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繁仁 程相占

编者按：曾繁仁先生是著名美学家，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山东大学终身教授。他从1964年执教至今，其治学历程已走过了55个年头。1981年，曾繁仁教授即开始了审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审美教育的性质、作用、地位与内涵等作出了明确界定，提出“培养生活的艺术家”的美育宗旨，有力推动了当代美育体系的建构。1982年，曾繁仁教授开设西方美学课程，致力于西方美学研究， 先后出版多部专著，在古希腊美学、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在21世纪之初，曾繁仁教授又转向生态美学研究，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旨在寻求人类美好生存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曾繁仁教授不断关注现实、回望历史、继承传统，在2017年底又开始关注“生生美学”，不断发表文章将之深化，尝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

长期的美学与文艺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使得曾繁仁教授在生态美学、审美教育、西方美学以及文艺美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史哲》等重要报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西方美学简论》（1983）、《西方美学论纲》（1992）、《走向21世纪的审美教育》（2000）、《美学之思》（2003）、《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现代美育理论》（2006）、《生态美学导论》（2010）、《美育十五讲》（2012）、《中西对话中的生态美学》（2012）、《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探索与对话》（2013）、《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2015）、《文艺美学的生态拓展》（2016）、《西方美学范畴研究》（2018）等，主编《文艺美学教程》（2005）、《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2006）、《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史论》（2010）、《中外美育思想家评传》（2010）、《全球视野中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2011）、《中国美育思想通史》（2017）、《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的空间》（2017）等，5卷本《曾繁仁文集》（2020）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精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建设工程名家学术文库”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5卷本《曾繁仁学术文集》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以来，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以及其他各类课题多项。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导，致力于构建“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是生态美学研究领域最有原创精神和学术影响的学者”。

2020 年1 月11—12 日，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文学院主办的“新时代文艺美学发展新趋势暨《曾繁仁文集》出版”学术研讨会在济南成功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50余位专家齐聚一堂，围绕“新时代文艺美学的发展趋势”“《曾繁仁文集》的学术价值与理论建构”展开讨论，对曾繁仁教授在西方美学史、文艺美学尤其是生态美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曾繁仁文集》规模宏大、体系完整、会通中西、熔铸综合，是曾繁仁教授在生态美学、审美教育、西方美学和文艺美学等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汇集，也是曾繁仁教授几十年如一日辛苦耕耘的见证，更是曾繁仁教授为学术界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是当代美学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受《鄱阳湖学刊》的委托，程相占教授就中国生态美学的最新进展及其与生生美学的关系，对曾繁仁教授进行了专访。以下为访谈内容。

程相占：曾老师，您好！6年前，我们俩做过一次学术对话，主要讨论了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生态美学与生态人文主义的关系，生态美学与海德格尔生态存在论哲学的关系。我们还提出，生态美学讲到最后还是人的境界问题、修养问题、文化高度问题。①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过了6年。这6年中，您又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们不妨从您2020年出版的《生态美学——曾繁仁美学文选》开始讨论。这本书是您为山东文艺出版社主编的“中国现代美学大家文库”中的一种，您还为这套丛书写了长篇总序。②能否请您针对这套著作，从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美学生态转型这个角度，谈谈生态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中的位置？

曾繁仁：相占教授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学术首先都是时代的，美学当然也是这样。今天人类已经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对立”转向“共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违背了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必将导致生态灾难，这次新冠疫情的蔓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美学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当然还有以自然为审美对象的美学，也可以说是狭义的生态美学;但我们更赞成广义的生态美学，即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因此，美学的生态转型首先是时代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时代是紧密联系的。我们曾借用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D. R. Griffin）的建设性后现代理论，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反思、超越现代性工业革命与理性主义的建设性后现代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对我国现当代美学学科建构与发展的一种反思、超越与重建。我发表的论文《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③、《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④就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后现代”的反思性与超越性决定了生态美学包含着一系列由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哲学与文化转型。这一转型具体包括：“由认识论转化到存在论;由人类中心转化到生态整体;由主客二分转化到关系性的有机整体;由主体性转化到主体间性;由轻视自然转化到遵循美学与文学中的绿色原则;由自然的祛魅转化到自然的部分的复魅;由欧洲中心转化到中西平等对话。”⑤更重要的是，生态美学从根本上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新理论之上，将人在优美生态环境中的美好生存放在首要位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生态美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发展，开始进入中国话语自觉建设时期。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文化自信理论，为当代中国特色生态美学话语的建设与发展坚定了信心、指明了方向。

从我国美学学科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生态美学首先是对于传统实践美学的突破。实践美学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丰硕成果，主要继承了德国古典美学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提出了“美是人化自然”的重要命题，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建设的需要，理论上也具有自洽性，得到众多美学同行的普遍接受。但实践美学的“人化自然”、“人本体”、“工具本体”与“理性本体”等是明显的人类中心论与理性中心论，这样的“人类中心论”在生态文明时代是完全不适合的。自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人与自然的共生”已经逐步成为人类的共识，“人类中心论”与“战胜自然论”理应退场，与之相应的“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也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代之以生态美学。恩格斯早在19世纪后期就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①当前最重要的是人类应该与自然共生与和解。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也应该成为美学的哲学基础。这就是我们强调生态美学时代性的重要原因。

程相占：您于2020年修订再版了《生态美学导论》，这本书的英译本也于2019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世界著名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Verlag）联合出版，为国际学术界了解中国生态美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文本，有助于展开中外对话与交流，同时也有力地提高了中国生态美学的国际化水平。由于条件所限，国内读者很不容易见到这本书的英译本。能否请您介绍这本书的修订情况，特别是这本书的外译情况？

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是根据我2007年与2008年连续两年给博士研究生开设生态美学课程的讲稿修改而成，由商务印书馆于2010年出版，并于2018年组织外译、2019年出版。外译本基本保持了原貌，但更加精简，以利于阅读和传播。《生态美学导论》可以看作是我国一本综合版与普及版的关于生态美学的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著，包括8个板块：“导言”论述了提出生态美学的学术缘由;“第一编”论述了生态美学产生的经济社会、哲学文化与文学背景;“第二编”论述了生态美学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第三编”论述了生态美学的西方资源，包括历史上的生态美学资源，海德格尔生态哲学资源，以及美学、环境美学与生态神学的资源等;“第四编”论述了生态美学的中国资源，包括儒家、道家、佛家与传统绘画中的生态审美智慧等;“第五编”论述了生态美学的内涵，包括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生态现象学研究方法、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等;“第六编”为生态美学视角下的作品解读;“第七编”为生态美学建设的反思，主要包括学科建设、哲学基础及其与环境美学的关系和未来发展等内容。

程相占：实践美学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其代表人物李泽厚先生于2019年发表过一篇短论，②对国内美学界发表过一些评论，甚至将生态美学称为“无人美学”。我从生态人文主义立场的角度撰写文章回应过李先生的批评。您如何看待李先生的这个评价？

曾繁仁：李先生在2019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美学文集中批评生态美学是“无人美学”，你已经作了很有力的回应，但在2020年1月我们中心召开的“文艺美学新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又专门提到李先生的这一批评。由于李先生在当代美学领域的权威性地位，也由于这一问题涉及理论上的大是大非，所以我在《我国自然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重要意义》①一文中，从我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视角对李先生的“无人美学”的批评作了回应。李先生仍然将当代生态美学与当年蔡仪先生的自然美学同等看待，这是完全忽视了当代生态美学产生的由认识论到生态存在论转型的时代学术背景与新的内涵。我们知道，在我国1956年开始的美学大讨论中，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论被视为机械唯物主义，多年来为学术界所诟病。60年后的今天，从当代自然生态美学发展的视角来审视，我们应该对它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和评价。蔡仪早在1947年出版的《新美学》中就提出了自然美论，而他关于客观派的自然美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与发展的，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美学领域都值得重视并给予重新评价。我们认为，蔡仪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美论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学术贡献：一是他坚持自然美是没有人力参与的纯自然产生的物的美，二是他坚持自然美在于自然自身的价值。这两点很鲜明地表明了自然美的审美价值及其客观性，与西方学者如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Ⅲ）在《走向荒野的哲学》中提出的“审美特性，它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物体内”，②及卡尔松（Alan Carlsson）在《美学与环境——自然、艺术与建筑的鉴赏》中提出的“要将‘自然是环境的，自然是自然的置于自然审美鉴赏的中心”，③有着异曲同工之义。三是他提出自然美是一种认识之美、典型之美乃至生命之美。尤其他将“生命活力”作为自然美的尺度，对于我们今天从“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审视自然美及其价值，以及进一步发展自然美生命论具有重要价值。四是他有力批判了“人化的自然”中的“人类中心论”立场和它对“人类未涉足的自然世界”的忽視。总之，尽管蔡仪先生特别强调了美的客观性，提出“美是典型“的观点，但蔡仪先生对于自然美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的强调，以及他对于“美是人化自然”之“人类中心论”的批判等，还是具有极大意义与价值的。当然，蔡仪先生由于对“客观性”的突出强调，而导致对主体性的忽视，但我们提出“生态存在论美学”确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共生，以实现人的更加美好的生存为旨归的。看来李先生对于生态存在论美学缺乏必要的、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回应能够得到李先生乃至学术界对于当前生态美学实际情况进一步的、更加准确的了解。

程相占：过去6年中，我觉得您的学术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大力倡导生生美学。到2020年上半年为止，您已经连续在报纸或期刊上发表了六七篇文章，对于生生美学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其一，您为什么要大力倡导生生美学？其二，生生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是什么？

曾繁仁：长期以来我在学习美学的过程中都是以“中和之美”与“和谐之美”来标识中西美学的区别，但近年来在思考中国传统艺术时觉得“中和”与“和谐”更加适合于哲学，对于艺术有点“隔”，而“阴阳相生”则较为契合中国传统艺术“言外之意”的生成特点。同时，我学习了方东美先生的“生生之美”与“美是对于生命伟大处的体贴”等论述，觉得比较契合中国传统艺术，于是就用了“生生美学”一说。其实你早在2001年就提出“生生美学”一说，并出版了专著，反映了你的先见之明。“生生”是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唐代佛教传入后“意境”之说的出现，更加反映了中国传统艺术对于大自然生命伟大处的“妙悟”。这样的“妙悟”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共性与特点所在，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之下产生的，因此也是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生生美学”只是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生态美学的一种解读，仅供同行学者参考。

《生生美学》是我2019年初完成的新著。该书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美学资源概括为“生生美学”，并且运用生态存在论美学的方法，从文化、哲学、美学和艺术审美几个层面，对“生生美学”的产生、内涵、范畴及其在中国传统文艺形态上的呈现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论述。该书由上、下两编构成：上编主要论述“生生美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哲学与美学根基、主要内涵和艺术审美范畴，尤其是通过对“生生美学的产生”的论述，从人类文化类型的发展、文明方式的演进、中西哲学的比较等方面，论证了“生生美学”在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地位及其作为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的现代价值。下编着重分析和论述“生生美学”的精神和意蕴在中国音乐、诗歌、书法、绘画、园林等传统艺术审美形态中的呈现。这一论述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延伸到汉画像、敦煌壁画、《聊斋志异》乃至现当代产生的融诗画为一体的《护生画集》。可以说，该书全景地展示了“生生美学”之精神与意蕴在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生活中的存在。根据我的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并不完全是历史性存在，它们大多仍然活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审美生活之中，因此，“生生美学”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这也是“生生美学”作为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的生机与价值之所在。

最近国家层面提出探寻中国文化基因的重大论题，我想生生美学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和审美观的原初生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生生”乃产生于具有中国原初哲学思维的《周易》之中，与阴阳相生紧密相关，乃至《易传》提出“生生之谓德，天地之大德曰生”。无论是古代音乐之“乐以嘉生”，《诗经》之“风动虫生”，乃至汉画像之“重生”等，均与生生之美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美学产生于各种艺术形式之中，在最早的中国艺术中蕴含着中国艺术与审美的基因。我们试图从解读中国传统艺术出发，阐发生生美学，逐渐认识中国的艺术与审美基因。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和意义，也非常繁难，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导。

程相占：推动我国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研究，是我们这些生态学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办每月一期的《生态美学与生态批评通讯》就是一个具体举措。到2020年第6期，这份通讯已经办了100期。由于這是一份内部交流刊物，发行面不大，国内学术界或许不太了解，能否请您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下？

曾繁仁：这份通讯是我国仅有的两种与生态美学密切有关的刊物之一，另一种就是《鄱阳湖学刊》。当然，这份通讯还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当前有这么个阵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它已经出版了100期。这份通讯的信息量非常大，基本反映了国内甚至国际上生态美学发展的前沿，得到众多同行学者的支持与关注。恳请各位同行继续大力支持，我们大家一起将它办得更好。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