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 辉

无论是全身心地拥抱，还是全面地拒斥，现代性都以不可抗拒的方式向人们走来；它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好像天生就拥有超凡的变脸艺术，让人着迷、迷恋，又让人迷茫、迷惑；它把超越过往时代的价值呈现给人们，也把前所未有的难题和风险抛给人们，它越来越像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对于现代性，人们爱恨交加，既求之不得又挥之不去。对变化多端、神秘莫测的现代性的把握和领会有多种学科形式，如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的，等等。而哲学的把握方式是独特的，它用知性创制的范畴，借助哲学式的话语体系，见出现代性的内在逻辑，领悟其真实面目，呈现其哲学面孔。哲学作为一种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其本质是一种追问方式，而其所追问的是事物的“是其所是”，对事实的追问所见出的是事实逻辑，对应当的追问得出的是价值逻辑。这种追问又可分为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两种基本范式。系统论奠基在于为一个事实或现象的出现找到初始性根据，它是本体、始基，万物由其产生而又回归于它。生成论奠基旨在还原本体、始基展开自身为他物又复归于自己的原始发生过程。如事物或现象得以发生的根据不在人的活动，而在他物自身，那么它所体现的便是因果性；如若人是事物得以发生的根据，那么这就是原因性问题。哲学不只是一种追问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还是一种立场、态度和理想，它要通过一种考察“能够”和“应当”而指向一种目的之善或终极之善。这种善超越了个人的经验、体验和追求，达于类的诉求。可以说，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反思、批判与预设，更是对人类命运的关照。依照这样的规定，哲学之于当代生活世界的意义就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生活意义的反思、批判与预设。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所指出的：“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的精神的掌握的。”(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之所以不同于甚至优越于其他方式，在于它是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的有机统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2)同上，第25页。哲学以它特有的学科高度和问题深度把握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生活。

一、现代化-整体性高度

整体性是哲学把握当代生活世界的第一原则，更是把握和领会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所谓整体性是事物自身所体现出来的空间上的结构性和时间上的流动性，而现代化就是一个颇具整体性的社会运动过程。从空间结构看，现代化由动力、环境和手段三个要素构成；从时间维度看，它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演化的过程。对前者的沉思体现的是系统论奠基，对后者的把握体现的是生成论奠基。欲望的神圣激发构成现代化的动力，观念的革命、市场的开发、制度的设计、资源的配置都以激发人的欲求为目标，这就把人的权力欲、金钱欲和生殖欲激发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而被激发起来的欲望又立刻反身嵌入到生产、交换、交换和消费，从而构成一个与社会结构的双向互逆结构。然而，被激发起来的欲望常常超出自然的限制和人性的限度，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和难题都与欲望的神圣激发有必然联系。为实现这个被激发起来的欲望，人类找到一个据说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并快速消费财富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万能论和理性无限论曾一度支配着人们的观念。市场经济作为一套复杂的社会设置，从两个层面使人们的占有欲望和表达欲望再次地被激发起来。首先，现代生产逻辑确立，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它从根本上打破了自然经济场域下劳动与享用的直接对等性，简单的需要体系支配着简单的劳动过程，反之，简单的劳动过程又决定简单的享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4页注①。而现代生产逻辑使生产与消费之间发生时间上的间隔，首先必须为别人生产，最后才能为自己创造。其次，完成生产与消费之间隔的手段是交换。市场经济打破物物交换的简单逻辑，植入极为复杂的货币中介。如果说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为欲望的再次激发提供实体性的基础，那么现代货币和金融体系则为此提供符号-虚拟基础。货币作为一种符号系统是一种“能指”和“所指”的奇妙组合。作为一种符号，货币就是意味着。对这种“意味着”，人们无需专门的知识就可以很快地达成共识，即货币既意味着财富又意味着享用，积累货币、积累符号就是积累财富和符号。人们在观念上可以对可数的货币符号进行任意拆解和整合，既可以分解成小的消费，又可以整合成大宗的享用。更神奇的是，货币将人们带入一个任意想象的虚拟享用境地，而被想象出来的财富和享用又反身嵌入人们的现实竞争、争夺甚至掠夺的行动。而欲望、市场的迅速激发和快速扩张又依赖着快速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的迅速发展，又把人们置身于一个可视听的消费世界。最为令人喜忧参半的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既可能使人之过往的想象甚至幻相变成现实，也有可能使人走上不归之路，尤其是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借助基因图谱的绘制、基因链的改组，使对于人而言最宝贵的财富——人类基因变得面目全非而不可复制。现代化运动是复杂的过程，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复杂的。用过往的线性思维、段落思考和面相认识是无法认知和把握这个多面孔的现代化过程的。哲学意义上的整体性既是一种学科意义的高度，又是问题思考的深度，它所要求于人们的是整全的知识体系和全面的判断能力。

通过资本的运行逻辑，民族与国家的地理边界被打破，极具地方性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文化的藩篱被拆除，余下的事情就是要几乎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在全球化这个罗盘上统一运转。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以及快速发展的现代传播系统，将古老的时空观改造成现代式主观时空。在物理空间框架下，就人类所能够居住的地球而言，空间距离依旧如往日那样长短，但时间的缩短使得空间被严重压缩。人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空前的依赖性，即便是一个地方性的事件，也很快在强大媒体的推动下成为全球性新闻。经济链条的世界化，使每个国家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要依赖国际市场。基于普遍依赖关系的整体性，突出表现为正向与反向两种性质。所谓正向的整体性是指由于在国际化市场中，通过一种被共同认可的交易规则，每个交易者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等价交换获取收益，因为离开国家化舞台很难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所谓反向的整体性是指在全球化过程中，先发国家利用其军事、资本、科技优势垄断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当这些领域的游戏规则于他们有利时，就大力地推广、宣传、维护；当这些规则也使那些发展中国家受益且日益强大，他们就修改规则或退出原有的规则体系，奉行所谓的优先战略。自现代化运动肇始之日起，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就始终交织着推动现代化、进入现代化和阻止现代化、逆全球化的博弈甚至斗争。以此观之，用哲学意义的整体性概念分析和论证现代化运动，必须坚持创价与代价两种判断标准，引入全球正义的思考立场。作为整体概念的现代化运动，其共时性和历史性的结构，充分地表现在现代性的复杂性问题上。如果把现代化视作根据和前提，那么现代社会及其根本属性-现代性则是现代化运动所取得的业绩。

二、现代性-复杂性程度

起始于现代生产逻辑而发生的现代化运动，直接构造了一个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的展开过程又衍生出不同于前现代而为现代所特有的属性，这就是现代性。现代性呈现出及其明显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内部结构上是复杂的，而且呈现方式也是多样的、矛盾的、冲突的、纠结的。首先，在三重关系上具有新的形态和性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三重关系结构，但在不同历史场域下，三重关系的构造方式及其状态是不同的，甚至相去甚远。现代化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沿着向外和向内两条路线展开这种“革命性”的改造过程。所谓向外的路线便是人们用日益发展和成熟的科学技术向身外的自然进行持续探索、发掘和开掘。在认识上，人们要使世界图像化，将感性世界整合到知性世界，借以体现世界的被给予性，最终实现“人为自然立法”。在行动上，试图将自然改造成人所希望的样子，不再顾及自然的先在性，不再倾听自然的声音，一切都要基于我、听于我、为了我。在向内的道路上，人也运用各种技术开始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借以实现人的所谓身体之善和种群延续。要么通过改变基因结构延年益寿、强化种族优势；要么改变面容提升颜值，将身体视作任意改造的客体。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人们用禁欲的方式抑制身体，那么在现代社会则是用纵欲的手法开发身体。于是，在对待自然的关系上，不仅相互作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复杂的，而且其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是复杂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建立起“物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马克思对基于商品生产和交换基础的普遍交换及其后果，用辩护与批判相统一的立场加以论述。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还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现代性就像一块银币的两面，创价与代价相伴而生、相向而行。这种悖论现象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集中于观念、关系和行动。在观念上，一种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充斥在许多领域，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拜物教产生形而上学怪诞，人与物的关系变成头脚倒立，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人与人缺少信任、同情和扶持，充满计算、算计和狡计。一种不顾正当性基础的任性表现于生活的许多领域。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使人和人之间丧失本体性安全。在关系上，变动性与风险性使得人们之间的信任和扶持变得飘忽不定；一种出于善良意志的公共道德行为常常被人误解和曲解，虚假道德和真实道德没有了清晰的边界。在心理和精神活动中，心灵失序导致人们在情绪与情感上的两种极端，即激情与冷漠并存。人们愈来愈缺少过去那种承认、认同、宽容，而是充满抱怨、埋怨、怨恨甚至仇恨，羡慕、尊重被嫉妒和仇恨所替代。在社会活动中，权力、地位、身份、机会愈来愈垄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资本常常被捆绑在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之中，而被积累起来的资本又成为既得利益，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勾连在一起，成为一个相当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虽没有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资本化、资本自由化这种普遍现象，但劳动的本体地位已被消解到社会边缘，人们只关注劳动的结果，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不能反观、证明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微薄的劳动报酬。在价值与意义的关系上，人们创造了使人幸福的前提却没有创造幸福本身，似乎陷入一种快乐悖论和认同悖论之中，越追求快乐越求之不得，越想得到他者的认同和肯定就越得不到。异质意志和选择意志并没有使人培养起公共意志，更没有培养出对公共善的追求，形成一种既作为善良意志又作为公共理性的实践理性能力。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我作为最为初始的根本，在三个层面被确立为根本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主体。在存在论上，我直接感受到的是我的存在，我无时不在、无时不有地感受到我的需要、欲望，没有人能像我自己这样体验到我的喜、怒、哀、乐；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特长，我有别人不具有的优点。在价值论上，我觉得只有我自己才是最值得存在的人，我是最有意义的存在者。这种目中无人、旁若无人的认知、态度和趋向，常常使人任性、随性而为。

复杂性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识，所表述的是一种客观事实，可从多个角度加以描述；同时，其所表达的也是一种价值立场，即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判断和心理取向。当这些客观事实和价值事实被重新厘定之后，所能呈现出的就是现代性之复杂性表征的根本要义，即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造成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有两种，即自然的和人为的。现代化、现代社会和现代性充分证明了，市场万能论和理性无限论是靠不住的承诺，正如康德所说，面向其初始原因不在人这里而在自然那里的客观世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但由人的行动而构成的实践领域，人的理性是可以自主的。人应该成为立法者，也必须成为守法者。欲望的神圣激发，权力欲、金钱欲和生殖欲的膨胀，使人们愈来愈不顾及事物自身的“是其所是”，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时隐时现、若即若离。如何回归天道、人道和心性之道，是提升确定性和防范风险的根本道路。

三、世界性：流动性广度

在时空意义上，现代性的外部形式便是世界化、全球化。在全球化道路上，并非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是自愿的、平等的。依照主动性和被动性、平等和不平等的程度，可把一些民族和国家视作现代化的上游国家，而其他视为中下游国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描述了世界化的原始发生过程，首先是从欧洲发展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神奇功效在于它可以通过资本的运行逻辑打破传统的地理边界和文化屏障，将“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的资本渗透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而作为现代化上游的先发国家，主要是英美两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要么通过非人道的侵略、掠夺、战争，攫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资源，或通过形式的平等而实质上不平等的贸易而获取贸易优势。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交往中，他们几乎垄断了处理国际事务所遵循的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并通过军事、资本、科技的力量，将自己风行的价值观推行到世界各地，通过经济控制、军事威胁、政治控制和文化殖民，使世界化沿着极不平等的道路前行。从积极方面看，通过资本的逻辑，将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推进到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为形成利益共同体创造了条件。但在资本逻辑替代政治逻辑的全球治理中，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日益强大的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深感其长久以来的垄断地位受到威胁，于是一种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甚嚣尘上。国家主义、单边主义、优先政策使得日益发展的全球化、世界化陷入原有秩序的解构和新秩序的茫然。如果说在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扩张的岁月里，一种的资本主义观念支配个人的观念和国家的政策，那么进入21世纪初，一种新型的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己主义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精英和国家治理。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似乎出现多样化的、可融合的全球化的曙光，但现在这种曙光似又若隐若现。于是，如何在世界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构建一个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整个世界的事情。

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全球化使得流动性变得极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资源、人员、价值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其所造成的风险、冲突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整体性与复杂性也在不断加强的流动性中日益凸显出来。

首先，现代性形态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如果不是仅以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作为考察对象，而是将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加以分析和论证，那么在历时性形态上，现代性有先后出现的三种样式：初创-片面的现代性、自反-冲突的现代性、重构-平等的现代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所谓原始积累”部分指出：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5)[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23页。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6)同上，第825页。

这便是初创-片面的现代性。所谓初创是“原始积累”之意，“原始资本的积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都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掠夺”的性质。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农民、山民、牧民、手工业者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继而失去了生活资料，他们不得不涌向城市，充当廉价劳动力。不仅如此，资本的运行逻辑也借着军事、宗教、政治的形式越过本土开向其他民族和国家，掠夺他国的人口和资源。尽管资本主义取得历史合理性的形式，却以严重的世俗不合理为代价，人类追求平等的愿望常常通过实质性的不平等向前推进。在资本主义由肇始经过扩展再到世界化，其间充满各种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在某种意义上说，先发国家是以不发达甚至落后国家的停滞甚至衰退、种族灭绝为代价的。20世纪70年代末，一些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先后进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变革，在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假如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化。虽然上游国家和中下游国家之间在形式平等的规则之下实现不平等的交换，如先发国家向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输出的资本、技术和规则，攫取稀缺资源、劳动力和产品，把用于开发和生产产品的“废物”留在生产国，但后者也获得快速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条件和机会。总的来说，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全球化，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也出现共同治理的趋势，尽管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试图在所有国际事务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得优先发展权，但也要充分顾及追赶型国家的国家话语权和经济地位，因为逐渐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每个意欲发展自身的国家和地区所不可或缺的国际环境和条件。日益发展和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经济、科技、人才实力也快速壮大。这使先发国家愈益感到压力，不仅是经济、人才和科技方面的压力，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危机感。于是，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运动导致自反性效应，即由自己主导的现代化日益生发出反对自己的力量，为消除这种压力，便开始公开解构自己建构的各种游戏规则，以保持自己原有的军事、经济、科技特别是心理优势，这就把现代化运动引向自反性状态，这就是自反性-冲突的现代性。这充分证明现代性并非铁板一块、一种模式，而是不断变动的。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并非是一种消极现象，而是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中相互竞争、博弈的开始，是一种求得动态平衡的趋向。早在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在和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预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交往行式之矛盾的充分展开，一种世界性的“联合体”就可能产生，虽然这种产生是在充满矛盾、不平等的情形之下发生的。

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需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539页。

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这种发展必然造成基于普遍交换的广泛交往，形成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而生产者只有作为经验上的普遍存在，才能获得普遍性；若此，“没有财产的”的存在者就会成为世界性的，而生产的社会性与产品私人占有的矛盾就会成为世界性的矛盾，这就有可能使不同民族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推翻私有制而建构一个世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一种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整体性平等的现实运动。

此外，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8)同上，第539页。

马克思在175年前即已推断出世界历史交往的形成及由此产生的哲学人类学后果，所不同的只是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普遍交换和交往的出现，并未形成普遍的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存在，也没有出现联合起来的世界性的无产阶级。但这绝不能说马克思的观点是不合历史逻辑的，相反，马克思在1846年所预测的基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所必然造成的世界历史交往的曙光已初现，而建立在各民族充分发展上的全人类的共同生产力、共同财富及普遍的世界交往，将成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实际前提。为实现这目标，就必须解决劳动者的产品为劳动者所有的问题。或许这样的历史状态尚未出现，实际出现的是以国家为基本单元所进行的世界化或全球化。为实现人类正义，就必须解构在初创-片面现代性状态下的不对称、不平等的状况。追赶型国家在自知、自愿基础上，自觉进行社会变革，积极投身于全球化运动，逐渐融入全球化进程，也有足够自信参与甚至决定一些解决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相对确切地说，真正的全球化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这并非是一个断代史意义的判断，而是一种价值判断。首先，后发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性质不同于此前的过程。此前是被先发国家在军事、经济、科技的强制下被动进入的，而始自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是在自愿、自知、自觉的基础上主动融入的。其次，在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化进程中，尽管先发国家利用其各种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政治支配和文化殖民，但大规模的、持续的、野蛮的军事掠夺并非出现，这就为后发国家通过持续的社会变革而逐渐确立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创造了条件。然而，由先发国家制定的各种游戏规则在保证其优势地位的同时，也逐渐壮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链条中的比例和地位，也强化了后者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话语权，这就逐渐威胁到先发国家的优势地位和优势心理，军事、经济、科技安全出现危机，更深重的则是文化安全，可称之为本体性安全危机。我们称这种情形为“自反-冲突性的现代性”。这一命名完全是针对先发国家而言的：其一，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使自己发展的同时也使其他国家壮大起来，继而发展出不利于甚至反对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及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如民主、平等、自由，它们把这些价值确立为普世价值，但仅对自己有效。其二，在行动上，不断修改甚至退出自己曾制定的游戏规则，以阻止对它们所谓不利的全球化，即拟全球化或反全球化。自反-冲突性的现代性是流动的现代性中的一个特定状态，是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先发国家面对“风起云涌”的后发国家的壮大所采取的应对行动。这种应对行动所映现的本质是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进行不断博弈的过程，优先思维、单边战略都不利于构建利益、安全、生存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零和博弈是不可持续的，只有相互让步、谋划共赢，才会构建高级形态的现代性：重构-平等的现代性。那么，“重构-平等的现代性”如何可能？

四、超越现代性：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

在顺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此消彼长的浪潮中，中国具有特定的场域和特殊的使命。首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借鉴先发国家在推动现代化、构造现代社会、彰显现代性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及失败教训。倚重军事威胁、通过政治强制、借助文化殖民强行使他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永远不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里，从不缺少支撑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文化基因。“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伦理精神；“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知止则行止、知足者则富的道家无为精神，均可视为救治现代性弊端的良药。如若把儒家的和谐精神和道家的自治精神扩展到全球治理，必开显出当代中国的精神体系。其次，超越现代性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话语。在超越现代性的道路上，当代中国智慧充分体现在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三个层面。在百近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自己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从目的之善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视作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人民主体论”是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理念。在方法论意义上，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文明既是目标又是过程，实现五大文明的协同进步，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旨归。在创制理性上，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超强的自我纠偏、自我反思、自我完善的能力。在每次重大转折和重大历史时刻，都能矫正和完善自己的政治路线，找到更好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模式。这充分体现在国家根本制度、主要制度和相关制度的修正和完善行为中。在某种意义上，制度也是第一生产力。在实践理性上，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建立起一个严格的自我约束体系，将个人利益、个人快乐置于人民富足、幸福之后，体现了“先忧后乐”的人民公仆精神。

在当下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更先进的理念体系和治理模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已经不限于本民族和国家的适用范围，而是扩展到全球治理。超越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世界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被平等对待。建基于差别之上的共同进步、共同完善才是类的共同诉求；文化上的差异不是为矛盾和冲突提供借口，而是为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创造条件，文化多样性才是后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在具体的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实践智慧上，中国走出一条实现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有机统一的道路，可称之为中国智慧、中国道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来源》中，根据广泛性、深入性、权威性和弥散性，把社会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它们既是权力的来源，也是权力的类型，即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9)[英]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其中，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被广泛运用的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若仅仅用政治逻辑进行治理，就极有可能抑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共同贫穷，因为单一的政治逻辑会导致权力被滥用。如若仅仅使用资本逻辑，就极有可能将计算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推进到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出现个人利己主义、集团利己主义和国家利益，牺牲社会公共利益，将公共善变成个人和集团获取政治资本的手段。事实证明，单一的等价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是有边界的。

在充满差别、矛盾和冲突的国际关系中，中国构建了一个以资本运行逻辑为基础、以政治运行逻辑为轴心、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原则的综合治理模式。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行逻辑中，使任何一个成员得其所得，才称得上是平等、正义、公平的国际经济活动。然而，市场的自治能力是有限度的，它会为个人、集团、国家的利益而损害人类的共同利益，资本自身无法调节由其单独运行所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因此必须超越资本逻辑的狭隘视界，将人类的共同利益纳入国际关系的治理中，一种真正的全球化、世界化才会出现。中国正在努力地将自己价值观念和实践智慧，适时、适度地运用到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中。

在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中国表现了现代化-整体性高度、现代性-复杂性程度和世界性-流动性广度有机统一的哲学思维。整体性思维着眼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只有类的利益得到保障，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能实现。整体性思维在周易文化、道家哲学中都有深厚思想基础。复杂性思维体现的是差别、矛盾、冲突意识。我们无意制造矛盾，而是正视和重视矛盾。只有正确处理矛盾，实现对立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过度，才能求得发展；相反，把矛盾发展到极端形态，就必然发生冲突，即以一方的利益消灭另一方的利益。任性是自由的敌人，只有尊重他者、利于他者，才能利于自己、发展自己。自由就是担负责任，“责任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产生的行为必要性”。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最高观念中，在其哲学体系中，没有对天人之道、人伦之道和心性之道的追问和追寻，没有关于“道”和“逻各斯”的理论体系，而只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乃是片面的、危险的。流动性思维是变易思维，变易既有空间上的又有时间上的，当共时性与历时性交织在一起时，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才会确立起来。一个观念、一种制度只具有相对的正确性和相容性，但历史场域发生了根本改变，曾经的观念和制度就耗尽了其可能性空间，于是，构建新观念、创制新制度势在必行。在三种思维即理论理性和创制理性支配下，中国智慧和中国话语就表现在将三种逻辑应用于全球治理、国家建设，这就是资本逻辑、政治逻辑和文化逻辑。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寻找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就是中国对人类经济的贡献；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提供体现正义和平等原则的制度基础，就是中国对人类的政治贡献；生成一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最高目标，以让自己的国民富裕、过整体性的好生活为根本目标的理念，就是中国对人类的精神贡献。

现代化、现代社会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哲学性质的，对具有哲学性质的对象就必须用哲学的方式予以反思、批判和建构；现代性的两面性或多面性，决定了人类必须用整体性、复杂性和变动性思维加以把握和解决。这就是“现代性的哲学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