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波兰尼(1)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当代英国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科学、信仰与社会》(1946)、《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1958)、《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1959)、《超越虚无主义》(Beyond Nihilism ,1960)、《认知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1961)、《意会向度》(The Tacit Dimension，1966)、《意义》(Meaning，1974)等。是当代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在他所提出来的意会认知理论中，理性知识的言传自明性被无声的体知意会所替代；主-客二元认知构架中的线性反映论和观念赋型说，被复杂的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场境整合所替代，生成了当代认识论研究的一个全新方向。1967年，波兰尼写下《意义给予与意义阅读》(2)Michael Polanyi, “Sense-Giving and Sense-Reading”, Philosophy, Vol. 42, No. 162, 1967, pp. 301-325.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包含认知主体——个人的意会认知的三部体结构。并且，波兰尼系统讨论了意会认知结构中接合意义的发生与接受问题。依他的理解，在认知活动中形成一个意会结构本身就是创造接合意义，正是意会构式中发生的接合意义，才使我们的言说和行为交流成为可能。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波兰尼的意会认知三部体结构和他的接合意义构成说。

一、意会认知的三部体结构及类型

波兰尼说，在意会认知中，存在着将“三个协同因素”联接起来发生作用的三部体，即意会认知的三部体(The Triad of Tacit Knowledge)。相对原先“辅助觉识”和“焦点觉识”的二元意会构架，这是一个新的提法。他说，这个三部体有些类似于皮尔士(3)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现代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符号三分法(4)不同于索绪尔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二分法(dichotomy)，皮尔士提出了代表项(representaman)、指称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的符号三分法(Symbolic trisection)。如果代表项是能指，指称对象为所指，那么正是这个效用性的解释项使二者联系起来。中所说的“对于A而言，B表征C(A stands for B to C)”(5)转引自[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李白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58页，译文有改动。Michael Polanyi, “Sense-Giving and Sense-Reading”, Philosophy, Vol. 42, No. 162, 1967, p.301.。当然，在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构境中，A是实效关系(解释项)，C是符号(代表项)，B是指称对象(指称对象)。而波兰尼说，在意会认知结构中，“我更倾向于将它表述为：某人A可以使得词B意指对象C。又或者表述为：某人A能够将词B整合入与C的关联之中”(6)[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58页。。这里，作为认知主体出现的A，是一个新的认知结构定位，意会是人的意会，并且B(意会辅助的线索)并非直指C(意会生成的新的实在)，而是A使C意指B。更具体一点说，

意会认知的三部体通过某人(A)所进行的整合而存在于附带觉知的事物(B) 与焦点觉知的(C)的关联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在意会认知中，我们从(from)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附带觉知的东西关注到(to)这些附带觉知的东西被关联到的焦点觉知的东西。(7)同上，第158—159页。

可见，与皮尔士不同，实用主义的意义实效A，在此被波兰尼替换成个人主体，而意义实效被置入从B到C的意会转悟(from-to)之中。这里，皮尔士的A成了不直接在场的隐性在场项。而波兰尼突出指认了意会认知的个人主体A，这是他过去在讨论意会认知中不太强调的方面，也使其意会认知结构从过去的焦点觉识-附带觉识二因素论，升格为个人主体-焦点觉识-附带觉识三部件结构。我体会，波兰尼这一改动是想将自己后来的意会认知理论与前期已提出的科学家个人“个人知识”的科学观链接起来。这在他过去的思想构式链中的确是脱节的。因为引入这个意会认知三部件新构序，波兰尼又从最简单的例证开始分析。

将某个事物B整合入与某C的关联之中，这等同于赋予B 以指向 C的意义。这样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方式是：挑选B作为指向C的手指。假设某个说话者将他的手指指向某个物体，并告诉听者：“看这个！”这位听者将会顺着他的手指看向那个物体。(8)同上，第158—159页。

这又回到经验觉识层面。波兰尼说，在这个从B到C的指认过程中，听者通过说话者手指的指示方向以看到它的对象。“那个对象就处在我们关注的焦点上(is then at the focus of our attent)，然而手指却不能被焦点地看到，它不过是作为指向对象的指示器，我们关注那个指物手指的间接的或向量的方式，我将其称为我们对手指的附带觉知(our subsidiary awareness of)。”(9)同上，第159页。显然，波兰尼是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他刚刚指认的个人主体A、附带觉识B和焦点觉识C的意会认知三部体。然而，这里有一个他自己没有留意的差异。这里的场境中存在两个A，即说话者A1和听者A2，手指是A1的，附带看A1的手指而焦点关注那个被指物体的是听者A2。这种说法有些绕，我将举例使其更具象化。比如，晚饭时，我的家人在一起吃饭，而刚刚一岁多的外孙女幸儿一个人在另一间屋子睡觉；这时，我伸出一个手指，指着Baby监护器的屏幕对女儿说，你看幸儿醒了；女儿并不直接看我的手指，而是顺着手指看到监视器已经醒来的幸儿。如果这是一个意会认知活动，那么我(A1)的手指是指向对象的指示器，而女儿(A2)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到监视器中活动着的幸儿。其实，这是两个相关的意会认知过程：我先通过监视器看到正在醒来的外孙女，这是第一个意会活动，我是通过附带觉识监视器画面，看到起身坐起的幸儿，意会到外孙女已经醒来(焦点觉识)；然后，我用手指告诉女儿，才发生波兰尼所指认的第二意会过程。必须说，波兰尼的分析有时是粗糙的。

波兰尼说，三部体的意会认知结构有其不同的类型。这里，他例举了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四种情况：其一，发生在实践技能中的意会接合。

在某个技能中，我们有着一套基本动作，它们被整合起来完成某个接合操作(joint performance)。那些基本动作相对于这一焦点行为(focal act)而言，都是附带觉知的对象。它们在被协同运作(co-ordinate)以实现那一共同目标的过程中获得一个接合意义(joint meaning)。我们从它们关注到它们整合起来的结果。(10)[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59页，译文有改动。Michael Polanyi, “Sense-Giving and Sense-Reading”, Philosophy, Vol. 42, No. 162, 1967, p.302.

这是人的行为技能意会构序，只是被波兰尼讲得过于学术化了。对此，波兰尼先后例举骑自行车和开汽车的例子，这里再以游泳为例。与以往的说明不同，首先有我(A)这个技能意会者的在场，然后在海水中游蛙泳的我会有闭合口鼻、双手从前面向后方用力划水、双脚向后踩水以及避开浪头不间断换气等一系列复杂的接合操作，这一切协同运作的动作的发生，对于可以熟练游泳的我来说，都是下意识进行的，都是附带觉识的对象(B)，由这些整合起来的游泳行动共同指向一个焦点行为(C)，即观察海面上的情况以控制我的游泳方向和速度。这是比较典型的意会三部体。其实，几乎所有人的惯性行为建构，都是这样一个“三部件”意会过程。之所以强调惯性行为，是因为如果换作不会游泳或者正在学习游泳的人，上述三部体是根本不会存在的，划水和换气等动作会直接成为焦点觉识的对象，更不要说观察海面的情况了。这是波兰尼没有界划的边界。

其二，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表情时发生的意会认知。这也是波兰尼多次例举的现象。

那些表达某人的情绪的特征都是线索(clues)，或者是附带觉知的对象，它们关联着它们接合组成的情绪表达。通过把这些特征整合成某种情绪的外显，我们从这些特征关注到那种情绪，这一表情(hysiognomy)和它所表达的情绪是这些特征的意义。(11)同上，第159页。

如上所述，不在注意中心的线索是更复杂的附带觉识的辅助背景，它们意会地接合之后整合出对焦点觉识的关注。在这个意会构式中，我们(A)观察一个人的表情(B)，总会通过表情去捕捉背后的心理情绪(C)。比如，中国的体知文化有“看人脸色”的意会说，一般都指下级看上级的脸色、孩子看家长和老师的脸色、被雇佣者看老板的脸色，等等。今天老板面带着笑容，说明心情不错；如果他脸拉得三尺长，他一定不开心；如果你的老板对你说话带着假笑，你会有更复杂的意会心态。可是，在这一例证中，如果仔细思考会发现，事情仍然没有波兰尼想得那么简单！在我们去观察某人的表情时，我(A1)看到老板(A2)的面部表情已是焦点觉识(B)，而非附带觉识(C)，真实发生的意会认知活动恰恰是波兰尼解读的反向构式，我们竟然是从一种表层焦点关注(C1=B)，转换为对另一种隐性关联的心情的深层焦点意会(C2)。被焦点关注的心情好坏的附带隐性线索，是对特定表情解释后的意会整合。这是非典型的三部体，因为构成意会认知的过程是多层心态场的构境。显然，波兰尼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更深的心理构境层面。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角斗中，从政客们的表情并非真的能意会出他的真实想法。多年前，在参加中国台湾地区的一次学术访问时，我向一位台湾教授表达了对台湾地区议会经常发生打斗场面的困惑，结果他笑着说“那些都是政治表演，白天在议会中打得鼻青脸肿的人，晚上说不定就在一起喝酒寻欢”。也就是说，政治表情塑形背后并不存在真实构序的意义。其实，在今天的网络生存中，还出现表情异化的意会关系，人们现在已经不用直接愁眉苦脸或眉飞色舞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一种叫表情包的电子符码占据了A2在场表情的位置，种种表情符号成为不真实的辅助线索C，而焦点B变成了A1无法猜透的意会可能。这比明明不高兴却强颜欢笑的现场做戏更复杂。

其三，在我们利用感性探测工具时意会觉识的生成，也是我们熟悉的义肢中介构境。

我们在眼睛被蒙住的情况下使用拐杖摸索着探路。我们传感到(sensing)我们的手掌和手指受到撞击，但好像这些撞击发生于拐杖击打到物体的那个地方。换言之，对我们的手的撞击意指(means)那个物体的位置，也就是拐杖击打到它的那个位置。(12)同上，第159页。

在这一构境中，波兰尼曾多次以盲人用导盲杖探路为例。这一次是被故意蒙住了眼睛的我们(A)，用拐杖(B)意会式地探路(C)。然而，他的说明同样过于简单。让我来引入一个比较性的场境分析：正常的我们(A)走路，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附带看到(B)路面上各种情况，而我们的焦点觉识总是对方向和目的地(C)的关注。而波兰尼所设定的这一例证中，我们只能改用经过工具的间接触觉来感知路上的障碍情况。原先普通人的意会三部体现在彻底被改变了，原来焦点关注的路况的目标指向(C)被删除了，原先用余光附带觉识的路障(B)现在成了焦点关注的对象(C)，而拐杖触碰地面和障碍物的接触(B1)经过间接地传感到手心上的细微震感(B2)，意会式地建构障碍物的有无。依我的构境理论，这个意会三部体是更加复杂的感知结构。

其四，存在于“推测性技能”中的意会认知活动。其实，这个说法不够精准。依波兰尼所指认的行为或事态，并非仅是推测，更多是对抗性力量关系消长的动态进程。对此，波兰尼举的例子，还是下棋中棋手之间对于棋势动态格局的意会观察：棋手(A)通过对弈中每一棋子位置(B)构成的动态形势的意会(C)，评估下一步下棋的决定。

某个进行比赛的棋手能够看到那些棋子联合起来对他赢这场比赛的可能性的影响。这是那些棋子对于这个棋手而言的接合意义——在这个棋手根据那些棋子的位置决定他的下一步棋时。(13)[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0页。

其实，这个三部体同样是复杂的。真实发生的意会格局会是：棋手之间出现的动态格局必然是双方的(A1和A2)。比如 围棋落子不动、静中有动；象棋则是从固定位置中动子，动中有静，棋子不同占位和移动(B1±B2)中建立了棋盘大局的相互消长的棋势(C1±C2)。如果在波兰尼的构式，这显然是一个双重功能性意会三部体。而依我的构境论，这会是一个更复杂的功能性力量角斗的动态功能构境。例如，在战争中，敌我之间的力量角斗关系场境更加复杂；而在政治斗争的官场和思想较量的学术场出现的力量角逐，通常不仅是双方，还有中间势力或看起来是自己人的伪装者。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场境构序关键中，任何一方处于斗争格局里都不会只有推测技能，而是艰难的局势研判、巧妙的斗争策略和更长远的战略，在这里，波兰尼的意会三部体将被爆裂，整个斗争场境会是一个极复杂的动态斗争格局。

二、不在场的隐在：我们的身体与工具义肢的意会意义给予

波兰尼在指认意会三部体结构时，没有忘记强调身体和工具在其中的重要建构作用。首先，他说“在我们与周围世界的所有交互作用中，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用作工具”。如果回到上述意会三部体中，通常身体(B)只是处于被附带觉识的我(A)的意会构式(C)中，“我们都是附带地觉知在我们体内被整合的那些元素以及附带地觉知我们的身体触及外部事物的地方”(14)同上，第160页。。并且，身体如何在我们的意会认知中发挥作用，我们都是不精细地知道的。当看、听、闻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并不会直接得知眼睛、耳朵和鼻子发生作用的微观机制。这是他已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波兰尼说，

在我们操作自己的身体时，对这一操作的细节，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而且，这些基本上无法确切指认的操作细节不能够被任何在焦点上控制的操作来有效地代替。这实际上证明了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对于那些我们仅仅只是附带觉知的东西，我们能够将它们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意义。(15)同上，第161—162页。

这也是说，在日常生活中，身体一般不会处于焦点觉识的中心，这适用于一切技能行为、简单的经验统觉的意会认知过程。比如，上面例举的游泳中身体四肢动作和肌肉的作用，“看人脸色”时对眼睛的使用，下棋时伸手去拿棋子的手的动作，在这些时刻，我们的身体(器官B)在意会行为和认知中都处于被附带觉识的构序位置。而如果我们焦点式地觉识和关注身体，通常都在它出问题的时刻(B→C)。

仅当我们感到疼痛时，我们才能焦点地感觉到身体内在部分(internal parts)；我们身体的外在显现(external appearance)很少能被我们自己观察到；没有带着大的观察镜(looking glasses)的人对自己的身体的外在显现所知甚少。对我们身体的附带感觉使得我们感觉到那是我们的身体。这也是我们的身体通常对于我们而言的意义。(16)[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0页，译文有改动。Michael Polanyi, “Sense-Giving and Sense-Reading”,Philosophy, Vol. 42, No. 162, 1967, p.303.

我们的身体在日常生活中，当它处于正常“劳作”时往往是被忽略的，是不被察觉地参与我们所有的生存和意识活动，却永远通过隐性自动发挥作用和被意会式地附带觉识的地位。也就是说，它(B)的正常存在恰是以隐在而在场的。B=隐在。一旦我们焦点式关注到它的存在时，往往是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比如，眼睛长时间看电脑时间，产生干涩和疼痛时，平时并不会被意识到的它突然会引起我的注意，于是，我赶紧开始做眼保护操和滴眼药水，让它再复归于隐在之中。肠胃通常处于健康状态的时候，我们不会留意它们的存在，可如果受凉闹肚子的时候，它们则会吵吵嚷嚷地引起我们的注意，吃药和休息后，它们才会归于我(A)构境意会(C)的隐在。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随时体验到的事情。

其次，波兰尼进一步提出，在我们(A)使用工具(B)的过程中，工具作为我们身体的替代性义肢，在我们的感性活动和意识活动中，同样是被附带地意会觉识的。当然，与我们直接的身体隐在相比，二者之间还是有差别。波兰尼认为，

诸如我们的衣服、眼镜、探针和工具等这些东西在使用中都像我们的身体那样起作用，而且还在这一点上和我们的身体非常类似：我们很少焦点地知道它们。实际上，每当我们附带地经验到一个外部对象时，我们都是以类似于我们感觉到我们身体的那种方式感觉到它。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附带成分都被内化到(interior)我们所居住的身体之中。就此而言，我们内居于(dwell in)所有被附带地经验到的东西之中。(17)同上，第160—161页。

工具(B)当然不是身体，不会处于完全的隐在中，但会安静地处于我们(A)的生活践行功能系统实现(C)中。比如，现在我(A)正写作波兰尼哲学论著，当电脑(B)正常运作时，无论是电脑的运作，还是系统中的word软件，都平静地处于我的大脑和思想活动外部持存的完整工具系统的操作之中，我的原创性的“观念生产”则意会式地(C)不断生成于这一信息化高速生产力之中。在一般正常的写作过程中，我的确不会焦点式地关注电脑或者软件的任何构件，所有软硬件工具在我的写作中发生功能作用，都是意会式的被附带觉识的。可是，如果无线键盘的电池没电了，在我输入五笔汉字时，屏幕没有任何反应，键盘也是在出问题中跳出平静的上手功能链，当我换上新电池时，它立即复归于平静。而我使用word文字处理软件写波兰尼一书时，如果它突然无法运作开始出现“程序异常”的提醒时，这软件就成为我焦虑的中心，特别是在我没有来及将写下的一大段文字存盘时，那一瞬间就急的都要哭了。应该说，讨论身体和工具的隐性意会存在，波兰尼恰恰是为了再次说明他的意会意义给予(sense-giving)理论，

意义的发生(meaning arises)或者是通过整合我们身体内部的线索，或者是通过整合身体外部的线索，所有从外部而知道的意义都是源自我们以看待自己身体的那种方式而附带地看待外部事物。我们可以被说成是“内化了这些事物(interiorise these things)”或者是“将我们自己投入到它们之中(to pour ourselves into them)”。正是通过内居于(dwelling in)它们，我们使得它们意指我们注意力所关注的东西。(18)同上，第161页。

在波兰尼看来，意会认知活动中意义的发生有两种途径：一是意会式地整合我们身体的内部线索，如眼睛看到一个有意义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感官直接经验的发生；二是意会式地整合外部工具的线索，如使用导盲杖觉知地面的障碍物，这是我们利用中介性工具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波兰尼似乎特别让我们关注外部事物被整合与我们内居于它们之中的意会关系。他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身体中的器官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因此具体体现它们以赋予它们以意义”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赋予外部事物以意义时，情况又不一样了。那个整合的过程将它们同化入我们的身体，并在这一意义上剥夺了它们作为外部对象的特征”(19)[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1页。。在前面的讨论，波兰尼同时提到工具和语言在我们的意会行为和言说中的作用，它们都失去简单的外部“它性”，成为我们身体或者思维的延伸，共同生成独特的场境存在。

在此，波兰尼例举了他那个时候的立体图片的例子：“起始我们有两个外部立体图像，这两个图像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两个独立的对象；但当我们将它们内化了时，这两个对象就消失在一个三维画面之中。”(20)同上，第161页。这里，以观看现在大家都十分熟悉的3D电影来加以说明。在现在的电影院里观看3D电影，我们(A)是通过3D眼镜(B)这一外部工具才“内化”了银幕上的双重画面，瞬间意会式地“看到”立体画面(C)。我自己在电影院中，曾经反复体验过波兰尼这一重要的意会认知例证，比如在看3D电影《阿凡达》(21)《阿凡达》(Avatar)是一部科幻电影，2009年12月16日以2D、3D、IMAX-3D三种制式在北美上映。时，电影中一个场景是潘多拉星球上独有的小精灵飞舞在淡蓝色的空间，此时，我可以不戴3D眼镜直观电影银幕，但只会看到一个重影而模糊的光亮图像。这时，我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不到正常的视觉图景塑形；当我再戴上3D眼镜时，空中飞舞的小精灵则是在一个有明显景深的立体空间中移动的立体物。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投射到银幕上的双重叠影，在通过3D眼镜时，被瞬间赋型突现成我视觉意会统觉中的立体图景。

其实，我倒以为，波兰尼此处所指认的意会认知的发生，只是已有意义的惯性复建过程，而不是意义的创造和原初给予本身。回到他的身体-工具意会意义论的现场：当我们意会地使用眼睛去看有意义的外部世界、用鼻子闻出不同的有意义的味道时，都不是在生产意义，而是复建一个已知的意义场构境。因为我的几个月大的小外孙女幸儿的眼睛和鼻子无法生产我们意会获得的意义场境，给她戴上3D眼镜也不会显现出立体图景。所以，粗心的波兰尼此处讲的“意义给予”(sense-giving)并不是真正的意义给予，而是已有意义的意会重识。

三、意义给予与意义阅读中的复杂意会连续层级

前面说过，波兰尼提出的意会认知三部体，也是他的意会意义连续层级的展开，即在意会认知的三部体中，“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其上的C，经常甚至比B——我们正是从B关注到C——更有意义”。可是，我们实际上遇到的意会认知过程更复杂，可能是多个意会三部体的叠加，即“三部体的三部体”(triad of triads)。以我的观点，这已经超出意会认知的构式，进入更复杂的认知构境活动之中。

在波兰尼看来，意会认知的连续层级是普遍存在的。首先，是意义给予中的意会连续体。他以一个作家的散文写作为例：“假设我们有一连串说出的声音，它们意指一个词；我们有一连串说出的词，它们意指一个有意义的符合语法规则的句子；此时，一系列这样的句子组成一篇有意义的散文。”(22)[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3页。不同于我刚刚界定的惯性意会重识，这里的作家写出的散文，的确是一个新的意义给予。作家写作散文的过程包含一系列意会三部体：第一层级是他所意会使用的语言塑形，第二是词语意会构式序起来的特殊词语，第三是不同词语组合发生的独特的散文意会构式。当然，这三个递进式的三部体之间是有构序关联的。比如，朱自清1925年写的《背影》，第一个层面是他意会使用的白话文语言，第二是“满院狼藉的东西”、“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等平实自然的意会情感句子，第三是只有儿子才能体知意会的那种对父亲的深深情怀。实际上，在朱自清那里，被波兰尼区分为三个不同意会三部体的过程是同一个写作活动，语言通过句子的话语功能，彰显出对父亲的深深情意。波兰尼说：“正写出一篇散文的某人A同时也在进行着一整套连续的整合(series of consecutive integrations)。他所控制的那个关于三部体的序列就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层级(hierarchy)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更低的层级相对于相邻的更高层级而言，是被附带觉知的。”(23)[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3页。这里出现的新观点是，高一级的三部体恰恰是意会地觉识下一等级的三部体，从波兰尼提出的三部体公式看，新情况可能为A-B[Aa-Bb(a-b-c)-Cc)]-C，其中，作为辅助觉识的B-Bb-bn是一个不断被细化的低层次意会活动，可以说，这是一个意会认知层级之间的再意会过程，可能是一个无限复杂构序的意会构境。

其次，这种意会认知的复杂连续层级，同样发生于重新面对文本的意义阅读(sense-reading)。这个意义阅读是广义的解释学构境。这正好是上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放置到读者视域的结果，朱自清写作《背影》有一系列意会三部体，而我们第一次在中学课本阅读到这篇《背影》时，在老师的带领下，同样会遭遇一系列三部体：一是意会式地读取散文中的字词，二是意会式地理解这些字词构成的独特句式，三是意会地复建散文的整体意境。如果说一点不同的感受，我在中学读《背影》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对优美文字的感觉意会，处于叛逆期的我是不可能达到这篇散文的第三层级意会的；可是当有一天，早已成年的我从南京赶到武汉家中，看到重病父亲的背影时，突然在泪水中想到朱自清的《背影》，但那已经不是文字意会构式，而对生命本身的深切体知构境了。

如果把写作和阅读这两个意会认知过程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更复杂的意会三部体不同层级的整合。为了进一步讨论写作和阅读这两个意会过程的关系，波兰尼又讨论了一个旅游故事的话语分析：

假设我们在一个我们以前从未游玩过的国家旅游。在某个上午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充满新的体验，我们在写给某个朋友的信中向他报告这些体验以使得这位朋友可以阅读到我们的信息并尽量理解我们的体验。这一序列涉及三大整合(three integrations)。一是对风景和实践的智力理解，二是对这一体验的文字描述的合成(composing)，三是为了重现这种被报告的体验而对那一文字描述进行解释。前两个是写信的那个人进行的，而第三个是另一个人也就是收信的那位朋友进行的。(24)同上，第163页。

波兰尼说，第一个是旅游者直接遭遇风景和感性经验塑形中的意会三部体，这主要是“认识上的”(cognitive)，“它的结构也就是我们在感知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那种结构”；第二个是旅游者写信中发生的意会三部体，它是“将第一个三部体的结果转化成词”，这是对新的感知活动的意义赋型；第三个是收信的朋友通过阅读信件，再次回到那种“认识类型的整合”，也就是将线索整合构序成有意义的间接体验。“第一个三部体更接近于是一种意义阅读，第二个更接近于是一种意义给予，而第三个又是一种意义阅读。”(25)同上，第164页。这是一个从意义阅读到意义给予，再到意义阅读的完整过程。

波兰尼让我们注意，“第一个三部体是通过对被觉知到的正作用于我们的感官的对象的整合而形成的”，这时，我们是在“阅读”自然景观的意义；第二个三部体是我们“整合被写出的词语的意义”，这是一个新的意义给予的赋型过程。他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所获得的感官体验，不能通过阅读信件而获得。我们可以说，前一种意义是被直接体验到的(immediately experienced)，而后一种只是存在于思想中(only present in thought)”(26)[英]波兰尼：《认知与存在》，第163页。。这是对的。波兰尼似乎特别强调这种不同层级三部体的差别。所以他又很具体地描述说，

那位赞赏某处风景的旅行者看到了一幅关于树、旷野、河流和山峰的特殊图像，他听到邻近的地方有教堂的钟声响起并且看到村民们走去参加礼拜。他的体验是由那些被词语“树”、“河流”、“山峰”、“教堂的钟”、“村民们”、“走”、“宗教礼拜”等所指示的类的特殊个例所组成的，但是当他报告他所赞赏的这个风景时，他的体验将会被这些一般性的词语所代表，这些一般性的词语不会传达他的感觉所见证的特殊个例。这些体验保留的是他的私人记忆，而他的报告向这一报告的读者传达的却只是一个关于作者的体验的概念。(27)同上，第168页。

波兰尼想告诉我们，这里意会认知的三部体还存在一些重要的不同。回到刚才那个旅游者的例子，当他看到感官统觉中遭遇风景时，总在附带觉识的各种词语赋型来具体体验为种感性经验的特殊性；可是，当他写信给朋友报告这一风景时，一般性词语已经脱离了感觉经验中的现场冲击力。所以，在第三个三部体中阅读信件的朋友那里，他的意义阅读当然也只能是间接的思想观念意会。

我觉得，这已经是发生在两个认知意会主体(A1、A2)的双重三部体连续系列了。为了说明波兰尼的这一重要意会理论进展，我再通过自己的感性经历具体解释这个更复杂的意会过程。比如，我第一次到广西的德天瀑布旅游，当我们坐船到瀑布正面的现场时，瞬间就被那个壮丽的自然景观震撼了，这是第一个意义阅读三部体。可这又由二个意会环节构序而成：一是我看到这一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意义给予的过程，它由一系列的视觉(直接看到瀑布的宏伟场面)、触觉(瀑布的水雾直接洒到身上)等感官塑形三部体意会整合。

第二，之所以震撼，是因为我附带意会着一些重要的参照线索。比如，那一个瞬间，我曾经看过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瀑布(Niagara Falls)的景象会立刻呈现，在意会的比较之后构式出无比惊叹的现场情感喷涌。这已经不仅是意会，而是高峰体验中的精神构境。这是我的直接体验，它只能由我这个A1遭遇到。当然，与波兰尼上述断言有一点区别的是，我可以通过大量现场的相片传递一部分视觉经验，但那种现场震撼感仍然是无法通达的。第二个三部体，即在后来我发在朋友圈的文字说明，已经是一种新的意义给予的表达。它不能传达直接的体验，而只是思想意义的传递。然后，我朋友圈的朋友(An)再发生一个同样复杂看图和文字解义等意义阅读的意会过程。这已是第三个意会三部体。在波兰尼那里，无论是意义给予还是意义阅读，都是意会认知的三部体。“所有的认识都是这两种中的一种：它要么是意会的，要么是根源于意会认识的。”(Allknowledgefallsintooneofthesetwoclasses:itiseithertacitorrootedintacitknowledge.)(28)同上，第174页。

其实，在这里，我突然想到波兰尼的意会论中的意义给予和意义阅读讨论，与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文本意义产生-读者接受阅读双重视域的可能性关联。也就是说，任何文本的生产都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给予的意会过程；同样，读者遭遇文本时，也会有一个意义阅读的意会过程。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