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洪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集中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对我们的哲学而言，这种反思不仅应当面对现实，而且需要朝向自身，它们是两个同样重要的向度。黑格尔甚至认为，思想以自身为对象思考是其最优秀的活动。把70年历程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展开实事求是的检视，清理进展与偏颇，省思经验与教训，汲取思想和勇气，确立合理的价值取向，发现通达未来的道路，进而睿智而坚毅地前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下关键任务。在这种自觉努力中，我们的哲学将迎来本质的发展和光明的前景。

一、70年来的主要进展

新中国成立的70年，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即“好”起来的发展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中国化和现代化的探索过程，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活实践中构建和运用的提升过程。在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哲学实现了总体性的跃升，表现为许多引人注目的进展，可以从理论、学术和现实三个向度加以梳理。

基础理论的建构与新理论领域的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努力，首先表现为形成对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理解——中国化的“教科书理解模式”。只有以历史的眼光评价这一模式，才能合理看待它。应该说，这种理解模式发挥了显著的历史作用。学者们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出发，系统性地概括和提炼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推动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快速的时代化特别是中国化和大众化。当然，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清楚地显露出来，甚至具有根本性。改革开放后，除了对“教科书理解模式”众多或大或小的改进外，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逻辑批判、政治哲学等以中国语言表达的理解范式相继提出，更是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域，丰富了思想内容，革新了思维方法，促成了新的进展。探索进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已成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与行动。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理论努力还体现为对许多新的理论领域和理论问题的开拓与求索。诸多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快速推进，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靓丽风景。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继续研究之外，实践观、价值论、文化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生存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发展哲学和管理哲学等也快速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过往抽象理论深入到当代具体理论，开拓出大量当前和未来拥有光明前途的生长点与创新点。有理由认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的研究视野与领域最为宽广、全面。

历史的总体梳理与文本的深度解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对自身历史的多维梳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总体过程与阶段性特征的宏观梳理，还是对关键派别与代表人物的微观爬梳，都清晰展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历史意识”。学者们不但积极阐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核心人物的思想，引介苏东马克思主义关键人物的学说，特别是引进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乃至反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还触及越来越多处于以往视野之外的有价值的人物与观点。这些日渐丰富和深化的学术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启迪。事实上，纵然是错误或敌对的观点，也能为我们的哲学发展敞开新的条件与契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地对待它们。虽然有过失误与挫折，曾过于激烈和套路化地批判了诸多“错误”思想，但我们还是逐步走上正确道路，对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采取了日益公允的态度。

准确把握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史，建基于对思想的准确把握，势必要求对于经典文献的深入研考和解读。随着研究的推进，扎实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深层“耕犁”诸多文献和文本，成为决心深度探索马克思复杂思想世界及其变迁的学者的“标配”。先是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哲学文本展开细致入微的读解和诠释，进而从哲学视域深入解读与阐释各“组成部分”或“学科”的文献，将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统一起来，让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成为“一整块钢”。马克思是“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型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力求成为这样的思想者。卢卡奇曾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作为总体的社会发展的科学。从整体性角度看，卢卡奇这一显得十分极端的判断也非毫无道理。当前从哲学向度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和诠释，敞开了新的广阔的思想空间，蕴含着重要的创新可能。理论的创造永远必须以对文本与思想的精心研究和理解为条件。这种“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工作，构成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与范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发展的稳固地平。在合理范围内，它只能被加强，不能被削弱，更不能被放弃。

对现实的科学反思与有效引领。在大部分时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较为自觉地面向现实，致力于探索民族与人类的实际问题，积极反思和引领所面对的历史时代，阐发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理念与主张，实际推动了中华民族以至人类世界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就有这方面的自觉意识与积极作为，并且取得一定收获，尽管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没有通达很高境界。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发展大体合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反思和引领变得更为科学，也更加有效。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看似平常却蕴藏无穷力量的观点，吹响了改革开放伟大觉醒的洪亮号角。

对异化、人道主义、主体性、文化和人文精神等众多围绕人及其“文化”展开的问题的热烈讨论，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推动人的自醒与自立，为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增添动力。从哲学层面关于现代化的思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宏观理论的支撑与引导。长期凝练形成的以人为本理念，打造了科学发展的内在灵魂。当前着力探讨的公共性哲学与共同体理念，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锻造了思想精髓。可以说，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历史时期，我们的哲学面向现实的关键问题作出许多有效的探索与解答，奉献大量有益的思想理念，深层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智慧地对现实加以反思和引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意义的作为，也是值得未来持续强化的研究进路。

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展也是整个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文化内在的生成与发展。和自卑与自负不同，真正的自信总是以实事求是的对象认识和自我检讨为前提。对这些进展的梳理，不是为了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情势、继续深化，即以“从后思索”的方式洞察我们走过的道路，避开前方可能的迷途弯路，在光明大道上持续阔步前行。除理论、学术和现实外，还可从另一种视角出发总结概括，以更全面深入地呈现“我们的哲学发展”。

思想与方法的推进。择其要者，在实践观上，重新确立实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地位，开拓性地考察创新实践、交往实践、虚拟实践等新的实践形式，还提出实践批判理论，强调对实践本身局限性的反思与批判，破除将实践视为绝对合理的流行观念。在认识论上，强调认识的社会历史性与实践基础，统一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受动性与能动性，揭示建构在认识中的重要地位，形成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体系，并开创出富含活力的社会认识论。在价值论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维度，彰显人的主体性与内在尺度，实现真理和价值两大向度的统一。还探讨价值领域中的关键理论问题，厘定科学的价值立场与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提供理论支撑。在历史观上，系统深入地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澄明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统一，索解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机制与趋势)和特殊性(具体道路与方式)，界分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阐释“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异同，结合新历史条件论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与复杂性。在人的哲学上，分析人的存在、本质、关系、需要、利益、能力、素质、主体性、自由、个性和发展等重要课题，推进对现实的人的哲学理解，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体系。

方法的变革。70年来，我们始终秉持辩证法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注重事物的运动变化及其否定性、矛盾性与历史性，发掘辩证法的新唯物主义基础、实践根基和生存论意蕴，并自觉以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现实与理论问题。我们也积极吸收自然科学或综合科学的普遍性方法，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以及后来的复杂性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这些努力锻造出更加锐利的方法论武器，也让我们生成更高程度的方法论自觉。

视野与范式的转换。在思想和方法推进的背后，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范式的优化。得益于视野与范式的转换，哲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从可能成为现实。

视野的拓展。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东欧学者的代表性论著外，我们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重视不足，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未能有效涉及。改革开放让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视野得到极大扩展。在始终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同时，我们大力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至整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成果的考察与借鉴，还密切注意和积极吸纳自然科学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新思想、新进展。研究者们不但将眼光投向更宽广的理论领域，而且投向更广阔的现实领域。不只是中国的现实，而且是世界的现实；不单是当下的现实，而且有过往的现实。我们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国际关系等重要方面的最新状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灿烂文明成果都纳入自己的视野中博采众长，既促进思想的发展，也生成更厚重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范式的变换。我们的研究实现向学术性和综合性的有益转化。70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得到很大提升，从学术不足变为学术夯实。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学术性的迅猛发展，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泉涌与理论构建成为可期愿景。我们还初步改变“分而研之”“各自为战”的研究路向，强化综合研究，实现“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由“纯哲学”研究转换为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一体化研究，恢复马克思主义“一整块钢”的理论本性。所有这些努力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丰厚的学术、思想和现实资源，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孕育了繁荣兴盛的可能。

立场、观念、思维与境界的革新。随着理论进展的显明，更具前提性与深刻性的理念层次的变革也逐步显露出来。表层理论的推进很大程度上源于深层理念的革新。它们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持久发展提供了保障。

立场的改进。在总体立场不变的前提下，一些重要理论立场发生更新与优化。得益于视野的拓展，我们改变了过去以“科学之科学”姿态居高临下地“指导”其它理论与学科的做法，转而同它们互学互鉴、相得益彰。还从简单批判所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简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变为以真正辩证的眼光和态度对待各种理论，批判地借鉴和吸收所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益果实。

观念的变革。回首70年，我们的许多深层研究观念，如哲学观、价值取向和研究理路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嬗变。在哲学观上，从认知型哲学观转向实践型和生存型哲学观，逐步放弃以黑格尔式普遍真理为最高目标的传统，代之以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性的实践与生存；在价值取向上，不再过度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四海皆准、超越时代的科学性、优越性与非条件性，而是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在研究理路上，从普遍主义转变为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从永恒主义转变为恒久与历史相结合，从抽象主义转变为抽象与具体相结合。

思维的革新。在总体思维模式上，从理论哲学思维转变为实践哲学思维，从非对象性的理性思辨过渡为由目的与观念引导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在具体思维方式上，从传统实体性思维转换为现代关系性思维、活动性思维和生成性思维，不再以某种特定的实体视角，而是从相互关系、能动活动与运动过程等更深刻的角度理解和说明现实的生活世界。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更深入地理解辩证法及其精髓，并在实践上真正践行之。譬如，从过于偏激的二元对峙转换为更加合理的执两用中。温和与包容表现出的并非软弱，而是真正的强盛与自信。

境界的升华。这是最为深层和不易察觉的进步。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生成若干哲学的品格与精神，始终自觉地秉承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品质，不仅深刻地怀疑和反思对象的不合理性，而且真诚地批判和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我们变得更加自立、自主和自信，生发出摆脱“学徒”困境、成为真正“学人”的意识与行动。同整个国家的发展趋向一致，不再只是消极被动地追赶他人脚步，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乃至引导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哲学创新，中国引领。”

二、当前的严重偏颇

真正的哲学总是在深切批判和超越自身中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需要自我革命，作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如此。优点和缺点时常相互转换并同时呈现。现实中某个向度的强化往往意味着相反向度的弱化，这并非只要提及辩证法就能克服。梳理进展当然有助于提振信心、强化自信，但对于我们的哲学来说，更关键的是揭示当前的偏向，进而探索超越之路。这能够更直接和有力地促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阐释驱逐创造。相对而言，21世纪之前，我们的哲学更重视“论”，较欠缺“史”；21世纪之后，人们变得过多地热衷“史”，较为忽视“论”。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学者首次以自己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达。不过，由于没有足够坚实的学术基础，这种创造的水准没有也不可能达至很高的高度。因而，学者们逐步认识到并尝试提升学术性。必须强调，这是很有必要和意义的。然而，矫枉难免过正。学术阐释构成当前主导研究方式，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思想创造处于边缘地带，并没有真正得到重视，说轻视也不为过。然而，在这个急剧变革、加速前行的时代，新问题包括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层出不穷，更需要的是有助于解答新问题的创造性哲学研究。日益发展的新时代中国，迫切需要以理论与实践的方式分析和解决不断凸显出来的现实课题，索解时代“主题”与恒久课题、民族“主题”与人类课题，揭示“中国逻辑”与“世界逻辑”，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必须郑重提出，思想创造至少具有和学术阐释同等的重要性，其意义应该被更加真实而深刻地领会，值得比当下远为充分地重视和切实地展开。

借鉴抑制自创。对于前人(特别是经典作家)，当下是阐释有余、创造不足；对于他人(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是借鉴有余、自创不足。借鉴是后来者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方式，是发展的必经阶段。通过借鉴，后来者能降低走弯路的可能与程度，实现更快更好的提升，甚至可能由于站在巨人肩膀上而通达更高境界。但关键是具有强烈主体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合理借鉴。改革开放前，我们主要借鉴苏联东欧；改革开放后，又主要借鉴西方。虽从中汲取大量养分，但至今更多只是借鉴他人的思想与研究，没有足够自主性创造，尚未进入“学人状态”。在某国际会议上，一位中国学者论文考察的是某位外国学者的思想。令人尴尬的是，这位学者也参会。这不能不令力求创造的中国学人汗颜。或许国外大咖也会感到遗憾，更期待我们拿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变成纯粹模仿的借鉴，不可能走出“学徒状态”，更不可能成为“学长”以至“学师”，甚至可能沦为邯郸学步。我们不能长时间满足于当思想的“搬运工”，必须同时做思想的“创造者”。借鉴必须同自创有机结合起来。能够看清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研究之优劣，从而更高水准地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后发优势。当借鉴达到一定程度，就需逐步加强自创的分量。只有在借鉴基础上超越，达至更高研究水平，创生具有更高水准、代表人类未来的思想，我们的哲学才算充分发挥出后发优势。“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1)[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 202页。哲学正是黑格尔所说的这种最优秀的东西。在充分吸收世界哲学研究先进经验与积极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着力发挥自己的优长与特色，以公共性方式参与和推进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乃至人类的整个哲学事业。

观念重于现实。现实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维和优越之处。按照青年卢卡奇的说法，没有改变现实就意味着理论丧失了革命性。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不改变现实就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然而，即使在我们这种以改变现实为根本任务的哲学中，观念有余、现实不足甚至以观念代替现实的不合理倾向也愈渐布展开来。现实和现实史常常被或主动或被动地置换为观念和观念史，仿佛研究了观念及其历史就把握了现实及其历史。尽管也时常有“回归现实”的呼声，但许多研究非但没有赶上现实，反而愈加远离现实、走向观念。当然，有些研究者也渴望切中和变革现实，不过由于诸多主客观困难，无法有效地深入和改变现实，于是便退却至观念。“理论生产和物质生产一样，也丧失了自己的确定性，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纹心结构’的方式退向一种无法找到的现实。”(2)[法]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7页。

通过转向学术研究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与尊严，这种愿望可以理解。“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当然不是说，让学者们退回书斋闭关自守。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自由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3)阎孟伟：《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9期。一些主治学术阐释的学者也积极尝试以学术的方式关注现实。但学术阐释距离现实更远，无法直接而充分地切中和引领现实。不改变现实的哲学决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连黑格尔哲学都有深厚的历史感亦即现实感，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的哲学必须怀有比其他哲学更强烈的现实意识和更深厚的现实感。以思想理论的方式反思和引领现实，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主要方式。

反思强于引领。毫无疑问，黄昏起飞的密纳发猫头鹰和黎明报晓的高卢雄鸡，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有形象。然而，我们的哲学当前更多表现出的是前者而非后者。反思是哲学的基本“生命活动”，但引领同样重要性。以思想引领时代，这是哲学的应然担当，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固有品质。不但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应更积极地成为普罗米修斯之火。在新时代，自觉承担引领时代的使命，让现实在哲学理性之光照耀下更坚定而稳健地行进，我们的哲学责无旁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靠智慧指引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在洞察现时代的本性与逻辑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能力引领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自信。

批判盖过建设。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健全的批判机制，从而离不开哲学及其批判力。马克思曾强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不过，缺失建设的批判无法真正解决现实问题。当下的研究明显存在建设性不足的缺憾。例如，人们激烈地批判资本及其逻辑，但对如何实际地驾驭和超越资本及其逻辑，始终欠缺内容充实和有足够说服力的理论解析。批判性的过度强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建设性的弱化。当我们致力于批判时，建设往往落在重心乃至视野之外。没有建设的批判同缺失批判的建设一样乏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必须具备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具有强大的建设性以至创造性；不仅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且从中建设和创造新世界。我们的哲学不仅应成为“批判家”啄木鸟，还须成为“建筑师”园丁鸟。建设是21世纪中国的主旋律，也应成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座右铭。

认知背离生存。如何理解哲学的本性与功能，尤其是如何看待认知和生存的关系，是研究者始终面对的重大前提问题，它甚至具有哲学观分野的意义。不同的回答形成两类异质的哲学：认知型哲学与生存型哲学。前者把求知看作第一要务，后者将生存视为根本任务。原生态马克思主义更是自觉超越认知型哲学，展示出强烈的生存论诉求，秉持生存-实践型哲学观，同许多现当代哲学一道推动哲学从认知型向生存型转换。然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忘却乃至放弃自己的“生存型”传统，倒退回认知型哲学观：获取关于世界万物、本质规律、核心价值和理想秩序等普遍真理构成哲学的主要目标。的确，敞开和生成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是哲学重要环节。但它既非最初环节，亦非最后环节，更非首要环节，只有改善人之生存、实现进而提升人的良性生存才是！真理服务于人之良性生存或美好生活，服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西克说得不错，“人最初不是作为一个抽象的认知主体，一个思辨地对待现实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作为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作为……实现自己目的和利益的历史性个体而直接接触现实”(4)[捷]卡莱尔·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不应把生存的人之哲学认知变成认知哲学。

表象替代实质。我们的哲学目前更多停留于对表象的追求，对实质的向往与实现明显不足，致使表象富有而实质贫困。“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涵和表征的高贵人性隐而不显，乃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物性。

枝节盛过根本。我们把很大精力耗费在许多细枝末节的问题，无暇、无意顾及诸多根本性问题。一些整体性、关键性和前提性问题的探讨至今无法令人满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围绕当代中国和人类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展开研究，以思想理论方式解答“时代之问”与“历史之问”、“民族之问”与“人类之问”。当代中国的“总问题”或“总目标”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和谐生长。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哲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为上述三大共同体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术否弃道。道本术末，不能本末倒置。当前，哲学之术凸显，哲学之道隐遁。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人类社会，丧失哲学之道的哲学之术都是可怕的，正如武术丢弃武术精神一般。失去内在的道，辩证法就沦为诡辩论，哲学家也堕成智者。当年，辩证法摇身为变戏法，极端的“斗争哲学”与“同一哲学”皆可成真理。而今，“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等仍然流行的话语与思维，看似辩证实则欠缺说服力，正是由于缺失了实事求是的内核，成为预先设定的前提和无条件套用的公式。背离哲学之道的术不再是哲学。

器放逐魂。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相当繁荣，拥有大量乃至全世界最大数量的学科点、教师、学生、成果乃至经费。然而，在愈益丰盛的物质外观下，哲学的灵魂：慎思明辨的品格(勇于怀疑与超越、勇于探索与担当等)、高举远慕的心态(高远的气度、高明的识度、高雅的风度)、追求智慧的渴望(爱智之忱)、悲天悯人的情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由解放的精神(自由的学问、自由人联合体)、天人合一的境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流失了。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性繁荣十分不利。

功利消解理想。马克思不是职业哲学家，却是志业哲学家。他矢志不渝地以革命性的理论和实践追求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然而，在功利化、业绩化、市场化的现实趋势中，越来越多从业者更多把这种“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哲学当作职业，而非事业，更非志业。在一些从业者那里，理想和担当日渐模糊，而财富、声名、地位和权力这些过往处于目标视野之外的东西愈益清晰地进入视阈乃至成为焦点。学术活动的组织者最头疼的是“英雄排座次”。“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界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20世纪90年代后，哲学界逐渐滋长了一种庸俗主义之风：哲学研究完全成为了谋生的工具、手段。这样一种做法严重败坏了哲学，因为它使哲学家丧失了自主精神和独立意识，沦落为‘物’的奴隶。”(5)李文阁：《复兴生活哲学——一种哲学观的阐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2—343页。更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各个哲学二级学科都存在这个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突出，越来越被变成谋生的手段。无疑，功利性目的也可以被同样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者正当追求。过去的问题在于否定这种正当且有益的诉求。现在的问题是，功利性目的日益严重地超出合理范围，日渐挤压乃至压制理想性目的，日趋成为主要目的。为了达成这类目的，人们越来越热衷于追逐热点、时髦，削弱了对价值与真理的追求。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让自己受功利性目的的宰制与规训，不能仅仅把我们的哲学当作职业。不是发自内心的挚爱，只是为外在目的而“痛苦”研究，决不可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连坚持都不可能！为了更大的利益，我们的哲学很容易被丢弃乃至倒戈。因此，必须最严格地批判将我们的哲学变成纯粹功利手段的倾向。唯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事业以至志业的心诚志坚的马克思主义者，方能真正发扬和光大它。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哲学的问题决不仅仅出于哲学自身，而是不同程度地源于现实。因此，对上述偏颇的矫正与克服，不仅需要哲学的努力，也需要现实的变革，以及二者的良性互动。

三、关键课题及其经验教训

每种理论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在历史所决定和敞开的可能性空间基础上，后继者可以通过有效作为更大程度地将可能性实现出来，乃至开拓更广阔的空间，赢得更灿烂的前景。在70年艰辛探索历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际遇着若干关系前途命运的关键课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就取得进展并生成成功经验；处理得不好，就遭遇挫折、付出代价、产生教训。在新时代条件下，只有深刻澄明进而科学处理这些根本性和前提性课题，认真总结和吸收当中的经验教训，我们的哲学才能行稳致远，更坚实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职责。

如何协调同实践的关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来一直面对的重大课题。卢卡奇强调，马克思主义及其辩证法的中心问题和中心作用是改变现实。从积极方面看，我们的哲学在大部分时间能够同改变现实的实践良性互动、砥砺前行。具体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相互生成。实践生成哲学，哲学是面向实践的反思；而且哲学也生成为实践，通过实践现实化。哲学“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二是相互批判。哲学批判实践，实践也批判哲学，二者相互矫正。三是相互引领。一方面，哲学引领实践，另一方面，实践也引领哲学。同实践良性的相互作用，是7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发展经验，也是在新时代必须坚守的原则。

然而，我们的哲学同实践的关系并不总是良性的，时常脱离实践或者同实践不合理地相互影响。或是不从实践出发，也不以实践为归宿，远离乃至遗忘实践；或是错误引导实践，令实践偏离合理方向与正确道路；或是跟在实践后面亦步亦趋，丧失批判和引领的意识与能力。但凡处于这样情境，我们的哲学就没能健康发展。即使暂时在某些方面有所推进，但总体的进展一定是缓慢的，同时蕴含许多矛盾乃至危机，在特定条件下难免发生局部以至整体性倒退。更深层和严重的问题是，哲学和实践实际上并不构成真正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具有理论形态，更具有实践形态。真正说来，我们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非理论哲学。当人们主要甚至只是从理论层面把握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实际上已经在根基上把它同实践切割开来。没有哲学实践的实践哲学怎么可能还是实践哲学！卢卡奇强调，理论和实践的不统一必然造成唯心论、机械论和物化。这决不能在“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身上出现。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协调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借用陈先达先生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哲学长期处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夹缝”之中。在许多哲学从业者看来，它是马克思主义；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从业者看来，它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也产生两种异质乃至相反的错误倾向：或过于强调意识形态性，过多期待服务政治；或过度强调学术性，希冀远离政治。前者往往把研究变成宣传，丧失哲学之所是的特性尤其反思性与批判性；后者则把研究同宣传隔离开来，削弱哲学可能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注重介入和改变政治。不过，哲学和政治存在差异与距离。为政治发展作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所当然乃至义不容辞的任务，但决不能变成简单、无反思的图解与颂扬。相反，视政治为异物唯恐避之不及，是同样简单以至天真且有害的想法。纵观70年历史，这两种对待政治的错误态度都明显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合理的做法是，离政治既不过近，也不过远，找准恰当位置，保持适宜间距。更重要的是，以正确方式即学术-思想的方式反思、论说和引领政治。不是作为政治的复读机与传声筒，不是片面和错误地“批判”政治，也不是对政治漠不关心、毫无作为；而是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真正深刻地反思政治，睿智地解决或转换政治中的重大问题与矛盾，本质地为政治发展提供力量。当然，这种良性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哲学，也取决于政治。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他者。这里所说的他者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外的哲学、思想、学科，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不同派别、范式。没有阳光雨露的温馨呵护，哲学之花不可能自由绽放。唯有思想包容、百家争鸣、兼收并蓄，才有希望出现百花齐放、思想繁荣的景象。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铁律，为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70年历程告诉我们，在封闭僵化、思想严苛、错误批判、堵塞创造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尤其是思想创造的步伐明显放缓，甚至陷于停滞乃至倒退；而在实质性的开放革新、思想宽松、健康批评、鼓励创新时期，我们的哲学取得快速发展。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的思想环境以及社会环境日渐宽松和包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发展壮大。可以说，兼容并包、百家争鸣，是我们的哲学发展的重要经验。不过，一家独大、万马齐喑或相互排斥、互相攻讦的现象也时有出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度呈现出高度同一状态。无论是基本理论、主要取向，还是思维方式乃至言说方式，都显著表现出“千人一面”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套路化地言说、批判和赞颂。在一段时间里，对外，时常在没有真正研究的情况下“先验”地激烈批判一切“非我族类”的思想理论；对内，常常以真理占有者姿态“运动”式地批判特定的“错误”哲学，褫夺其探索和表达的权利。然而，“科学”的哲学后来又以同样的方式被作为谬误逐出“科学”阵营。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高度分化。别的二级学科都有统一的学会，而我们没有。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隔开来，而且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也各自活动。此外，还有多个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全国性一级学会。这虽然蕴含多样性与可能性，但无疑呈现出显著的非统一性。更重要的是，不同研究领域、路向和范式“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在多种研究之间，不但对话交流不充分，而且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领域、路向和范式是最优越和重要的，至少比别人更加优越和重要。遗憾的是，相对于汲取他人的进展与优势让自己趋于完善，我们更热衷于批评他人的不足或回击他人的批评。缺乏分化后的“再整合”或者说分化中的“整合”，一个思想学派难以生发新的活力与影响。因此，有学者疾呼，“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要团结”。相鉴互学、汲取优长、综合创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与此相对应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自我。是自我满足、自我表扬从而固步自封，还是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如果没有高度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能力，任何哲学都必然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是真正的哲学的“基本功”。借用黑格尔的话，哲学的历史就是通过其各个环节(具体的哲学思想)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最终成为更高的哲学的过程与结果。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无论何时，这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认真秉承的品格。

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来总体上坚持了勇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不甘于“教科书理解模式”，持续探索，提出多种总体性理解范式，让对我们的哲学的整体理解实现了从有到优的发展。不仅如此，理论研究从抽象深入具体，表现在从基本原理到具体理论、从抽象主题到现实世界、从“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到生活的人和人的生活等多个向度。在一段时间中，虽然我们的确重视研究“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但囿于“抽象现实”的层面，无法真正把握现实和人。后来，研究者们不再停留于此，而是深入更具体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生活等日常生活，从而愈益切实和充分地把握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不过，在某些特定时期，一些研究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自我“肯定”乃至孤芳自赏从而固步自封的倾向。例如，人们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作至上真理称颂，或套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自我赞扬，或口头承认不足但在内心深处并不认可，或虽然承认不足却不实际地予以改变。这些都致使我们的哲学出现某种程度的停滞乃至倒退。善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虽不易让人愉悦，却是真正能让我们的哲学不断升华的要素和动力。

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取向和目标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价值取向与发展目标的确立，事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指针与准绳。取向、目标就是方向、道路、前景。没有研究能在对不合理目标的追逐中避开迷途弯路。只有以正确的目标作为行动方向，才能确保道路的总体可行，哪怕必然经历某些曲折。在70年探索中，我们总体上朝着正确取向与合理目标进发，取得较大进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秉守崇高、胸怀理想、勇于担当；坚持人民立场、立学为民、治学报国；心系天下、守护人类共同价值和文明成果。但有时我们也执着于某些不合理以至错误的价值与目标，结果走上弯路。譬如，过度宣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以往哲学的革命性与超越性，对继承性和一致性认识不足；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绝对真理乃至终极真理，宣示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过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和批判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包括具有较大合理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过多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进行简单的诠解与论证。

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向怎样的目标迈进？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尚未生成足够自觉的意识，有的学者甚至存在某些不合理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这个目标应为：在理论上，系统性地建构和完善具有时代水准与民族特质，进而能够引领人类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实践上，现实性地推动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与新文明形态的创生发展、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生长。有理由期待，上述目标能够引领我们的哲学取得富有价值的新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