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阳 张宗帅 邓小燕

编者按：苇岸（1969—1999），原名马建国，北京市昌平县北小营村人，自幼随祖父母村居。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接触并创作朦胧诗，毕业后任教于昌平职业教育学校，经海子推荐阅读《瓦尔登湖》，后便转入散文写作。他崇尚梭罗和托尔斯泰，持身谨严，食不茹荤，奉行环保主义。1999年罹患肝癌早逝，代表作有《大地上的事情》《我的邻居胡蜂》《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等，结集作品多种。2019年5月19日是苇岸逝世20周年纪念日，在北小营村村委成员刘女士的支持下，从事乡土文化与生态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沈建阳、邓小燕和张宗帅，在苇岸的老家昌平北小营村委会的图书馆，围绕苇岸与北小营村、苇岸与自然写作、苇岸与梭罗等主题展开了学术对谈，以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中国自然文学先行者。此次对谈由沈建阳主持，邓小燕于会后进行文字整理，后录对谈主要观点。

沈建阳：今天，我们来到北小营村作一次学术对谈。苇岸所处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还享有崇高的地位，当前很多知名作家和批评家的成绩都是在1980年代积累的。苇岸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的，但他却是很独特的一个。苇岸曾撰文《人道主义的僭妄》，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占主导地位。苇岸觉得这种思路不对，他尝试寻找一条新的出路，而且几乎是只身一人去寻找足以应对他强烈预感到的现代化危机的方法。当然，他的路没有走完。我們今天讨论乡土和自然，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条几乎快被遗忘的道路。

从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尤其是来到北小营村后再看苇岸的写作，就明白其预言性。他提到村庄要建水泥厂，他很反对，不认为这是什么好事，并且他也不理解别人那种安之若素的态度。仅从文学角度来看，他还没有完整地打开他所开辟的可能性，但他所关切的乡村和生态问题，却已经成为当前文化议题的核心。

昌平是一个文人汇聚的地方，有海子、王家新、孙文波、苇岸等等。我们来的时候甚至设想在北小营村完全可以做一个生态写作坊，延续苇岸所开辟的方向，发扬这一被遮蔽的自然文学小传统。当然，从目前来看，这还有赖于多方的协调才行，何况目前北小营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北小营村，怎么处理这个变化也是很重要的。

邓小燕：昨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彦瑾老师也谈到愿意编辑出版苇岸全集，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20世纪90年代，苇岸因风格独异而不被理解，又因早逝而未能完全展开这种独异性，以致在当下也不能被理解，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作家，这真是不可抗拒的宿命。我们考查了北小营村的情况，发现本村人对他也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实在是很可悲的。

张宗帅：我觉得北小营村可以向上级部门提交报告，着重推介一下本村的这位作家。苇岸作品的精神很符合现在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条件的话，可以围绕苇岸建立一个有特色的文化交流平台，如苇岸纪念馆或村级博物馆。政府如能从政策层面支持，这将会成为村里文化生活的一个亮点。而且吉利大学就坐落在北小营村，苇岸纪念馆或村级博物馆可以依托大学进行设计、管理和运行。

沈建阳：做一个生态写作营或乡土写作营的想法也很好。以前和苇岸过从甚密的一些作家和诗人，目前很多在文化界都很有影响，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

张宗帅：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作家与赋予他灵感的村庄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在作家笔下有所寄托的村庄与在历史潮流中真实的村庄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现实中的村庄与作者笔下的村庄是有很大的落差的，这种落差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观察点。在苇岸的作品中，北小营村不断被提及，他后期的散文书写很大程度上也都附着在这个村庄上，可以说北小营村是一个他灵魂萦绕的地方。不过，通过实地走访我们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北小营村和通过文学建构起来的北小营村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苇岸生活过的地方作了3次田野考查，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对北小营村实际情况的了解，这些实地获得的信息也成为我很多观察和判断的基础。

首先是关于苇岸的乡村生活经历。我们同一些年纪较大的人交流，他们对苇岸的印象大部分停留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村中60岁以上且还知道苇岸的老人在谈到苇岸时，都说他性格很温柔，不像乡村的小孩子那么调皮。还有个老人认为，苇岸的性格与他的家庭有关：他们家是一个市民家庭，母亲是昌平县妇联主任，父亲曾是昌平县供销社社长。但苇岸少年时期并未跟父母在一起，而是同爷爷奶奶生活在北小营村里。1978年苇岸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离开了村庄。因此，北小营村的村民没人将苇岸看作本村的一员，苇岸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农民。既不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城里人，这种身份和经历造成他的一种“游离”状态。

其次是关于苇岸如何重返他的村庄。苇岸的“游离”状态在他试图重返北小营村的时候得到了延续和深化。大学毕业之后，苇岸被分配到昌平县职业教育学校任教，他每个周末都会从昌平市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回到爷爷奶奶所在的北小营村。这种每周的重返开启了苇岸的乡土自然写作。“游离”的身份也造成苇岸在“观看”北小营及其周边的自然空间时，是不同于北小营的村民或者城市人的。他用一种很特别的眼光和视角，赋予昌平县城到北小营村沿途风物独特的意象，如麦田、麻雀和田野上的农民等，并且这些意象带有德性的色彩。除了每周末的沿途观察，苇岸的重返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童年记忆，如对爷爷、奶奶和四姑的回忆。当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苇岸已经意识到以上两种途径——每周的往返和童年的记忆，都不足以满足他重返乡村的愿望，即他不再满足于乡愁式的乡土文学，而是试图发现乡土的自然面向，这是苇岸最为独特的地方。苇岸试图通过知识来打开这个面向，这从他的藏书可以略见一斑。从数量上看，苇岸的藏书中西方文学名著占据绝对多数;从文体上看，他更关注散文。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处理与自然、土地关系的书籍，这构成其突破自身知识格局最突出的特点。这些书包括《物候学》《节气气候农业》《土壤基础知识》《植物的生活》《有趣的植物》《昆虫知识》《昆虫的故事》《昆虫记》《爱鸟知识手册》《动物知识》《人类认识的自然界》《变化中的大气》《气象学词典》《普通自然地理简明教程》《世界天文学》《常见药用植物》《神秘的沙漠》《我国的地形》《我国的土壤》《我国的河流》《我国的草原》《我国的海洋》《我国的湖泊》《我国的沼泽》《我国的森林》《化石漫谈》《有趣的植物》《植物的生活》《养蜂技术指导》《实用养蜂技术》《物候学》《养蛇技术》《微生物学的发展》《土壤基础知识（图解）》《人类认识的自然界》《野生鸡类的利用与保护》《论农业》《农业志》《工作与时日》《二十一世纪农业》《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要览》等等，在苇岸的书架上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说明苇岸试图通过掌握这种类型的知识来“重返”北小营村，并且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上更进一步，对其中隐藏的自然层面进行探索。如果说这些书还多少只关涉知识格局，那么米什莱、赫德逊、普利什文、德富芦花、利奥波德等人的散文，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绿色经典文库”（苇岸藏书中有《封闭的循环》《增长的极限》《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多少算够》等），以及《濒临失衡的地球》《生存与发展——地球伦理学》《人道主义的僭妄》《自然的控制》《生存之路》《展望二十一世纪》等等，则显示了苇岸在土地伦理上的生态主义立场。

最后是从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北小营村的今昔对比。苇岸去世的时候曾交代将他的骨灰撒到北小营村这片土地上。当苇岸的朋友们来到北小营村参加葬礼时，很多人感叹这里的麦地多么美好，这里的环境多么怡人，其实这同样也是苇岸的视角。苇岸何以这样热切地关注生态和自然呢？我觉得并不只是由于北小营的环境有多美，而在于北小营村以及昌平县处于一个交界地带。那时候水泥厂也即将进入北小营村，而昌平县也是大城市北京的边缘地带。不管是北小营村还是昌平县，它们都处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交界地带，苇岸所用的词叫作“扭结”。他已经意识到这种紧张感，这也许是他写作的重要动机。所以我认为，到北小营村看到其较高程度的城镇化现状，我一点也不惊讶。苇岸是在北小营村即将发生巨变的前一刻，在现代化的大浪已经掀起且即将铺天盖地之前，敏锐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所以现在看苇岸写作的前沿性，也需从村庄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写作。这样不仅能够理解苇岸写作的前瞻性，也可以破除对其前瞻性的神化。由此，我们试图重新激活20世纪80年代那种写作的严肃性。人们或许很容易看到苇岸写作的精英色彩，但就重建他和村庄的关系而言，这种严肃和崇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的回应。

这是我们在实地走访调查之后再来阅读苇岸的意义，即从村庄与作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作品，进而建立苇岸写作的历史感和社会性的方法。我们看到，北小营村已经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村庄，转变为非严格意义上的村庄。北小营村这20多年来的变化，从全国范围来看是很有典型性的，而苇岸的写作正是参与这种巨大社会历史变迁的产物。因此我认为，从村庄史的角度来解读苇岸，不仅仅具有个案分析的价值，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意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到村里来开讨论会的价值所在。当然，这里还涉及很多问题，如乡土与村庄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的问题，村民的立场及其评价，以及写作介入现实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沈建阳：“扭结”一词在苇岸的日记和散文中都出现过。他说他未必属于20世纪，包括他的写法等等，都存在一个“扭结”。不过他有两个地方有明显的变化，似乎又在挣脱这个“扭结”。一是他早期很喜欢用比喻，甚至在文章中还专门谈过比喻。比如他在《作家生涯》中说：“文字的魅力或魔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比喻。”①比喻修辞用得好当然是神来之笔，能让对象焕发活力;但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新鲜的感觉驯化到旧有的格局里面。比如苇岸和茅盾都写白桦林，两者都有强烈的寓言性，这其实未必好。但苇岸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后来偏离了这种依傍，努力挣脱那种比喻的束缚，用禅宗的话来说，他开始警惕要和对象“素面相对”。不过很可惜，这种努力终因天不假年而未能完成，也就是冯秋子说的“我的一个朋友死在半路上”。①另一个变化是他由写诗转向写散文，因为他认为诗歌太俭省，丰盈的自然事物似乎无法用诗歌完成，而小说又似乎太虚构。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文体意识呢？日记本来是第一人称的文体，但苇岸却很奇怪地在他的日记中使用了第二人称，好像是在和人对话。到了后期，他又开始用第三人称，感觉他是在对自己说话。这就有点和鲁迅《影的告别》类似，似乎他的身体在拖累着他，而有一个观念（德行）在上升。正如宗帅说的“扭结”，苇岸也是在挣脱这样一个中间状态，挣脱原来的修辞、文体和范式。

我想，苇岸其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伟岸”到“苇岸”，逐渐把“伟大”的“伟”变成“芦苇”的“苇”，人字旁变成草字头，慢慢融入自然。他把自己人的那一部分逐渐放掉，努力地挣脱和蜕变，大约这才是真正的“渐进自然”。所以，我觉得他的日记很好，他有很多工作已經在其中完成了，而在散文里面反倒没有达到这一步。苇岸尝试过很多文体，如诗歌、游记、散文等，又写人又记物，但我总觉得他没能达到日记的那种状态，那里很自在，很少寓言和比喻。

邓小燕：关于日记，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中作为散文素材的意识，这和他拍照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素材会压制个人情感的表达，因为只是积累素材，这和他几乎唯一推崇的现代作家沈从文有些相似。当然，这和梭罗就更相似。梭罗也有16册日记，占据他作品的大部分，并且成文里很多素材都是从日记中来的。

沈建阳：苇岸其实是在转变的，越到后来，他的自然笔触就越细致具体，可见他一直在努力。这一点从他大量有关自然和农业方面的藏书便可看出。苇岸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读他或者研究他，就像面对一个苦修者。他不断地展开艰苦的修行，这既让人敬佩，也让人感到不安。

邓小燕：这一点强烈地体现在他的素食主义上。他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使用电冰箱，因为他觉得这也是污染环境，想要弃用，但又因对妻子不公平而痛苦。他对自己的身体有严格的约束，这就很“梭罗”。

沈建阳：苇岸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他常引用梭罗关于装修房子的话，说房子改善了，住在房子里面的人却没有改善。他要从内到外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所以，接下来就来谈谈苇岸和梭罗的关系吧。苇岸和梭罗很不一样，梭罗擅长“没事找事”，自己说了一句话，在别的场合马上又能巧妙地推翻原来的观点，还给读者一种一以贯之的阅读体会，这是修辞的效果。

邓小燕：是的，梭罗很“狡猾”，这种“狡猾”就体现在修辞上。他谈得对的问题，因为出自梭罗，人们会觉得更对;说得偏颇的，因为出自梭罗，读了好像也不错;甚至极端的话被梭罗讲出来，人们也会觉得似乎挺有道理。梭罗有时候是在和读者聊天，有时候是高高在上的导师，有时候又是关系不远不近的邻居。他适时地变换他的身份和语气，展示给人们他的那一套思考。但苇岸却不一样，他似乎要抛开这些技巧，努力获得一种纯粹的东西，包括他简短的文字和意象化的物象，用来阐释精神的崇高。梭罗是不大喜欢陶渊明这种风格的，认为这些古人只求趣味。而苇岸和古人在植物写作上却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他笔下的麦地也是意象化的，诸如大自然中的胡蜂、麻雀、毛驴等等。梭罗笔下也有神性的存在意象化，比如瓦尔登湖被视为“上帝的一滴”。在这方面梭罗与苇岸是相通的，但又不得不说，二者的自然意象仍有很大差异，大约这和中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美国是荒野的，没有悠久的乡土传统;而中国有深厚的乡土记忆，有时候却也是文化包袱。梭罗是发明语言的人，因为他的时代处在美国文化长河的源头，没人教他该怎么说话，怎么写文章，因而他的声音里面就很少会有别的声音存在。而中国的作家面临着太多意识到的或意识不到的声音，甚至想要抗拒也困难重重。这也是苇岸要开辟独特风格的困难所在。

沈建阳：小燕，请你继续谈谈关于苇岸的研究现状和他的自然写作吧。

邓小燕：我粗略地梳理了关于苇岸的研究，量不算太多，除去生前朋友的纪念文字（这个反倒是有不少），学术论文大约只有十几篇，基本上都在试图对苇岸作归类：或是将其纳入生态写作，与张炜、韩少功、李存葆等人并举;或是将他的创作归为散文并进行相关的文体研究，将其纳入沈从文、汪曾祺、刘亮程等一类作家的序列，而后者其实又指向乡土写作。这种归类似乎都不成问题，但又止于批评套路的演绎，其实意义有限。我想这或许同读者未能从苇岸的作品中获得真切的痛感不无关系。苇岸本人也一再透露自己写作的思想资源，比如梭罗、利奥波德和斯奈德等，这使得将其纳入自然写作变得既顺理成章又无可辩驳。但将苇岸纳入自然写作的谱系，还只是研究的开始，接下来还应该评价其在这一谱系中的地位。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苇岸在中国当代自然文学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却也需要明确，这也是目前的研究很少涉及的。

苇岸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典范意义呢？这很值得思考，因为生态主义作为一种介入性的文化实践，有赖于作家通过写作来展示一种全新的人与万物的关系。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可与怀特、梭罗、利奥波德等人比肩的作家，那么讨论一些未完成的作者，或许能为继续这种文化探索提供些许启发。

苇岸开辟了乡土写作的自然向度，这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因为中国不同于美国，要在中国要走入美国式的荒野是很难的，反倒是走入乡村更为切要。如果说美国的自然意味着荒野，那么中国的自然便是乡村。苇岸没有一个瓦尔登湖，正如梭罗没有一个北小营村，这是由中美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决定的。中国的自然写作中不乏效法美国书写荒野之美和生态系统危机的，但却少有作品能进入经典文学之列。中国文学最好的那部分主要的还是乡土文学。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这种文化所塑造。我不敢确定中国的自然文学是否就是指乡土文学，但若以此为方向，成绩大约是不会太坏的。如果说苇岸具有某种起点性意义的话，便是他把自然写作的中国传统具体到乡土写作的自然向度上来。生态批评在中国曾一度兴起，又一度沉寂，现在可能又兴起了，但可能还是没能落到田野上。这一点从生态批评学者的专业背景多为文艺学就可以知道。但生态主义确实需要落地。目前生态问题和乡村问题已经越来越严峻，以苇岸为切入点，讨论生态主义的在地化应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我看来，这比那些深入原始森林，试图在中国发明一个美式的荒野伦理的做法，要更接地气、更加务实，实则也更为紧迫。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正如前面二位都谈到的，苇岸的写作也处于“扭结”状态，未能摆脱种种积习。这些“积习”具体是什么呢？先看苇岸的写作方法。他采用的是寓言式的写作，尤其是他的散文寓言色彩很重。为什么苇岸的文章短？前面的讨论说这是他同梭罗的一大区别，苇岸自己则说是由于文字的洁癖，但恐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受到寓言文体的影响，像《伊索寓言》《拉封丹寓言》等动物寓言一样。苇岸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他对寓言的喜欢，但寓言式的动植物书写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即便中立也只是针对人类内部的中立。事实上，这种寓言和前面谈到的比喻是相通的，可以说，寓言本身就带着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是以人的价值取向对动物的德行作三六九等的判断。寓言让动植物说话，但讲的都是人话;而作为对照的动植物书写，则更具有一种博物学精神，比如法布尔，尤其是后期的梭罗都是如此。如果我们把这种寓言泛化，会发现一种更为普遍的动植物书写模式。比如中国人都熟知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倘认真观察松柏，就知道它一年四季都會落叶。孔子当然不是在作博物学的描述，而是在写寓言故事，写人的德行。如果孔子曾见过实物的落叶松，便也会明白用德行来阐释自然界是成问题的。就像达尔文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后，那里的自然秩序完全颠覆了他旧有的经验，使他不得不展开观念上革命性的修正工作。

苇岸似乎一直与主流文学保持着距离，但我们联系杨朔的《荔枝蜜》、茅盾的《白杨礼赞》，甚至郭沫若的《百花齐放》，其中有一个“政治植物学”谱系，从这个角度上看，苇岸自然写作的“积习”就很明显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梭罗的超越性，尤其是他晚年的自然志写作。但我们发现，学者们对苇岸这一“积习”的评价却有另一种说法。如林贤治在《未曾消失的苇岸》中将苇岸与梭罗、法布尔等人作比较，说他“舍弃了梭罗的繁琐，和爱默生时代特有的英雄说教”，“法布尔限于昆虫生活形态的描摹，少有人事的补充与诗意的润泽”。①但说到底，苇岸正是在这种“人事的补充”和“诗意的润泽”上感染了“政治植物学”的“积习”。

要真正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就要直面那种深深地感染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文体和修辞，最直接的就是寓言和比喻，二者在中国文学中都是很具有麻痹性的。这里我还想再谈谈苇岸的“文以载道”。苇岸很看重散文，因为较之诗歌，散文的载道能力更强。他多次谈到要“文以载道”，而“道”很容易和比兴、感遇、香草美人这样的传统联系起来。苇岸笔下的自然物有着强烈的人的道德属性，比如他对杜鹃的批判。他认为杜鹃就是流氓恶棍，因为它把蛋下到柳莺巢里，让后者替他育子。这也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改造世界的企图，不就是要让自然回到人认可的轨道上吗？在这些微妙的地方，苇岸还是处于“扭结”中的。因此苇岸笔下的农民、田野、乡村和飞鸟禽兽等，都带着人的类道德预设。当然，正如建阳老师前面谈到的，苇岸有一个转变，即他在日记或者《大地上的事情》中已经开始显示“客观性散文”的价值。但很可惜，苇岸终究逝世得太早。

严格说来，苇岸的自然写作还算不得真正的自然志，在这一点上，他和梭罗区别很大。梭罗早期就写了《马萨诸塞州自然史》，后来在《瓦尔登湖》中也有大量的自然志内容，晚年几乎完全从事自然志写作，包括目前已译介过来的《野苹果》《秋色》《种子的信仰》《野果》等等。苇岸虽然读到了1996年三联书店出版的《梭罗集》，其中也包括梭罗的自然志，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梭罗后期那种完全投入自然的状态。我感觉苇岸在这方面的写作动力是不足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博物学知识储备的相对匮乏，更重要的是他因受制于对更高德行的追求而未能完全听取大自然的声音。《我的邻居胡蜂》应该是苇岸最精彩的作品，篇幅上比《大地上的事情》《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都要长，描写也很细致，是苇岸作品中最具有自然志风格的作品，也是很多人高度赞赏的。但即便是这样一篇很成功的文章，动力也还欠缺。他在结尾处写道：

胡蜂全部离去了，我不知它们去哪里，不知它们与上次那群蜂是否有亲缘联系。我不想向昆虫学家请教，也不想查阅有关书籍，我愿意尊重它们对我保守的这些秘密。②

这个蜂巢后来成为苇岸朋友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圣物，苇岸逝世已20余年，它却还在他书房的窗外挂着。我想指出的是，苇岸在这里压抑了要获得自然更多秘密的意愿。如果联系苇岸的种种禁欲主义主张的话，他似乎觉得有必要为了保护自然的神性而节制领略自然之妙的欲望。这种禁欲主义在苇岸身上是非常微妙的，正是这种压抑认识冲动的适可而止，限制了他启用大自然的力量来摧毁盘踞在他写作中的“积习”，而大自然完全可以提供这种力量。反观梭罗，他亲自建造房屋，用舌头品尝蔓越莓，抡动邻居的斧头修建房子，去切身感受瓦尔登湖的水和冰，还懒懒散散地种大豆，甚至去测量湖水的深度等等，他调动了一切身体感官来触摸自然。所以说，苇岸很大程度上还止于做“观察者”，而“观察者”也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苇岸的文化资源。他和华北平原的土地建立情感联系，但使用的却多是西方的资源，即便是他的代表作《一九九八 廿四节气》，所用的文化资源也多是如古罗马的加图、瓦罗等西方資源。实际上，传统的农书、月令、物候学和本草学等，未必不是更值得借鉴的资源，这是苇岸身上的另一个“扭结”。

当然，我们谈苇岸时，一方面能够触摸他遭遇的困境，这能够为我们继续这种文化实践提供支持;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他的创造性。关注当前中国的乡土文化以及相应的乡土书写，我们会见到大量的乡土衰落叙事。这些衰落叙事无不是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人际关系等角度，去考察人在乡村中活动能力与范围的萎缩，认为这是一种衰落。苇岸却开辟了另一个向度，即乡土写作的自然面向，也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这与衰落悲情驱动的介入性乡土政治实践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后者带来了水泥厂和吉利大学，耗尽了芦苇生长的水域。我们站在北小营村口，看到的是风风火火的建设，往来如梭的汽车，鳞次栉比的洋房，嚣嚣震天的广告声，谁能说这不是发展呢？但在20余年前，也就是苇岸告别北小营村的那个时代，南边有大片的水稻田，但恐怕此后千百年，那里都不可能再种植水稻了，也再无飞水鸟了。我们评价乡村发展的时候，如果站在芦苇、野兔和癞蛤蟆的角度看，发展对于它们的意义何在呢？苇岸关心的是这些，因而他的写作是一种挣扎。我们现在来讨论乡土书写，当然不能绕开这位先行者。

一言以蔽之，苇岸的价值观念和写作技巧之间有着紧张的矛盾。他是一个未完成的中国梭罗，他在写作中所遇到的困境和开辟的乡土写作的自然面向，都构成目前中国文化实践的一个起点。这是梭罗取代不了苇岸的地方。

沈建阳：我们今天讨论了苇岸与北小营村的关系，苇岸的写作症结，苇岸与梭罗的关系，苇岸写作显示的独特性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从而对苇岸作了一个整体性的交流。以这种方式纪念一位逝去的作家，我想是最好的。我们在讨论中提出的不少问题，未来还值得继续思考。

责任编辑：王俊暐

责任校对：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