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秀娟

摘 要：作为文化现象的贫困，其文化属性和遗传特性在结构性贫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青海在长期扶贫开发中，无论是扶贫理论还是扶贫实践都没有深刻认识到文化属性的重要地位以及贫困文化对扶贫政策的推进与落地的阻碍影响。因此，基于贫困文化的视角，在解构贫困文化形成的信息因素、观念因素以及教育因素的基础上，建构出新的适应扶贫开发的文化，对实现青海脱贫攻坚路径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贫困文化;脱贫攻坚;创新路径;青海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28-0096-03

自2013年以来，青海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108.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26.4%下降至2018年底的2.5%，取得了脱贫攻坚阶段性的胜利。但来自减贫实践中的困境不断凸显，扶贫效率不断递减的事实，思考在脱贫攻坚中是什么制约产业扶贫、就业培训、异地搬迁以及免费教育等作用的发挥是学界必须关注的问题。社会学家胡格韦特曾说：“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于人的文化和人的社会组织。”[1]贫困是一个涉及自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等在内的“结构性存在”[2]，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贫困，其文化属性及遗传性是根本的制约因素。由于其特殊的生态性质、民族性、宗教性等因素，贫困人口文化生活条件、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对实现青海脱贫攻坚至关重要。因此，遵循贫困文化的内在结构，解构传统思想观念中陈旧落后的文化内容;阻断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通过扶贫过程建构出新的适应扶贫开发的文化，将贫困文化变成经济扶贫的动力机制，对提高扶贫效率，实现青海贫困人口的最终持续脱贫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贫困文化理论及其研究述评

最早将贫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奥斯卡·刘易斯，而贫困文化的概念也首次出现在他的《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个案研究》著作中。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是穷人所共享的有别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即亚文化价值体系[3]。1961年，在《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中刘易斯谈到贫困文化具有遗传特性。他认为这种亚文化价值体系相当稳固恒久，在家族内部世代传承[4]。贫困现象的持续加强和循环发生，是因为孩子从父母那里、从所生活的穷人聚居环境中学到了引起贫困或甘于贫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

20世纪90年代，布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贫困者不具有必要的文化资本，在社会竞争中无法赢得社会流动机会。权力决定着教育制度，而教育制度决定着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生产。同时，文化资本具有代际传递性，因此，贫困就具有一定代际延续的风险。1989年，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发现文化要素表现为“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在非物质文化的内部，价值观念的变迁明显滞后于制度、风俗、民德的变迁，即文化存在一种“文化堕距”现象[5]。因此，要根除贫困文化非一蹴而就之功。

贫困文化理论传入中国后，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少边穷的农村贫困地区开展调查研究。辛秋水在对安徽贫困调研后，认为贫困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产生贫困的主要根源，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乡民的文化习俗、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的积淀，是贫困者对贫困的一种适应和自我维护[6]。对于贫困文化的遗传性，辛秋水认为在信息选择模式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贫困文化“只能通过‘圈内交往而得到加强，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长成的下一代会自然地习得贫困文化，于是贫困文化发生世代传递”[7]。

在实践中，谭英等发现贫困农户与富裕农户在文化信息需求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贫困農户对新技术、新品种、农村政策、市场信息的关注度明显低于富裕农户[8]。李晶等认为，西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交通条件阻断了与外界的文化信息交流，相对封闭的地理文化空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2]。这种亚文化会抵触外部力量的介入，塑造着后代的基本特点和人格，消减文化教育带来的收益，最终抑制传统生计向现代生计的转型、产业的演进、使贫困山区经济难以发展、社会结构难以变革。

贫困文化理论实现了人们对贫困问题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文化的视角，从既有的结构性贫困中寻找文化因素，它不仅丰富了贫困理论，而且对扶贫实践，尤其是对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创新的脱贫攻坚路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脱贫攻坚实践中的贫困文化表现

截至2018年底，青海仍有 12个深度贫困县、137个深度贫困村、6.4万深度贫困人口仍未脱贫。青海脱贫攻坚的难点集中在青海藏区的6个州以及东部的干旱山区，这些地方长期陷于生态、经济与文化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脱贫难度大、进程缓慢。笔者调查的村子是一个少数民族集聚的村子，该村总人口为1 006人，总户数为210户，贫困人口213人，48户。由于深居内陆，基础设施缺乏，社会发育迟缓，基本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了根植于当地贫困土壤的、与主流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亚文化。

第一，封闭保守的思维模式。受传统自然经济与地理环境的影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贫困人口形成了单一保守的思维方式。在生产实践中表现为不敢大胆尝试，习惯于传统的放牧耕作方式，对外来的经验和信息（农业技术、金融信贷的推广等）具有本能的排斥，墨守成规，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尤其是在贫困牧区，广大牧民对传统的地域文化有着执着的偏爱和迷恋，民族传统观念和心理呈现出严重的封闭性、凝固性和停滞性。例如，藏族传统文化重存栏、轻出栏，重养生轻杀生，财富观念相较其他民族更为淡薄。在藏区宗教观念浓厚，对宗教消费支出较大，挤占了相当一部分本应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物质和劳动资源，直接影响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二，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频仍的自然灾害，使许多农牧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观察当地贫困人口会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自己的贫困归于老天的安排和命运所定，面对贫困，很少奋发图强利用自然条件发展农牧产品。尤其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重精神轻物质过分关注人与神的关系，把大自然也加以神化，习惯于对神山圣湖顶礼膜拜，即使产生某种想法，也是信天、信神、不信人。

第三，重生育轻教育。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需要较多的劳动力投入。因此，早婚、早育多子在青海的贫困地区尤其多见。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以及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使少数民族家庭基本上都有四五个孩子。但是，接受教育的程度却是不理想的。笔者调查的村子里，在48户的贫困家庭中，户主中除了3个文盲以外，其余全部是小学的文化水平;全部213人中只有1人接受了高中教育，小学教育为121人，中学教育为69人。受民族传统的影响，男孩子上完初中后就不再愿意继续求学，而是经商，比例高达90%，女孩子则早早嫁人。

三、贫困文化与脱贫攻坚的矛盾体现

第一，脱贫致富与贫困文化的作用与反作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存在的贫困文化，是贫困人口在实践中形成的内在地规约着他们改造自然的种种实践活动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是人的思想内核。而脱贫攻坚过程是要将先进的生产力赋予农牧民，进行的是经济基础的重建，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当政府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易地搬迁等方式改变他们的原有生活生产方式增加其经济收入时，必然会与遭遇贫困文化对其的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体现在：一是原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依然能够满足贫困农牧民生产生活的需要。从而贫困文化依然占据主流地位，指导着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实践，对先进主流的文化价值不新奇，甚至拒绝接纳和改变。二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贫困文化中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就会阻碍着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脚步，封闭保守的思维模式会遏制着其脱贫致富的动机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生产和生活中就表现出缺乏脱贫致富的精神动力和坚定信念，脱贫主体意识淡薄，依赖思想严重。

第二，“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的行为冲突。要在2020年既定的时间节点下实现贫困人口的全面脱贫，这决定了扶贫的节奏、方式、效率是非常快的。但与快节奏的精准扶贫措施相对应的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慢转变。首先，可行能力提高缓慢。可行能力不足是贫困文化的重要特点。贫困人口掌握的只是简单劳动技能和粗放的经营方式，维持基本生存的生活需要还可以。现在要发展种植养殖，要学习新的知识与技能，而这远远超出了它们所必需的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过于低的文化知识技能水平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化成为可行的致富能力。其次，思想观念转变滞后。哈维兰说，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解决生存问题的主要机制[9]。而文化存在一种“文化堕距”现象，贫困文化中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思想观念已经内化为当地农牧民的精神核心，其变化明显慢于物质条件的改变，具有滞后性，从而会阻碍精准扶贫的快行动。

四、基于贫困文化的脱贫攻坚的创新路径

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就在于把世代之间在实践中得到的经验和知识不断地传承下去，在这一传承中信息因素、观念因素以及智力因素共同构筑了文化的内在结构。而与主流文化相比，贫困文化在传承中有其独特的文化消费模式、信息选择模式以及将二者链接起来的特殊智力开发模式。

长期陷于贫困的地区，其滞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阻碍了贫困人口的智力开发。智力开发不足决定了贫困人口特有的文化消费模式和信息选择模式。受教育水平越低，闲暇时人们更喜欢看电视娱乐节目，而不是去乡镇文化站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需求问题，书籍、报刊、电子音像制品等利用率极低;对娱乐、游戏等信息关注度高，对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以及市场信息敏感度低;在这种模式下人们不会有主动获取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思想的诉求与能力，由于缺乏与外部空间的交流，信息的匮乏会强化贫困地区的封闭性与文化贫穷落后的现实，弱化外部先进思想对贫困地区的冲击，只要这种文化和信息選择模式不改变，贫困文化就会持续深入，并且被制度化，进而维持着贫困的生活并塑造着后代的基本特点和人格。

对贫困文化内在组成结构的分析是阻断贫困文化对脱贫攻坚的反作用，探寻建构新文化实现青海脱贫攻坚路径创新的前提。

（一）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为消除贫困文化奠定物质基础

从根本上说，青海贫困地区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是贫困文化滋生的现实土壤。因此，要阻断贫困文化对贫困人群的负面影响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经济发展土壤环境。其一，保障与促进就业，通过与地方知识相结合的生产技能培训提升贫困者的生产技能与竞争力，拓宽就业渠道，增加收入来源。其二，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的高度耦合性使得旅游业成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产业。通过政府主导或公司主导的开发经营模式，让贫困人员通过开店自营或打工参与的方式共享经济红利，增加收入来源。其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贫困者的安全感，获得积极正向的信念，降低贫困文化的消极影响。

（二）推进教育、科学与文化的发展，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水平

1.改善深度贫困地区长期教育不足的现状。加大教育投入，通过对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学费减免以及教师能力的培养，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教育水平，发挥教育对贫困者思想价值观的指引作用。通过学校的正规教育，传播正确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智力水平和获得、分析外界信息的能力，破除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以及其消极影响。借助于家庭、社区以及宗教渠道，将“正能量”输入到贫困者中间，通过受教育者的示范效应，改善贫困群体的思想认知、行为习惯及语言能力，改变其文化消费模式，提升高效的信息筛选与利用能力，逐步减轻与消除贫困者的自卑、无助与消极的心理，改变贫困群体的文化环境，提升贫困家庭整体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技能。

2.提升贫困者的科学技术水平。首先，完善贫困地区的科技与文化基础设施，建立文化站、农业信息咨询点、建立和科研院所的信息交流机制，使贫困者在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中，破除信息结构不对称的问题，激发贫困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其思想意识和内生动力。其次，开设和青海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需要、能利用地方资源优势的就业知识技能培训以及实用技术指导，能让贫困者在短时间获得掌握技术水平带来的好处，激发起继续学习的热情。最后，开展多形式的信息交流活动，利用职业学校、技术辅导站以及农牧业生产能手的优势组织信息培训工作，就信息的筛选、识别以及利用等对贫困户进行培训，拓宽贫困户的信息渠道，提升信息利用能力。

（三）多形式促进地方文化生态的自我转型

1.强化民族教育。挖掘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让文化活动走进贫困人员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激发贫困者参与文化活动建设，让贫困人口在更好地适应环境和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过程中，自觉的感知并找到与当下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文化样式，认清贫困文化的本质，改变其听天由命的价值观、不思进取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排斥等思想观念，增强其脱贫的内生动力，实现文化生态的自我转型。

2.改善贫困地区的人文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地区间的交流与融合，为贫困地区注入新鲜血液，为改变贫困者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外出打工者回乡以及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先进事迹对家庭以及乡邻的影响作用，改善贫困地区消极的文化氛围，激发贫困者的自信和勇气。

参考文献：

[1]  胡格韋尔特.发展社会学[M].白桦，丁一凡，编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  李晶，刘洪.结构性贫困中的文化——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J].图书馆论坛，2016，（8）：20-24.

[3]  奥斯卡·刘易斯.贫穷文化——墨西哥五个家庭一日生活的实录[M].丘延亮，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6.

[4]  奥斯卡·刘易斯.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个墨西哥家庭的自传[M].李血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5]  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M].王晓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6]  辛秋水.重视农村的文化扶贫[J].瞭望新闻周刊，2006，（2）：62.

[7]  王淼.著名社会学家辛秋水与他的文化扶贫思想[EB/OL].新浪博客，2016-06-05.

[8]  谭英，王德海，谢咏才.贫困地区农户信息获取渠道与倾向性研究——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农户媒介接触行为调查报告[J].农业技术经济，2004，（2）：28-33.

[9]  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瞿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