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00)

日本平安时代(792年—1192年)文人藤原佐世(847—898)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下简称《见在书目录》)中，有“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1]。这是日本有关王维作品集的最早记述。然而，时代相近的唐宋时期的中土目录文献却著录相异：《文苑英华》所载王缙《进王维集表》称“(王维)诗笔共成十卷”[2]；《崇文总目》录“王维文集十卷”[3]；《新唐书·艺文志》[4]《郡斋读书志》[5]录“王维集十卷”。皆持王维集仅有“十卷”之说。由于相关资料的欠缺，在以往研究中，“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或被视为“王维集十卷”的误录[6]，或被当作统计王维集卷数的文献补充。至于说法本身，并未得到真正的考察。对此，本文以为，“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除非出现十分肯定的直接文献的佐证，否则不应仅凭其与唐宋目录文献的著录差异就被草率否定。近年来，笔者在整理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的相关汉籍目录与汉诗文钞本时，发现“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隐含着一个颇为合理的唐诗传播学现象，可为我们了解唐宋时期王维作品东传日本的文本形态和流播状况提供新的思考。因此，本文针对“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本身，以及唐宋时期东传日本的钞本系王维作品，逐一展开探察。

一、《见在书目录》著录甄考

首先，来探讨“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是否缘于误记。既然这一著录来自《见在书目录》“别集家”，那么，本文就对“别集家”中所有同录于唐宋目录志文献的唐人别集加以整理，以便与“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做一比较。

《见在书目录》与唐宋目录志文献所录唐人别集对校表

续表

通过此表可知，《见在书目录》所涉唐集共38份，其中，10份不见于《旧唐书》著录。在唐集卷数的著录方面，《见在书目录》中有11份与“两唐书”所录者卷数相同，27份与“两唐书”所录者卷数不同。中日文献在唐集卷数方面的著录差异，难免令人对《见在书目录》“别集家”的可信度有所疑惑。就此，先来看《见在书目录》的成书经纬。此目录乃平安文人藤原佐世奉敕编撰而成，所依据者为冷然(泉)院的残存书籍。冷然院本是嵯峨天皇在弘仁年间(810年—824年)建成的御所，后于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年)遭到火灾，其间累代收藏的多数图书毁之一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891年)，藤原佐世对火灾后的残存书籍进行编辑[7]。可见，《见在书目录》的成书，并非简单地抄录摭拾前代书目，而是参考了真实存在的典籍文书。另外，《见在书目录》与《旧唐书》在唐人别集著录方面的相同点，也可为前者的可靠性提供佐证。按《旧唐书》力求实录，所涉文集多来自开元九年以前的唐朝宫廷藏书[8]，而《见在书目录》与《旧唐书》所著录的唐人别集中，卷数相同者就多达13份，约占共录于两份文献的唐集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可见，在面对同一部典籍时，《见在书目录》和《旧唐书》在著录方式上并无较大差异。“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也不应被简单地视作误录，而必须结合特定时代的历史背景来客观地加以探察。

带着这一思考重观上表，还会发现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就是其他文集的卷数都是《见在书目录》少于或等于唐宋目录文献，如张昌龄集在《见在书目录》中作十卷，在《新唐书》中作二十卷；崔融集在《见在书目录》中作十卷，在《旧唐书》《新唐书》中分别作四十卷、六十卷等，惟独王维集的卷数恰恰相反，是《见在书目录》多于唐宋目录文献，且相差卷数高达两倍之异。同样都是唐人别集，何以王维集会显得如此独特呢？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解开“王维集二十卷”说法的线索所在？接下来，即对之展开考察。

二、安史之乱与王维集的东传可能

针对以上疑惑，先来看以下两则史料。

①《文苑英华》卷六一一王缙《进王维集表》

臣缙言：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旨，应是王维文赋并仰录写进上者。……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秉兴为文，未尝废笔。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箧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虑零落。诗笔共成十卷。今且随表进上。[9]

②《旧唐书》卷一九○《王维传》

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上之，帝优诏褒赏。缙自有传。[10]

材料①中的《进王维集表》上献于宝应二年(763年)正月七日，与材料②共同记载了王维卒后、王缙奉敕编纂兄长别集的始末。据王缙所言，安史之乱爆发后，王维的作品散落严重，在数量上早已“十不存一”，王缙本人也是借助于亲友，方可重新搜集到作品四百余篇，并成集十卷的。这就透露出一个信息：安史之乱严重影响到当时文人作品的存佚状况，王维作品就是一个典型，即乱前作品数量远远多于诗人去世后的正集所录(正集多为作家死后编成)。鉴于此，再详查《见在书目录》中那些卷数少于唐宋目录文献所收的唐人别集，不难发现这些别集的作家们，其人生中途都没有经历过像安史之乱那样影响一代文人的大规模战争。由此不禁发疑，安史之乱是否就是造成王维作品集在中日书籍记录史上大为不同的重要因素呢？要对之做出深层考察，先要考虑以下两种可能：第一，假如《见在书目录》的二十卷本王维集和唐宋目录文献的十卷本王维集同属于一种文本系统，那么它们的卷数不同，就应是钞本系书籍和刊本系书籍的分卷相异所致。毕竟唐宋目录文献所收唐集多属校勘缜密的刊本系，而年代更早的《见在书目录》所录唐集则属字体、排版相对疏离的钞本系。相较于前者，内容相同的后者更容易占用更多的卷数。第二，《见在书目录》的二十卷本王维集和唐宋目录文献的十卷本王维集并不属于同一种文本系统。二十卷本王维集乃是安史之乱前就流传到日本的钞本系作品集之一。那么，究竟哪一种可能更贴近历史原貌呢？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假若《见在书目录》所涉王维集卷数问题是由于钞本系书籍的排版占用量多于刊本系所致，那么这一规律也应同样适用于《见在书目录》中的其他唐人别集。然而，通观上表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见在书目录》著录的其他唐人别集在卷数上不仅少于唐宋目录文献所载，而且数量差距还较为惊目。其中，相距最小者就已达到两倍，如张昌龄集、张说集等在《见在书目录》中作十卷，在《新唐书》中则作二十卷；差距较大者则多达十倍、六十倍，如乔知之集在《见在书目录》中作二卷，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皆作二十卷；韦永(承)庆集在《见在书目录》中作一卷，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皆作六十卷。卷数相差若此，绝非钞本、刊本体系的排版不同就可简单解释的。第一种假设难以成立。既然如此，那么流入冷泉院中的二十卷本王维集，是否就属于第二种情况呢？要证实这一推论，还要确认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王维在生前是否就有编纂二十卷本作品集的可能性。经查知，王维在生前确有自编《辋川集》的经历。由于成书于正集之前，这部《辋川集》当为其小集中的一种。所谓的“小集”，是与“正集”相对的一个概念，早于南北朝时期既已存在，如梁元帝有小集十卷[11]，宋建平王有小集十五卷[12]等。到了盛唐更为多见，如杜甫的作品，就结集出六十卷的杜甫正集以及六卷的杜甫小集[13]。如此，再考虑到王维本人自开元中期就已闻名遐迩[14]，《辋川集》以外另有其他王维作品小集的存世也属常情。当然，这同时也说明王维作品在安史之乱前较为流行。对此，《国秀集》和《河岳英灵集》中的收录状况也可提供佐证。《国秀集》约编于天宝三四载(744年—745年)[15]，《河岳英灵集》约成于天宝十二载(753年)[16]。其中，《国秀集》收录了王维诗歌七首，与孟浩然同列此集所选诗人的首位，《河岳英灵集》选用了王维诗作十五首，数量之多仅次王昌龄一人。然而，翻查各类文献史料却发现，《国秀集》的编者芮挺章，《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都与王维没有私下直接交往的任何记录[17]。在此情况下，芮、殷二人竟可得到众多的王氏诗歌以供择选，只能说明在开元、天宝年间，王维作品的流行应当具有一定的规模。

第二，王维集或王维作品是否有在安史之乱前传入日本的可能性。察当时与王维交好的日本人中，生平见诸史料文献者只有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此人于开元五年(717年)入唐求学。“多所该识”[18]，“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19]。直到天宝十二载(753年)，方才跟随第十次遣唐使团试图重返故国。返国之际，得到王维本人的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及诗歌序文一篇。在序文中，王维不仅详细描绘了阿倍仲麻吕的仕唐生活，还称其“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20]。点明阿倍仲麻吕为归国而准备的物件中包含了诸多珍贵文籍。按当时入唐留学生的获书途径中，源自师友所赐是十分重要的一种[21]，那么，若说阿倍仲麻吕在安史之乱前就持有部分王维作品，也并非失之无据。但在后来的归国途中，阿倍仲麻吕却不幸遭遇风暴，改漂他方[22]，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六月，方历经艰难重返长安，但不久又遭遇安史兵隳，只得追随唐玄宗入蜀避难。至此，由阿倍仲麻吕本人携归王维作品的假设终成幻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维作品就此杜绝了在安史之乱前东传日本的可能。按史料，开元、天宝年间，还有许多日本人进入唐土。他们和阿倍仲麻吕一样，大量搜求中国典籍以东携本国。比如，开元时期日本遣唐使即将“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23]，尤其对当时的名家作品，更是着力搜购[24]。如此，盛名在外的王维作品，无论是保存于私家之手还是兜售于坊间书肆，流入“尽市文籍”的日本人眼中都不足为奇。何况阿倍仲麻吕虽返国不成，却在向故国引荐最新唐土文化上不遗余力，如天宝十一载(752年)，就以唐官身份，引领第十次遣唐使团中的吉备真备等人参观宫廷书库和三教殿事[25]；翌年，又在使团返国前，不顾官方禁令，陪同吉备真备、藤原清河等人，设法潜请扬州延光寺高僧鉴真东渡[26]。由此不难推测，向国人推荐自己的好友同时也是盛唐诗坛代表的王维的作品，在阿倍仲麻吕那里也属情理之中。而与之有着多次接触的吉备真备以及第六次东渡的鉴真和尚等人的顺利抵日，或许也是王维作品东传的契机之一。虽然由于直接文献的缺失，本文对王维作品如何东传日本的经纬难以完全坐实，但根据以上诸多要素，仍可看出王维作品的东渡，还是极有可能发生在阿倍仲麻吕试图归国的这段时期，至迟应为安史之乱爆发以前。

由此，“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所指，渐次明了。由于冷泉院所藏二十卷本王维集的无从得见，要对以上推论做进一步的佐证，同时期的日藏汉籍钞本中留存或化用的王维作品，无疑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一手文献信息。接下来，本文就对这些钞本系作品加以考证，并就它们的文本特点，所隐含的文学现象及其与“王维集二十卷”说的内在联系等试加探察。

三、唐宋时期东传日本的王维作品

唐宋时期王维作品在日本的保存情况具体如下：平安早期遣唐僧空海(774—835)所撰《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中，有王维的《哭殷四》诗1首[27]，这也是关于王维诗作的最早记载，不晚于平安初期(9世纪)成书的唐人诗句集《新撰类林钞》第四残卷[28]，采录了王维的五言诗歌3首；平安文人大江维时(888—963)所编唐诗秀句选集《千载佳句》里，收录了王维的七言诗句10联(奥书记载为11联)，位居此书所收153位诗人作品的第13位；另有平安时代的藤原公任(966—1041)所撰《倭汉朗咏集》收王维诗句1联，藤原基经(1056—1142)所编《新撰朗咏集》录王维诗句3联等，但皆不出《千载佳句》所宥[29]。此外，五山、江户时代的日本唐诗诗话也对王维作品多有引录，只不过由于它们皆为刊本以后所出，本文暂不涉及。相较而言，《千载佳句》所收的10联王维诗句数量最多，也尤值重视。下面就先对它们稍加勘对。

《千载佳句》目今可见的写本主要有五，即镰仓时代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本、江户初期的松平文库本与内阁文库所藏甲本、江户中期的内阁文库所藏乙本与国立国会图书馆(前帝国图书馆)馆藏本，以下分别简称为历博本、松平本、内阁甲本、内阁乙本、国立国会本。本文择以历博本为底本，以松平本为主要参照本。现将《千载佳句》中实收的王维诗句列之如下。

①四时部春兴第六三联：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

(惟此联出松平本，余下皆源历博本。)

《辋川别业》

②四时部暮春第九八联：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

《寒食池水作》

《早秋山中作》

④地理部春水第三五○联：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桃源行》

⑤宫省部禁中第五五三联：禁里踈钟官舍晚，省中啼鸟史人天亻稀。

《酬郭给事》

《牡丹花绽亻》

⑦宴喜部公宴第六九○联：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

《赐乐》

⑧别离部饯别第九二九联：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

⑨隐逸部山居第一○○三联：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期。

《山中作》

⑩隐逸部山居第一○○四联：隔窓云雾生衣上，卷幔山泉入镜中。

《九城成亻宫避暑》

以上十联，除了⑥第六四九联作为中土佚诗被江户文人市河宽斋收入《全唐诗逸》外，其余九联皆可见于《文苑英华》、北京图书馆所藏宋蜀刻本《王摩诘文集》、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刊本《王右丞文集》、上海涵芬楼所藏元刊本《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以下简称为北图宋蜀本、静嘉堂宋刊本、涵芬楼元刊本)等王维别集的主要刊本中。其中，③一五二联和⑨一○○三联同出于王维的《早秋山中作》，故《千载佳句》内可见诸中土文献的王维作品实共8首。

①六十三联。历博本第三十九联至六十六联的内容脱页。故此联以松平本为参照，所出诗歌作于王维时居辋川的天宝年间[30]。联中“欲燃”二字，静嘉堂宋刊本作“亦燃”，涵芬楼元刊本作“亦然”。唯《文苑英华》和北图宋蜀本作“欲燃”，与《千载佳句》同。②第九八联。据陈铁民先生校注，此联所出诗歌应作于开元十四年(726年)王维自济州返回长安的西归途中[31]。就诗题，诸本互不一致。《千载佳句》称“寒食池水作”，《文苑英华》云“寒食汜水山中作”，北图宋蜀本和涵芬楼元刊本刻“寒食汜上作”，静嘉堂宋刊本为“寒食汜中(一本作上)作”。察途中所经“汜水”，在唐时属于河南府汜水县地，源出河南巩县东南，北流至黄河。《千载佳句》中的“池水”，当为“汜水”之笔误。再观诗句内容，言及山鸟，可知全诗应作于山间，《文苑英华》所题“寒食汜水山中作”更显稳妥。③第一五二联。此联出《早秋山中作》诗，疑为作者隐居辋川的天宝年间所作[32]。④第三五○联。此联出《桃源行》诗，题下附作者自注“时年十九”，知此诗成于开元七年(719年)。⑤第五五三联。此联出自《酬郭给事》诗，诗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年)[33]。诗句“省中啼鸟史人稀”的“史人”，不同于《文苑英华》、北图宋蜀本、静嘉堂宋刊本、涵芬楼元刊本所作的“吏人”，且“史人”右侧又加注“天イ”，多出“天人”一说。可见此处异文较多。这些异文表明，《千载佳句》的编选者或转抄者所参照的王维作品并未局限于同一种书籍(或为王维别集或为收录了王维作品的选集)。⑥第六四九联。此联不见于中土文献。题作“牡丹花绽イ”，包括“牡丹花”或“牡丹绽”两说。⑦第六九○联。此联出《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诗，作于天宝七载(748年)三月[34]。⑧第九二九联。此联出《送元二使安西》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35]。⑨第一○○三联。此联出《早秋山中作》诗。就联中“空林独与白云期”的“期”字，除宋蜀本作“归”字外，《文苑英华》等皆与《千载佳句》同。⑩第一○○四联。此诗应作于开元八年王维及第前[36]。就诗题“九城成イ宫避暑”，《文苑英华》作“勅借岐王九成宫避暑之作应教”，诸刊本王维集作“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皆与《千载佳句》相异。

综上可知，《千载佳句》所收王维诗句的文本特点主要如下：其一，诗题和诗句中出现的异文、异体字较多。典型者就是诗题时常根据部类主题而加以改动。如⑦六九○联、⑩一○○四联的诗题，相较于王维别集就少却反映诗歌创作背景的应制或应教类文字。比对下来，《千载佳句》中的文字与《文苑英华》相近，而《文苑英华》最接近抄卷古本，《千载佳句》所收王维作品的参照底本应为当时流行的抄卷文本。至于诗题和诗句之间多次出现的“□イ”的旁注，如⑤第五五三联的“史天イ人”、⑥第六四九联的“牡丹花绽イ”、⑩一○○四联中的“九城成イ宫避暑”等，很有可能是大江维时在编选王维诗句时所加，也有可能是后世文人在转抄时添补而成。但不管哪种情况，它们都反映出同一现象，即日本所藏的王维诗歌相异于中土流传的王维集中的作品。其次，《千载佳句》中的王维诗句，含有独异于《文苑英华》和王维集刊本系统的异文内容，如⑤五五三联中“史人”的不同说法。这些独特的异文因来自唐土而受到编者重视并被保留于《千载佳句》之中，并非相较刊本有所优长。当然它们的存在，佐证了唐宋时期传入日本的王维作品并不限于一种类型。再次，《千载佳句》收录的王维诗句，基本创作于安史之乱以前。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大江维时的择诗标准所致呢？对此，若翻查王维作于安史之乱后的诗歌，可看出其中亦不乏符合《千载佳句》的部类要求者。显然，大江氏的选诗规范并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要因。那么，同时代其他日本古文献中涉及的王维作品，是否也在创作时间上具有这种和《千载佳句》相似的特点呢？

来看空海《文镜秘府论》引用的王维《哭殷遥》诗。此诗曾以《送殷四葬》的题目见录于《国秀集》中[37]。察殷遥约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在世，此诗的创作应在此时期之前。再看《新撰类林钞》第四残卷中的三首王维诗。它们依次为作于开元二十五年的《韦侍御山居》[38]，作于天宝年间王维隐居辋川的《归辋川作》[39]和《春园即事》[40](图版)。另外，平安文人大江匡衡的《七言重阳诗 宴同赋花菊映宫殿应制诗》有云：“三农有年，夸学稼之共熟。四海无事，喜辨岸之不枯。”[41]其间的“三农有年”“四海无事”，就应受到王维《奉和圣制重阳节宰臣及群官上寿应制》诗的首联“四海方无事，三秋大有年”的影响[42]。此处，根据“四海方无事”的叙述，以及这首王诗末尾专引汉武帝“柏梁篇”以拟喻宫廷君臣赋诗事，可知王维的这首应制诗也应作于安史之乱前[43]。综上可知，留存至今的平安时代汉籍古文献中的王维作品，基本都是安史之乱以前所作。

《新撰类林钞》卷第四残卷，平安前期(九世纪)，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B甲616。纵27.0cm，横558.0cm

如此，再反观“王维集二十卷”的说法，就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王维作品初传日本的文学史轨迹：早于安史之乱前，就有不同钞本形式的王维作品或作品集流传到了奈良时代的日本。《见在书目录》收录的二十卷本王维集应是其中的一种。它们由于东藏异国，方才避开安史之乱的兵隳。唐代宗收复长安以后，敕令王缙编纂王维正集。然而，由于战乱之故，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被彻底阻隔，保存于日本的许多王维作品无法回流唐土，加上唐土的王维作品“十不存一”，因此王缙虽极尽搜求，也不过成集十卷。及至后世的目录文献，因主要参考了王缙所编的十卷本王维集，自然更难旁涉十卷本以外的内容。至于流入日本的二十卷本王维集，很长一段时间应庋藏于皇家图书阁冷然院中，后作为冷然院大火的烬余之书，获录于前来整理残书的藤原佐世的笔下。不幸的是，此集后来再次下落不明。

总而言之，《见在书目录》中有关“王维集二十卷”的著录，虽然看似只是孤例，却和多种唐宋时期关涉王维作品的中日汉籍文献相互呼应，从而为我们剖开了盛唐名家、安史战乱、唐集东传交织关系的一个侧面，也为探索唐宋时期王维作品的域外存在状态及其与日本的文化源流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学术线索，具有不可忽略的文献补察以及文学史意义。

注释：

[1] [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室生寺本)，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第88页。

[2]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166页。

[3] (宋)王尧臣，等：《崇文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43页。

[4]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03页。

[5]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39页。

[6] 孙猛：《日本国见在目详考》(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925页。

[7] 孙猛：《日本国见在目详考》(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304页。

[8]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66页。

[9]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166页。

[10]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3页。

[11] (唐)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76页。

[12]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053页。

[13]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03页。

[14] (唐)独孤及：《唐故左补缺安定皇甫公集序》，(清)董诰：《全唐文》卷三八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940页。

[15] 傅璇琮、陈尚君：《唐人选唐诗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页。

[16] 《河岳英灵集·叙》《文镜秘府论》南卷均载“起甲寅，终癸巳”，即始于开元二年，终于天宝十二载。当然，有关《河岳英灵集》的选诗迄止年代，亦有他说，如《文苑英华》卷七一二记此集成于天宝四载，《国秀集》后宋徽宗大观年间曾彦和跋，录此集作于天宝十一载。现代学界多持倾向于天宝十二载成书之说，如傅璇琮、李珍华《〈河岳英灵集〉研究》与王运熙、杨明《〈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录标准》等。

[17] 戴伟华认为，储光羲是《河岳英灵集》编撰的发起人和指导者，许多诗歌都是由他传给殷璠的(参《杜甫：一个被边缘化的当代诗人——从〈河岳英灵集〉失收杜诗说起》，《文艺争鸣》2013年第8期；《论〈河岳英灵集〉初选及其诗史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颇有见地。但《国秀集》的王维诗歌来源尚无考究，所以两部选集同时涉及多首王维诗作，不能不考虑到王维小集自身流传状况这一因素。

[18]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09页。

[19]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1页。

[20]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17页。

[21] 陈翀：《王朝公权的威严象征：略谈日本汉籍的一个重要特性》，《中文学术前沿》2010年第1辑，第53～62页。

[22] [日]《日本纪略》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二年(803年)条，黑板胜美、国史大系编修会：《增补新订国史大系》第十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278页。

[23]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41页。

[24] (五代)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24页。

[25] [日]宗性：《日本高僧传要文抄》，《大日本佛教全书》第一册，东京：潮书房，1932年，第74页。

[26] [日]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东京：东寺观智院所藏卷子本，宝龟十年(779年)。

[27]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地卷十七势，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3页。

[28] [日]小川环树：《新撰类林抄校读记》，《中国文学报》第十一册，1959年。

[29] 《倭汉朗咏集》所收的一联诗句出《桃源行》，未列诗题，属春部三月三日门[(日)藤原公任：《倭汉朗咏集》，御物粘叶本，传藤原行成笔，东京：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1968年]。《新撰朗咏集》收录的三联分别是秋部虫门的《早秋山中作》[(日)藤原基俊：《新撰朗咏集》上册，东京：二玄社，1984年，第94页]、杂部山家门的《山中作》(下册，第60页)、杂部饯别门的《送元二使》(下册，第81页)。

[30]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14页。

[31]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7页。

[32]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8页。

[33]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58页。

[34]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8页。

[35]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08页。

[36]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页。

[37] 傅璇琮、陈尚君：《唐人选唐诗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21页。

[38]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25页。

[39]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8页。

[40]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0页。

[41] [日]大江匡衡：《江吏部集》卷下，柳泽良一：《江吏部集·无题诗》，《川口文库善本影印丛书3》，东京：勉诚出版，2010年，第153页。

[42] [日]小野泰央：《平安朝天暦期の文坛》，东京：风间书房，2008年，第86页。

[43] 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