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超

[摘 要]曾繁仁教授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和时代需求而创构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美学基本理论改造与重建的重要尝试。生态存在论美学以“审美存在”为逻辑起点，不仅奠定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存在论根基，也超越和扩充了中国实践美学的“实践本体”;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原则，不仅调和了现代以来主体性过度张扬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还实现了生态存在论基础上人文观、生态观和审美观的统一;以生态现象学为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认识论美学二元对立的论述模式，也实现了生态美学建构中立足于自身文化本位的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融通;以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培育为基本立足点，不仅强调了生态审美态度在当今生态文明观念落实中的重要作用，也重申了生态美育在生态美学的实现和人文精神重塑中的中心位置。生态存在论美学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在理论基础、精神向度、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上的四重建构，也为新时代人类永续发展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一种美学方案和中国经验。

[关键词]生态存在论美学;审美存在;生态人文精神;生态现象学;生态审美教育

生态文明时代，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性话题。生态危机和精神迷失相伴而生，成为这个时代人文学科关注的两大问题。化解人类生存的双重危机，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寻求一种有效的解释和可行的路径，成为当代人文学科研究的头等任务。不同的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学术背景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美学研究者曾繁仁试图从人与世界最根本的哲学关系——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研究出发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的基础上，紧密联系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借鉴西方生态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深层生态学、环境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上，创构了一种极具时代性和本土特色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这种美学观以“生态论的存在观”为哲学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原则，以生态现象学为分析方法，以培养人们的生态审美观为途径，最终目的是促成人类的“诗意地栖居”或“生态审美栖居”。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运用，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①生态存在论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美学转型发展的历史必然，不仅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学科发展奠定了存在论的根基，也为解决新时代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美学方案和中国经验。

一、审美存在论：人与自然原初审美关系的新概括

生态文明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不仅带来审美研究疆域的拓展，也促使中外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开启美学反思与重构。生态存在论美学就是从人的“审美存在”这个最原初、最基本的逻辑起点来思考并重构审美问题的。在《美学之思》的《自序》中，曾繁仁曾明确表示，自己的美学探索“经历了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过渡”，①“美学研究应该同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联系。尤其是2001年，我开始接触生态美学，更使我坚定了审美同人的生存联系的理论方向。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的当代存在论美学。……我想还是采取回到原初的途径，也就是回到人的原初状态和最基本的问题。这就是人的存在问题，解决为什么存在、怎样存在和存在得怎么样等等基本问题”。②他认为，美与艺术同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连，艺术和审美是人类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因此，在后期生态存在论美学建构中他多次指出，当代美学研究应该超越对美或审美的本质思辨追问的认识论传统，回归美学研究的原初路径，回到“人的存在”这个超越主客二分的最原初、最根本的问题。沿着这条美学省察之路，曾繁仁在批判借鉴西方生态存在论哲学、生态现象学和中国古代“气本论生态生命观”“生生美学”的基础上，以“审美存在”为理论始基，试图建构一种原生性、开放性并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视野的“生态存在论的美学观”，并将之付诸文学、审美批评实践和审美教育建构与指导。

生态存在论美学以西方生态存在论，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哲学作为基础。海德格尔的“生态存在论”哲学观，“通过现象学方法将实体性的‘存在者加以‘悬搁，只留下在时间中生存的‘此在对于‘存在意义的阐释。这种存在論哲学破除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身体与精神二分对立的传统哲学，通过一种现实的机缘性关系的生态存在论将对立的双方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将人文性、审美性与生态性统一起来”。③生态存在论美学认为，海德格尔提出了一种“此在与世界”和“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存在模式。它不仅破除了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精神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还通过这种“在之中”的“此在的存在”样态的揭示，实现了人类存在过程中人文性、审美性和生态性的统一。生态存在论美学以这种“此在的存在”为逻辑起点，不仅扩充了“存在”的范围、空间和内涵，还揭示人与世界在存在论上的原始关联和人的生态审美本性，实现了生态存在论视野下人的价值、自然生态的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

生态存在论美学不仅阐释了“此在存在”的“在之中”这种人类现实存在的机缘性关系，还运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原则，将之扩展到生态系统这个更大的动态整体。这不仅扩充了“存在”的概念内涵，还拓展了存在的范围与空间。这首先表现为对“存在”内涵的重释。生态存在论美学吸纳生态学发展的最新观点——“生态整体主义”，并将它作为其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原则。生态存在论美学从“生态整体主义”出发，提出了“在之中”的“间性关系”的概念，不仅摒弃了现代美学研究中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倾向，也重构了人与世界中的其他实体，以及审美经验与其他经验和审美价值与其他价值在本体论上的平等关系。以此为基点，生态存在论美学进一步指出，人的存在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此在的存在”不仅仅局限于人当下的“此在”状态，还应拓展到人与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关系维度中。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仅限于主体、客体及其相关反映与认识那样简单，而是一个多层连续、普遍共生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整体。其次表现为存在范围和空间的拓展。“此在”的存在不仅仅是指时空界限明确的此时此地的固定存在。它既是共时的又是历时的，既是空间的也是历史的。从空间上看，它从生态整体的视角统观“此在”的存在，既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横向关系中确立，又存在于更高的生态系统的整体环链中。从时间上看，生态存在论美学坚持可持续和永续发展的终极关怀观念。“此在的存在”不仅承续了历史的积淀，又顾及当下生存的可持续性及其永续发展的未来。这样的“存在”观，不仅改变了传统主体性“存在”的封闭状态，还将存在置于更加开放、更加平等、更加完整和永续发展的状态，从而实现了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的双重拓展。再次表现为“存在”内部结构关系的重构。不同于传统存在论将存在看成孤立的人的主体性存在，生态存在论美学建构的后期，又借鉴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肉身间性”，阐释了作为鉴赏者的自我与其周围的环境、历史及其自我内部其他维度之间的多层联系，不仅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存在论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还以肉身化的“身体”为纽带，将“此在”的内部各要素与外部的生态整体紧密地联系起来。

此外，生态存在论美学又挖掘和阐释了人类存在与审美的原初关系。他们认为，关于二者的关系，中西方美学史中都有记载。在《试论当代存在论美学观》一文中，曾繁仁指出：“我国古代的《乐记》也将能否欣赏音乐、分辨音律作为人与禽兽的区别， 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审美恰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有的生存状态。”①早在18世纪末，德国美学家席勒也曾提出：“美是形式，我们可以观照它，同时，美又是生命，因为我们可以感知它。总之，美既是我们的状态也是我们的作为。”②尼采在其《权力意志》一书中则说：“艺术的本质在于它对存在的完善以及它的产生所带来的完善性和丰富性。因此，艺术本质上是对存在的肯定、祝福和神化。”③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也明确指出：“我们把此在的存在特性称为生存论性质（Existenzialien）。”④因此，在西方存在论美学和海德格尔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启发下，生态存在论美学提出并阐释了“审美存在”这一理论范畴，并将之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出发点。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一文中，曾繁仁明确指出：“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范畴是审美存在，而不是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谓审美存在是指人当下的存在状态，是关系中的存在，而非实体的存在……审美存在是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审美的理想、艺术的本质特性。审美存在的内涵就是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与解蔽。”⑤至于如何实现这种“审美的存在”，生态存在论美学则从西方存在论哲学的抽象论述中转向了“此在”的现实生存。他们认为：“所谓解蔽首先是现实生活中对遮蔽真理的各种雾障的清除，包括市场拜物、工具理性、环境污染、精神疾患等等方面。这应该是基础和前提。基于此，精神领域的解蔽才有可能，人的审美生存才会更加现实。”①由此可见，在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视野中，“审美存在”建立在现象学的“此在的存在”的基础之上。“此在的存在”，也非人类现实的生存，而是对人当下存在的现象学还原。也就是说，这种“审美存在”，不是指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现实生存的各种现象，而是现象学还原之后的人原初存在的状态。在论述了“此在的存在”何以具有审美性和如何实现“审美存在”之后，生态存在论美学将这种“此在的存在”的原初状态——“审美存在”，作为其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旨归。“审美存在”既是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又是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审美是对“此在的存在”意义的探寻和追问。以此为基础，生态存在论美学试图构建一种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问题和人类自身的诗意栖居问题。以此为基础，生态存在论美学试图构建一种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问题和人类自身的诗意栖居问题。生态存在论美学认为，只有洞察到人类审美存在的原初状态，从根本上将人与世界中的其他实体及人类自身其他方面看作一个相互依存和联系的生态整体，我们才能在审美体验中将生态伦理价值、审美的价值和人的存在价值统一起来，从而实现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环境的恰当欣赏，最终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因此，朱立元、栗永清在《从“生态美学”到“生态存在论美学观”》一文中指出，曾繁仁提出的“生态存在论”显然就是为整个生态美学研究夯下的一块厚重而坚实的“奠基石”，在这个意义上，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提出，不仅对发展中的我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形态奠定了存在论根基，而且呼应了当下哲学、美学的存在论转向，同时也直接构成了当代中国存在论美学谱系之中的重要理论收获。②

二、生态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内涵的新拓展

生态存在论美学沿着马克思在《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与审美观结合的重要论述，在生态存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将人文观与生态观、审美观统一起来的“生态人文精神”。“生态人文精神”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与拓展，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更彻底、更全面、更具时代精神的新的人文精神”③。“生态人文精神集中地体现了人文观与生态观的统一。而生态观所要求的人与自然的亲和性本身就与审美观是一致的。”④这种生态人文精神的提出，不仅在人文精神的发展历程和现实语境中厘清了其独特内涵，还奠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

俞吾金曾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人文精神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概念……人们满足于侈谈人文精神，却从未对它的文化历史语境和基本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认真的考察。这种界定的缺失导致了种种错误理解和阐释的泛滥。”⑤人文精神是个历史范畴，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涵义。人文精神最早产生于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旨在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束缚，以人道主义反对封建宗教统治，提倡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⑥启蒙运动以后，平等、科学、自由、民主成为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但是，随着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转型，人道主义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后果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一种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也随之应运而生。我们知道，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需求与价值无限扩大，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和全球的生态危机。“激进的生态主义”也称作“生态中心主义”，主张自然生态的绝对价值，如西方的荒野哲学、肯定美学等，却又导致了人的需求与价值的忽视与否定。生态人文精神是在西方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中产生的。它是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一种调和，是人的自然价值和自然的相对价值的统一。

结合人文精神发展的历史语境，生态存在论美学提出用生态整体主义的理论原则来调和西方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论争。“‘生态整体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是当代深层生态学，其核心观点是“生态平等”，也就是主张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都有其价值而处于平等地位。”①这里所谓的“平等”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平等，而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平等地位和价值论上的相对平等。这种“生态平等”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大写的‘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②是一种在生物环链之中的相对平等。它隐含着“对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机构之间以及个体与非人类环境之间关联模式的洞察”。③生态整体主义把人放到“宇宙整体”和“自然进程”中来反观人的主体性，反观人的存在，反观人与世界的永续发展和前途命运，是一种更科学、更全面和更徹底的理论原则。它既揭示了人类自身与其所处的世界及其他维度在本体论上的平等关系，还彰显了自然的生态价值和人的生态本性。以这种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原则的生态人文精神建构，不仅调和了传统的主体性过渡张扬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也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人文精神的更新和发展。

生态存在论美学指出，生态人文精神是对自然审美价值、人的生态本性的肯定和生态和谐的价值追求。如前所述，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在生态存在论基础上的统一构成了这种新型的生态人文精神的独特个性和价值追求。“审美存在”、“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的生态审美本性”是这种生态人文精神的重要范畴。在后期的发展中，生态存在论美学又通过挖掘分析我国古代气本论的生态生命观和“生态”概念的原义及其与“环境”概念的异同，不仅力证了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性，还进一步阐释了生态存在论美学的独特范畴。这些范畴包括“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生美学”等等。他们指出，“生态”概念原义所包含的“居住、逗留、生命”等内涵，表明了人类存在本身所具有的家园意识和生态生命观念，也蕴含了人类的生态审美本性。人类的这种生态审美本性又进一步阐释了人类审美存在过程中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的统一。

在生态存在论美学看来，人类不仅具有理性、感性、符号的创造性等，还具有“生态审美本性”。曾繁仁不仅从中外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寻找人类“生态审美本性”的哲学依据和合理阐释，还结合其自身的审美体验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该是一种“宿命的对立”，而应是一种“整体的和谐”。人类来源于自然，并在自然中生存发展。结合在武汉大学梁子湖生态实习基地对两个不同的湖体（一个是原生态的水体，另一个是死水体）的审美体验，曾繁仁进一步阐释了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和内涵。他指出：“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表现就是人对自然万物蓬勃生命力的一种审美的经验。其内涵包括人对自然的本源的亲和性、人与自然须臾不分的共生性、人对自然生命律动的感受性以及人在改造自然中与对象的交融性。”①在《生态美学的基本问题》中，生态存在论美学又借鉴梅洛-庞蒂的“肉身性”和环境美学“介入式”审美经验模式进一步阐释了人类的“生态审美本性”。他们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鉴赏之所以是一种介入式的审美经验，而不是一种功利性的生存活动，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非二元的本源性的活动”，因此“这种鉴赏不同于那种精神性的认识活动，而是一种身体行为”。②身体处于自然之中，是连接外界的自然与内在意识，并将之进行统整转化的经验发生器。因此，这种对自然环境进行生态审美的“介入式”的审美经验因而具有了本源性、整体性和统一性。总之，“从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角度就能够很好地阐释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的统一”。③生态存在论美学对人的“生态审美本性”的论证，不仅将人类存在从工具理性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敌对和疏离状态中解放出来，还有助于促成一种审美地对待社会、自然与人类自身的生态存在论的文化态度，从而改善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的“工具化”和“非美化”现实。

三、生态现象学：人文学科生态化研究的新方法

伴随中国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生态问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新维度和新视域。尽管如此，中国学界和实践领域的部分学者对于生态的认识，大多还停留在自身体验和生态概念的生物学认知之上。什么是“生态”？它在人文学科应用中的内涵、外延、提出、发展是怎样的？人文学科中的生态研究的维度和方法该如何确立？在古今中外文化典籍与艺术发展以及人们审美欣赏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生态审美智慧的理解和运用是怎样的？今天我们美学研究和建构中该如何对待这些智慧和财富？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的美学研究与建构怎样才能达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文化目标？这种文化目标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④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就是生态文明时代以此文化目标建构的美学典范。生态存在论美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论的基础上，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论原则，以生态现象学为研究方法，在有效挖掘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生态论述、中国古代气本论生态生命观和生生美学、西方生态存在论哲学、深层生态学、环境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生态存在论视野下中西两种资源的统整和融通，建构了一种原生性的，同时兼具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我们将他这种立足中国文化本位和时代特色，并会通中西、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美学建构方法，称之为“生态化综合”。这种综合所依据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方法是生态现象学。

我们知道，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在摧毁了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生命财富的同时，也动摇了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对理性的崇尚和笃信。西方解构主义对人类精神世界权威和秩序的颠覆与肢解，使人们原本笃信的理性世界的秩序瞬间崩塌。随之，依据这种理性秩序而建构的人文学科，甚至人的信仰体系和思维方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丰腴尚未弥补理性秩序的崩裂和人类精神的彷徨，随之而来的自然环境危机更使人类精神发展失去了赖以生长的自然根基。原有理性秩序和绝对权威受到质疑和解构的同时，人类的思想之舟也迅速驶入众声喧哗、多元复杂的漩涡之中。在此语境下，以“人类价值”“人类精神”“人类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也就失去了方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从美学学科发展的过程来看，基于现代理性主义认识论哲学框架下的西方美学，虽然从关于美的本质的不休争论过渡到对审美经验发生过程的分析，但是由于西方美学中艺术地位的上扬及分析美学对自然审美的忽视，而导致美学在逐渐缩减为艺术哲学的同时，也与人们的审美实践日渐脱节。这就使美学遭受了来自哲学和艺术实践的双重发难，甚至走上“艺术终结”和“美学终结”的讨论之途。20世纪以来，公众对自然审美质量的关注，不仅使美学研究向自然环境和生活领域拓展，也促其对美学学科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与重构。

中国虽有着悠久的美学传统和丰富的生态审美智慧，但现当代美学建设基本上是沿着西方认识论美学的路径向前发展的。新世纪以来，尽管很多学者致力于实践美学“框架”的修补和范畴的转换，也有学者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还是学习“西方思辨传统”等问题上纠缠不清。由于没有认清美学自鲍姆加滕创建以来的感性学本位和脱离了当今文化多元发展的复杂现实，中国美学既没有走出自身学科的焦虑，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精神迷失的问题，反而被高潮迭起的审美文化现象远远地甩在身后。思维禁锢、方法缺失和西方文化本位，直接导致了中国当代美学转型和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困境。一方面，由于承续了西方美学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导致了中国美学自身特色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生存环境、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截然不同，导致中国古典美学由于缺少与之适应的理论基础，不仅被贴上了“感性智慧”的标签，也无法实现当代转换。这也就导致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美学研究领域中古典美学的“纯粹回归”和“失语焦虑”。生态存在论美学立足于中西两种资源和传统，在反思批判我国实践美学的认识论根基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古典美学、现代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生态智慧”和“存在论思想”进行挖掘、整理与统整，“努力将中西方有关生态审美智慧交融在一起”。①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与探索》中，曾繁仁将这种生态美学建设的中国化之路概括为“全球视野、世界资源、中古经验”，即：“以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为指导，倡导一种综合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人文主义，以中西交流对话为平台、中西会通为途径，建设亦中亦西的生态美学话语，建设一种包含中国古代生态智慧、资源与话语的具有某种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的生态美学体系。”②这种以存在为本体、以生态为视野、以美学为着力点的“交融”与“运用”，是一种真正意義上的“生态化的综合”。它是一种从哲学基础、思维方式、基本范畴到研究方法的全面统整，不仅意味着中西两个传统和两种方法的融通与对话，也意味着中国美学从“欧洲话语中心”过渡到自身特色话语的建构。这种宏大、开放和融通的“生态化综合”的建构方法值得当代文化建设借鉴，这种立足自身文化本位和时代特色、海纳百川式的学术追求值得人们敬佩和学习。

生态存在论美学建构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是借鉴西方现象学思想还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而在于其如何把“生态”、“审美”和“存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有效并符合审美实际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案，以便解决当下人类所面对的自然危机和精神危机。这不仅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价值追求，也是其理论旨归。正如党圣元在《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是运用现代思维方式激活传统生态话语的重要理论形态，在实现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现代转化方面有其学科资源上的优势。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本土资源，中国的生态批评在学理上更应该接受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以此为切入点参与国际对话，从而实现中国生态文化的全球化。”①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正是走了这样的一条建构发展之路。西方生态现象学既是生态存在论美学建构的哲学基础，也是它的“基本方法与根本途径”。②通过批判地借鉴西方生态现象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观念，生态存在论美学不仅重构了生态美学的生态存在论理论根基和美学观，还对其凭借的东西方资源进行了挖掘阐释和现代转换，从而使中国部分古典生态审美范畴以新的姿态融入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交流。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生态存在论美学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形态，不如说它开创了新时代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的确立，将引领我们在对话中对中西方生态审美智慧的正确接纳，引领我们在传承中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研判，引领我们在拓展中对民族文化经验的深度认知和不断扩充，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和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共建人类美好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四、生态审美教育：生态人文精神实现的新路径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渐深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的共同体，以及坚持绿色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等诸多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面对日益严重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美学何为？怎样实现或促成人类的诗意栖居或审美存在？更进一步地说，如何在人类审美鉴赏、审美设计和审美生存实践中实现生态观、人文观与审美观的统一？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及解决得怎么样，不仅是中国生态美学建设的意义所在，也构成了生态美学实践发展的重要问题域。如前所述，生态存在论美学试图通过建构一种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来培育人类对自然、社会、他人与自身的文化态度，从而实现人类生存的诗意栖居。这种通过人类实践的审美活动培育人们生态生存和审美生存的文化态度，最终达成生态文明观念和生态人文精神的路径就是生态审美教育。生态审美教育既是生态存在论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其理论建构的实践指向。

基于多年的美育研究经验，曾繁仁在建构生态存在论美学之初就将他的美学研究、美育研究内在地贯通起来。他指出，美学的人文指向最终要落实到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完善。这就决定了美育在美学学科构成和发展中的地位。曾繁仁通过继承自席勒以来美育与人性发展相结合的传统，在借鉴西方生存美学和中国现代美育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美育的人文功能，并将它提高到人类审美存在的原初本性上来认识。他认为：“诗意的栖居、审美的生存不仅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且更是人的一种生存态度。”③“生态美学讲到最后还是人的境界问题、修养问题和文化高度问题，以及能否做到用审美的态度对待自然生态的问题。”④同时，“美育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实施人文精神补缺的重要途径”。⑤在人类存在的基础上，通过审美教育培育人们对自然、社会、他人与自身的审美态度，最终才能实现人类的审美生存和诗意栖居。

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曾繁仁就曾明确指出，从环境恶化的扼制和自然环境的改善来说，“最重要的也不是技术问题与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必须确立一种应有的态度”，“这一态度就是人类应该以一种‘非人类中心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一种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这其实就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审美的态度”。①其后，他又在《生态美学导论》和《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直接将“生态审美教育”作为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并对它的提出、发展、基本内容和新维度进行了詳细的论述。他指出，生态存在论的审美观是生态美育最基本的立足点，与传统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艺术审美或艺术化的审美不同，生态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生态系统中的关系之美，也即生态审美;与传统美育所依据的美学范畴是“比例”“对称”“和谐”“崇高”“优美”“如画性”等审美观念不同，生态美育依据的是全新的审美观念，如“参与美学”“场所意识”“家园意识”“诗意栖居”等;与传统美育要求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保持一种“无利害性”的静观不同，生态美育强调鉴赏者沉浸在自然之中，并通过身体的多元感知和联觉与之发生交流的参与美学教育。②这些创新性的论述，不仅刷新了现代以来美育理解的观念，还为当代美育理论建构与实践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原则。

总之，生态存在论美学将审美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将审美态度提高到当代世界观建设的高度，将生态现象学的方法提到思维方式革新的高度，将美育提升到美学的中心位置，不仅给我国当代美学和美育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创获，也为新时代人文精神的重塑和生态文明观念的落实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有效路径。

责任编辑：徐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