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千驹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63)

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外文化贸易快速发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贸易全球化：文化消费的转变——2004—2013年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流动》显示，2013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总额已达到601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文化产品出口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文化领域投资与合作有序推进，文化产品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扩大。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达1 370.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3%，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引擎。本文通过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的出口潜力，为加快推动我国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一、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Bano认为一国的政法环境、经济发展、地理空间、贸易自由度、优惠贸易协定等对两国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涂远芬[2]，王云飞、景瑞琴[3]认为文化贸易与贸易开放度正相关，与文化距离负相关。魏昀妍、樊秀峰认为政治制度对双边文化贸易有促进作用[4]。江瑶、高长春指出贸易便利化对文化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5]。还有学者通过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李艳芳和李波认为，同中国文化贸易潜力最大者是欧盟，东盟和南盟次之，最小者是东部非洲[6]。张会清研究指出，金融危机是导致中国与中亚及独联体地区贸易效率波动的主要原因[7]。陈琳等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与世界153个经济体之间文化贸易效率及潜力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8]。方英和马芮分析发现，中国与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潜力较大，但不同国家间发展不均衡，潜力最大的国家是老挝，最大的区域是中东欧地区[9]。上述成果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贸易的发展潜力，但是，由于选取的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及时间跨度不同，导致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涉及范围广、国家多，各个国家文化背景、经济发展、地理距离等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推进和提升“一带一路”文化贸易效率，本文借鉴杜正艾、郭兵云、戴维来、王海文等学者“战略支点国家”观点[10]-[13]，综合考虑双边文化贸易基础，以及数据的可获性，选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波兰、德国、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希腊、埃及、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等12个国家为重点研究对象(支点国家)，依据联合国贸发数据库UNCTAD提供的数据，探讨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增长动因及出口潜力。

二、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发展现状

(一)贸易规模

近年来，中国对外文化贸易、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良性互动格局逐步形成。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日益强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出口也将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根据UNCTAD提供的数据，2003—2015年，中国与12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增长态势良好，文化贸易出口额由65.27亿美元增长到296.4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44%，表现出良好的态势。(见图1)

图1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间文化产品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

(二)空间格局

表1可知，2003—2015年，中国与12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发展不均衡，出口额位列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德国(23.40%)、英国(23.21%)和俄罗斯(16.92%)，占12个支点国家总额的比重高达63.53%，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与其他9个支点国家占比仅36.47%，其中巴基斯坦最小(1.36%)，说明中国同12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存在一定的发展潜力。

(三)商品结构

依据联合国贸发会创意产品分类标准，下面分析2003—2015年中国与支点国家在视听媒体、出版物、表演艺术、新媒体、视觉艺术、工艺品和文化设计等七类商品的贸易结构。表2可知，文化设计类产品是主要贸易对象，占比最大(69.39%)，其次是工艺品(11.30%)、新媒体(8.36%)和视觉艺术(6.05%)， 其他三类产品出口额占比仅为4.90%。表明双边文化产品贸易结构不合理，需要进一步优化。从贸易增幅看，文化设计类产品出口增幅最大，出口额从49.96亿美元增加到214.63亿美元，年均增长最快12.89%，增幅最小的是表演艺术类产品，出口额从0.92亿美元增加到3.38亿美元，年均增长11.44%。表明各国之间贸易发展不平衡，还存在一定的发展潜力。

表1 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空间结构(单位：百万美元)

表2 中国向支点国家出口文化贸易商品结构(单位：百万美元)

总体来说，2003—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文化产品出口额呈上升趋势。贸易伙伴方面，中国与12个支点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发展不均衡，目标市场主要集中在德国、英国和俄罗斯，其他国家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商品结构方面，中国对外文化产品贸易结构严重失衡，其中文化设计类商品出口规模大，优势明显，其它类商品贸易规模小、市场占有较低，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今后出口潜力大。

三、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增长动因

为了弄清推动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内在动力，下面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onstant Market Shares Analysis，CMS)进行具体分析。CMS模型由泰森斯基(Tyszynski)于1951年提出，它是分析贸易增长动因的重要模型，目的是探究伙伴国市场需求与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两者对于推动一国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为：

x=m+s(m+1)

(1)

式(1)中，x、m、s(m+1)分别代表出口增长率、市场扩大效应和竞争力提升效应。市场扩大效应反映了出口国的出口额增长，一般取决于进口国的需求规模及进口结构变动。竞争力提升效应表明由于出口商品竞争力提升所引起的出口额增长大小。s(m+1)可进一步分解为sm与s，分别表示相互作用效应和市场份额增长。其各自定义如下：

x=[(Xij)t-(Xij)k]/(Xij)k

m=[(Mj)t-(Mj)k]/(Mj)k

s=[(Sj)t-(Sj)k]/(Sj)k

Sj=(Xij)/(Mj)

Xij表示i国对j国的出口额，Mj表示j国进口额，k和t分别表示基期和当期。同样采用2003—2015年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数据，可得出推动双边贸易增长的动力因素，结果见表3。

表3 中国对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出口增长因素分解(单位：%)

表3可知，中国与12个支点国家的出口增长率与市场份额增长均为正值，表明近年来中国对这些国家文化贸易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分析其贸易增长动因，在伙伴国市场需求方面，除希腊外，中国对11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市场扩大效应均为正值，其中，印度尼西亚需求最大(666.92%)，表明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需求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进口增长；在中国文化产品竞争力方面，除俄罗斯外，中国对11个支点国家文化产品竞争力提升效应均为正值，其中，泰国最大(2 329.91%)，表明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产品具有一定市场竞争优势，是推动双边文化贸易增长的另一原因。这一点也可从中国文化产品竞争力与伙伴国市场需求的相互作用结果得到验证，除希腊和俄罗斯之外，其余10个支点国家的相互作用效应均为正值，表明文化贸易增长源于竞争力提升和市场需求扩大的共同作用效应，进一步分析可知，有8个国家的竞争力提升效应大于其市场扩大效应，表明目前情况下加快提升中国文化产品竞争力对于推动双边文化贸易增长更为有效。

四、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出口潜力

由Box和Jenkins于1970年提出的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模型)，是一种适合非平稳序列的预测分析法，它依据变量本身的变化规律，利用外推机制描述时间序列的变化，具有较好的预测结果[14]。下面采用ARIMA模型，在上述文化贸易出口提升空间基础上，进一步测算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贸易的出口潜力值。

(一)ARIMA模型构建与检验

ARMA模型是自回归模型(AR模型)和移动平均模型(MA模型)的组合，其表达式为：

Yt=a1Yt-1+a2Yt-2+……+apYt-p+ut+b1ut-1+b2ut-2+……+bqut-q

(2)

式(2)中，Yt表示第t期出口潜力预测值，p是自回归模型的阶数，q是移动平均的阶数，ai(i=1,2……p)是回归系数，bi(i=1,2……q)是回归系数，ut是满足0均值和常数方差的白噪声序列。

依据James D.Hamilton(1999)观点，建立ARIMA模型要满足平稳性要求，因此需要先将非平稳过程转化为平稳过程，再采用d阶差分后得到的ARMA(p，d，q)模型进行预测。下面以中国对印尼2003—2015年贸易数据为例，进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与处理，以及ARIMA模型的适合性与拟合效果检验。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用Eviews8.0构建两国间贸易额时间序列图。图2可知，2003—2015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化贸易出口额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属于非平稳序列。

下面再采用ADF方法进一步检验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文化贸易出口额变化的平衡性。表4检验结果显示，DF=-0.517 685，序列X的T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p=0.855 4，大于α=0.05，说明该序列存在单位根，即属于非平稳序列。因此，需要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

图2 中国向印度尼西亚文化产品出口额时序图

表4 中国向印尼文化产品贸易额的ADF检验

2.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处理

用X代表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年度数据序列，将序列X做一阶差分后记为D(x)，然后对其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DF=-3.789 452，一阶差分序列D(x)的T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p=0.019 0，小于α=0.05，不存在单位根，即D(x)属于平稳序列，因此模型ARMA(p，d，q)中的d=1。

表5 一阶差分ADF检验

3.RMA模型的适用性检验

为了检验ARMA模型的适用性，需要对序列D(x)进行自相关和偏自相关分析。由表6可知，D(x)的偏相关函数和自相关函数均拖尾，故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化产品出口序列适合ARMA模型。

表6 D(x)自相关和偏自相关检验

下面进行ARMA模型的参数估计。对p、q从低阶向高阶逐个进行尝试，比较各个模型参数的t统计量，然后再根据AIC(赤池信息准则)和SC(施瓦茨准则)最小化准则确定模型参数。

表7和表8结果显示，ARIMA(1，1，1)和ARIMA(1，1，2)的参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通过比较两模型发现，ARIMA(1，1，1)中AIC和SC更小，因此该模型更为合适，最终确定预测模型为：

(3)

表7 ARIMA(1，1，1)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表8 ARIMA(1，1，2)模型参数估计和检验结果

4.ARMA模型的拟合效果检验

下面观察模型对时间序列的拟合效果。根据表9检验结果，残差值ACF与PACF在两倍标准偏差以内，表明模型适当。根据Ljung-Box的Q统计量进行模式诊断检定，所有p值均大于0.05，表明残差为随机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可见，用该模型能够得到较好的拟合效果，结果见图3。

(二)出口潜力值的预测

运用ARMA模型进行预测的方法有两种。

表9 ARIMA(1，1，1)模型残差相关图

图3 ARIMA(1，1，1)模型拟合图

一般情况下静态预测适用于样本内预测(验证)，动态预测适用于样本外预测。本文进行出口潜力值的动态预测。

1.基于国家层面的出口潜力预测分析

运用式(3)可以预测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化贸易的出口潜力值，结果见表10，其中，2016—2020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文化贸易的年均增长为-0.058%，表明年出口潜力变化不大。

同理，可以验证其余11个国家残差序列也是白噪声序列，表明模型同样适合，由此可预测出中国与其余11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出口潜力值，结果见表11。分年度看中国对12个支点国家文化贸易出口总额由2016年的30 889.90增长到2020年的37 513.00百万美元，年增均增长4.98%，呈逐年增长态势。

从贸易伙伴看，2016—2020年，12个支点国家出口额总体显现增长态势。其中，中国对英国、德国、韩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五个国家文化贸易出口潜力总额较大，分别为43 047.79、29 663.47、21 169.09、21 121.95和17 503.18百万美元，合计高达132 503百万美元，占12国出口总额比重将近78%，对泰国、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各年度的出口额相对稳定。

2.基于产品层面的出口潜力预测分析

类似地，通过构建ARMA模型，可预测出各类文化产品的出口潜力值。从表12预测结果可知，2016—2020年，除视听媒体、表演艺术、新媒体等三类产品外，其他类文化产品贸易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工艺品类产品的年均增长率最大，达6.28%，表明其增幅最快。文化设计类产品出口额最大，贸易额从2016年的22 637.91百万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7 176.92百万美元。表明未来中国与支点国家文化产品贸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但文化产品结构不够合理，发展不够均衡。

表10 2016—2020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额预测结果(单位：百万美元)

表11 2016—2020年中国对支点国家的出口额预测结果(单位：百万美元)

表12 2016—2020年各类文化产品出口预测值(单位：百万美元)

此外，与表11对比，各类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与各年度文化贸易出口总额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预测结果的合理性。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可知：(1)与市场扩大效应相比，提升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是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贸易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因。(2)中国对沿线国家文化贸易存在较大出口潜力，其中英国和德国的出口潜力最大，希腊的出口潜力最小。从商品层面看，视听媒体、出版物、新媒体、视觉艺术、工艺品和文化设计类商品出口潜力较大，表演艺术和视听媒体类商品出口潜力较小。由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实施文化贸易梯度战略。选择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作为中国文化贸易的优先目标市场。二是提高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积极实施“创意+技术”，着眼于技术前沿应用研究、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转化，提升创意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三是优化文化贸易营商环境。充分利用好各类国际合作机制，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为各国政府、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四是深化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联合举办各类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文化节庆活动，联合开展精品图书、广播影视创作和传播活动，增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价值认同，为实现“一带一路”文化共建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