在夏商已经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中,除了《东岸纪事》以外,《乞儿流浪记》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不去详细探讨蔫耗子们父亲一代的人性表现与生活处境的具体关系,我们就来看看作为小说描写的近镜头、正面展示的蔫耗子这一代的生活吧。他们因为没有稳定而收入有一定保障的正规职业而奔赴了桥梁建设工地。他们居住在拥挤而简陋的工棚,生活单调、艰苦,因为整个工程的拨款没有保障,因而他们的苦力活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吊着。为了给大量闲散的工人寻找一些起码糊口的门路,工程临时指挥部同意了蔫耗子带队组建一支垦荒小麦种植队。因为贫穷和饥饿,刘大牙们抓一袋田鸡也可以让大家大饱一顿口福,于是才进一步衍生出他们没有抓到田鸡却灵机一动,以土匪的作风轮奸国香的事件。也正是无聊和无助,国香们才干起了私开窑子的勾当,特别是当瘟疫过后,当那些窑姐从看守所被释放出来之后,她们走投无路,只好重蹈覆辙,直到瘟疫又一次降临并葬身于荒野才作罢。这些对工地农民工生活的刻画,生动展示了一部分特殊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改革开放三四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快马加鞭蒸蒸日上,发展极其迅速,每一个城市、每一片地域,哪怕是很偏远的地方,可能都有建设项目在展开、推进,而从事一线最艰苦、最危险工作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农民工,他们往往工作艰苦、环境危险但工资不高,有时甚至还遭到工资拖欠。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日常生活条件简陋、单调,工余时间缺乏精神文化生活,而妻子女友往往不在身边,有很多民工因为年龄或其他因素甚至没有异性伴侣,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欲望常常不能通过正规的、合法与合理的渠道得到满足,于是各种畸形的生活现象就会在他们的生活中出现。而绝大部分人并不能站在他们的生活立场来思考这些问题,更不用说给予正面的关注乃至关怀。而夏商的这部作品,正是有力而又生动地展示了底层群体的生活。比如,在写到那些窑姐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时候,阿旦们以为国香们采取了什么卑劣的手段,比如欺騙,但他们问到窑姐个人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出人意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回答,比如那个水荷很淳朴而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她没骗我,我在路上饿昏过去了,她对我说,只要跟男的睡觉就有饭吃,我就跟来了。”当时桌上的人,包括另外三个窑姐,都笑了。在那样的饭桌上听到那样的说法,是会叫人不免麻木地哗然而笑的,然而如果我们站在故事之外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笑可能也会立刻收敛得无影无踪。这个片断不仅揭示了落人风尘的水荷们的贫穷处境,当然也解“魅”了我们对于性所赋予的纯正、高尚乃至高雅的期许。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因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匮乏,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的精神也变得极为贫乏。因此,夏商笔下的人物除了物质生活艰难以外,他们精神的卑陋也令人吃惊,这不禁叫人联想起油画家方力钧笔下的“打哈气”“烧耗子”等人物与场面。这是这部先锋姿态的小说对生活现实的一种直面的观照与呈现。

在桥梁工地上除了这些普通民工以外,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人物,即桥梁工地临时指挥部那些“父母官”。他们也不是没有注意到民工们的艰难处境,但也只是避重就轻地允许了蔫耗子们建立一支种麦队以生产自救,对民工们的生存却并没有给予更有力的帮助与救济。他们有人甚至与国香们暗中勾结,大发不义之财。桥梁工地的副总指挥完全成了国香们的帮凶和黑恶保护伞。

因此,小说通过桥梁工地这个生活的特殊一角,也有力地暴露了现实中一部分手握公权力的人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与黑恶势力暗中勾结危害社会的现象和事实。而水荷的故事,一方面是增加了作品中人性的亮色,但同时又一箭双雕地暗示社会腐败的窟窿无处不在的可能——试想一个小小的被看管着的窑姐又如何能拿到王老屁的脚链上的钥匙的呢?这些落墨不多的笔触其实都是为了表达文学应有的诗性正义。

然而,无论是对桥梁工地的民工们的卑琐、灰暗生活的揭示,还是对桥梁工地上个别领导虚伪贪腐的刻画,作者都不是通过作品结构的正面设计和叙述安排来展开的,因为《乞儿流浪记》采取的正面结构设计和叙述都是围绕着人性问题的质询安排的,这个安排的枢纽和关键人物就在一个象征性的人物——鬈毛。作者深明“拔出萝卜带出泥”的艺术策略,因而当他将这个关于人性的探究故事讲述完成的时候,那一群底层民工的形象和生活以及与他们命运相关的个别公权人物的形象和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了出来,从而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展现与批判虽“不着一字”,但“尽显疮痍”的艺术效果,也显示了作家忧愤深广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与作者说破故事的虚构性而先锋到底、表白到底、自我解构到底的结尾安排一致,都是为了挤兑与先锋无关的现实本身,从而起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艺术表达效果。

其实,无论是鬈毛、来福,还是国香、阿旦、水荷、副总指挥、刘大牙、赵和尚兄弟等等各色人物,尽管他们都得到了写意画般的生动呈现,但就夏商或者就这部小说来说,正面呈现对人性和生活的态度和期许的人物,却是蔫耗子这个悲情角色。这个诚实本分又勤劳智慧的农民,有着植物一般的温情、坚韧的态度和情怀,然而在特殊的命运安排下,他却因为一场大火(无疑正是人的“欲望”之象征)而葬身在了自己种下的一望无际的麦田之中。而这个形象正是作品的核心意蕴所在。它象征着人对生命的大地、对生命的麦田应有的守望的姿态。

批评家陈晓明认为:“夏商可以划归在先锋派的名下,他把已经断裂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派的语言实验,及其对存在绝对性的探究顽强连接起来,是对一种文学传统的唤醒。”夏商的确是一位不该被忽视的先锋文学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者,他的四部长篇小说中,《裸露的亡灵》《标本师》《乞儿流浪记》的先锋意味最为浓厚,而在这几部作品中,又因为对现实生活多了一层沉痛有力的描绘,《乞儿流浪记》必然拥有了更为沉甸甸的艺术分量。说到这里,倒是这部作品初版时的名字——“妖娆无处相告”——似乎也以“谶纬”的诡秘方式预示着作品红颜薄命的喻旨与命运,它的确“妖娆”,但却有着“无处相告”的内隐的沉痛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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