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说：“唐德宗时期有一个宰相叫陆贽，他严于律已，任何礼物一概拒绝，唐德宗劝他说，爱卿太过清廉了，别人送什么都不收也不好，象马鞭靴子之类的，收下也没什么关系。陆贽回答说，一旦开了受贿这口子，必定胃口越来越大。收了鞭子靴子，就会开始收华服裘衣；收了华服裘衣，就会开始收钱；收了钱，就会开始收车马座驾；收了车马座驾，就会开始收金玉珠宝。这些年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不少也有过长时间艰苦奋斗、自我严格要求的经历，犯错误往往就始于在一些小事和细节上不谨慎、破规矩，结果胃口就越来越大了。正所谓“不矜细行，终成大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那么习近平总书记颂扬的陆贽，到底是何许人也？

时光倒流1200年。

唐德宗年间的一天，长安城里风云突变，五千泾原军因饥寒交迫，举旗造反，杀气腾腾地冲进皇宫，肆无忌惮抢劫国库。在叛军逼宫之际，唐德宗李适仓皇出逃。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乘机入宫登基称帝。一时乾坤震荡，风急雨骤，大唐帝国危在旦夕。

这时，一个年轻的翰林学士越墙而出，追随德宗皇帝至乾县，连续三次向德宗上奏，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审察群情”，希望德宗推诚纳谏，广开言路，唯其如此，才能使天下归心。他的金石之言，使迷茫中的德宗皇帝茅塞顿开。

这个年轻的翰林学士就是陆贽。

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现为浙江嘉兴）人，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相传出生在苏州嘉兴城内甜水井（今浙江嘉兴市区斜西街东首）。陆氏自西汉以来即为江南望族。陆贽先祖陆贾，陆氏第五世孙。因秦朝灭亡后尉佗出兵击并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西南古城）、象郡（治所在今广西崇左县），自立为南越王。尉佗，真名赵佗，河北正定人。公元前218年奉秦始皇命令征岭南，略定南越后任南海郡（治所在今广州市）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高祖刘邦派大夫陆贾出使招抚，尉佗接受诏封，奉汉称臣。陆贾以功封大中大夫。陆贾独子陆烈，汉吴县令迁豫章都尉。民思其惠，卒后迎葬吴郡胥屏亭。至陆氏第二十一世孙陆骏，任汉朝九江都尉迁太学博士，为避袁术徒居华亭谷。其曾孙陆机被成都王司马颖所害临刑之前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呼？”说的就是这华亭谷。华亭，位于上海和苏州太仓交界处，属苏州太仓管辖，古时无上海，为苏州府管辖。华亭即今日上海松江。陆骏有两个儿子，陆逊、陆瑁兄弟俩，苏州人。陆逊，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赤乌七年（244年）拜为吴国丞相。陆瑁为吴国建议郎徙选曹尚书。陆骏之孙、陆逊之子陆抗，三国时期东吴名将，长沙恒王孙策外孙。陆贽是陆逊兄弟陆瑁第十八世孙。陆瑁卒葬松江西门二十里尤墩，与侄子陆抗墓另穴。至陆贽曾祖父陆齐望，己是陆氏三十七世,陆贽为陆氏四十世。陆贽曾祖父陆齐望，苏州人，唐开元十一年进士，授秘书监，封润国公，生有八子，全部考中进士，世称八貂，吴郡有八貂坊。其祖父陆灞，齐望五子，唐天宝五年进士，仕至吏部侍郎。但到陆贽出生前家门己衰落。其父陆侃任溧阳（今江苏溧阳）县令，后因陆贽显贵，赠礼部尚书。陆侃早逝，陆贽受母亲韦氏教导成长。陆贽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才思敏捷，操笔为文，成于须臾。他有独立见解和操守，他与众不同，学习儒学颇为勤苦，年仅十八即中进士，是唐朝几百年间最年轻的进士。唐德宗建中四年起担任替皇帝起草文书的翰林学士，参赞机要事务，负责起草文诏，甚得德宗倚重。朝政千头万绪，大量诏书均由陆贽起草，他疾笔如飞，但凡所议论陈列的，没有不曲尽情理的。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无论大事小事，唐德宗都要与陆贽商量，时人称他为“内相”。德宗则亲切地直呼陆贽为陆九（陆贽在家排行第九）。陆贽性情竭忠尽心，担任近侍之职后，感念德宗重用了解自己，想有所作为效力报答，所有政事上的缺失，无论大小他一定陈述，因此德宗更加厚待陆贽。德宗无论到哪里去，都一定要有陆贽伴随。天冷时甚至脱下衣服给陆贽御寒。一次在去梁州（现为陜西汉中）的路上，由于山路险恶难行，陆贽走失。过了一夜，陆贽还没到来，德宗震惊忧愁，以至于哭泣，下令给予能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唐德宗非常高兴。太子李诵等人纷纷来贺。

面对国家多难的危局，陆贽劝德宗说：“今盗遍天下，舆驾播迁，陛下宜痛自引过以感人心。”德宗尽纳其言，命陆贽代草诏书，下诏罪己。情词恳切地说，国家动乱到这个程度，“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各地叛军除朱泚外，都是无罪的，只要回归朝庭，“一切待之如初”。诏书下达后，前线将士为之感动，“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有的听到后痛哭，叛乱者纷纷上表谢罪。此后，德宗又采纳了陆贽一系列的策略。由于陆贽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以转危为安。

回到京城后，陆贽任中书舍人，仍任翰林学士。他的母亲韦氏仍然在江东，德宗派宦官接韦氏回京，“搢绅荣之”。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而解职，回到东都洛阳，寄住在嵩山的丰乐寺。各方面前来赠送的礼物不计其数，但陆贽一概不收，只有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贫贱时的故交，韦皋事先通报说所送的礼物是德宗皇帝命令他收的，陆贽才收下。德宗又命宦官把陆贽父亲陆侃的灵柩从嘉兴护送到洛阳安葬。

守孝期满后，陆贽以权知兵部侍郞之职被起复，又任翰林学士。陆贽入朝谢恩，拜伏在地抽泣，德宗也为之动容，起身抚慰。此后，陆贽所受的爱重礼遇更加优厚。天下人认为他能当宰相。但宰相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陆贽也多次向德宗报告窦参贪污纳贿，二人因而不和。

贞元七年（791年），陆贽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拜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贞元八年（792年），窦参被免去相位，三十九岁的陆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

陆贽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在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庭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唐德宗李适忠言极谏，建议李适了解下情，广开言路，纳言改过，轻徭薄赋，任贤黜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这些建议大都被德宗釆纳，化为实际政策。

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自许“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他认为立国要以民为本，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社会现状深为愤慨，他同情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力劝德宗爱人节用，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一代黔黎，跻富寿之域”。

陆贽为相期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得德宗信用，“天下嫉之如仇”。陆贽仗义直言，多次参奏裴延龄的罪行。裴延龄日加诋毁陆贽，而德宗本是个贪婪之君，对于陆贽报告裴延龄贪污纳贿心有不悦，遂于贞元十年（794年）罢陆贽为太子宾客。

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裴延龄猜到李适对清廉的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德宗发怒，想杀掉陆贽，多亏谏官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从此，陆贽在荒凉寂寞的忠州翠屏山上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十年中，他常常闭门不出，少有人能见他一面。他一方面为避诽谤流言，不敢著书言事，常常在翠屏山麓的山洞独自读书，其读书洞至今犹在。另一方面也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于是他潜心研习医术，集“古方名方”编录《陆氏集验方》五十卷治病救人。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李适驾崩。唐顺宗李诵即位，想起了忠贞勤政、直言无畏的贤相陆贽，下诏召还陆贽。诏书还没有到达贬所，陆贽己长眠不起，享年五十二岁。顺宗痛惜不已，追赠陆贽为兵部尚书，谥号“宣”。

陆贽临终遗命简葬忠州，头朝北方，以示其至死仍心向朝廷。

三百六十多年后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陆贽第十三世孙，“六十年间万首诗”的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陆游来到忠州翠屏山拜竭先祖陆贽。在陆贽逝世660年以后，明朝成化乙酉年（1465年），陆贽第二十二世孙无锡人陆清授四川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同知升重庆府知府。到任重庆府不久，便来到忠州翠屏山，拜竭先祖陆贽。陆贽秉性贞刚、竭忠尽忠、严于律己、清廉为官、勤政为民的精神风貌，深深地影响着后世子孙，据陆氏宗谱·世德堂记载：“陆清，字彦明，号诚菴，成化乙酉举人，授四川夔州府同知升重庆府知府，崇祀乡贤。其任夔州也锄暴安良，一郡奸民几空。公殁，无分毫积俸，僚友归其丧，民立碑市中，曰：‘慈惠义勇，清廉正直，无锡陆公’”。陆清终成一代廉吏。陆贽精神风貌传承后世子孙可见一斑。

据陆氏宗谱·世德堂记载：“公死葬忠州南翠屏山，后迁苏州齐门外欣字圩，墓四十八亩，今存四亩七分一厘三毫，清道光六年廷谕配享圣庙。”

于是，苏州齐门外陆贽墓所在的地方从此叫做陆墓，一千多年来从未改变。后从陆墓公社改为陆墓镇，又从陆墓镇改成陆慕镇，现已改为陆慕街道。从陆墓改成陆慕，虽只是笔划之差，但笔者认为，象这种蕴含重大历史信息和重要历史人物信息的地名是不可随意更改的，一不小心，历史就会断篇。行文至此，笔者建议苏州市有关部门将“陆墓”这个千年地名改回来，以对千年历史负责。当年将这个蕴含着重大历史信息并存在了一千二百多年的地名轻率地随意更改，是迷信思想作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陆贽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陆贽为中唐贤相，其学养才能、品质风范，深得当世及后世称颂。陆贽为有唐一代的杰出政论家、政治家，其思想主张为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和儒学家所尊崇。陆贽的大量奏议，成为历代宰相奏议的典范。翻开《古文观止》，可以看到苏东坡的名篇《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这是苏东坡上神宗皇帝的奏章，苏东坡建议神宗皇帝将陆贽的奏议“置之坐隅，如见贽面，反复熟读，如与贽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清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陆贽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史学界公推陆贽为“中国十大名相”之一。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称“陆贽是唐朝中期卓越的政治家”。我党的另一位总书记胡耀邦在日本圈会的演说中说：“中国唐代一位大政治家陆贽说过：‘吝少失多，廉贾不取；溺近迷远，中人所非’。这就是说：吝惜小利而丧失大利，聪明的经营家是不干的；只图眼前利益而无视长远利益。连普通人也晓得那是划不来的。所以重要的问题，是站得高一点，眼光更远一点。”（载1983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陆贽的成就主要是在思想方面，其次是在文学方面。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四海骚然，靡有宁处”。泾原兵变后，长安失守，国难益重。但唐德宗在谈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时却说：“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他认为“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类社会的命运，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结论。并说：“人事治而天降乱，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说明了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理（治）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以多难而兴邦”，所以他面对乱并不悲观失望，而是充满“治”的信心。他踌躇满志地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天下固不治。”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那么怎样才能“得众”、“得人心”呢？陆贽曾恳切而又深刻地向德宗谈了自己的想法：“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难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说：“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情乃固，失则危。”作为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使“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当然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恶”。所谓“同其欲恶”不过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这就必须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局出发，适当地考虑一些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以便争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拥护，尽可能地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破坏统一的割据势力。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贞元八年（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的时候，他劝德宗给予抚恤，并说：“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忧乏用。”为了取得人心，陆贽提出国家必须要用度有节，躬行俭约，罢京城及畿县间架等杂税以弭民怨。他要求“均节赋税”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诏书中还特别宣布对那些受到“凶逆”煽诱的胁从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诏书下，“虽武夫悍卒，无不挥泪感泣”。后来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陆贽的这些措施和建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到唐德宗时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拥兵自守，不听朝廷号令。泾原兵变后，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他们可以“自置文武将吏，私贡赋”，并可以大量召募军队，拥有很大权力，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决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保持独立，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显然唐朝要想恢复昔日的统治，消灭藩镇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问题。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国之安危在势。”认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适称而不悖”。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为此他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谈到在唐太宗时，由于妥善地处理了朝廷和地方的关系，内重外轻，“举天下不敌关中”，处于“居重驭轻”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够保持安定统一的局面。可是后来“承平渐久”，内地武备松弛，地方节度使权力日益扩大，关中实力日益削弱，外重内轻，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结果“安禄山窃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资”，发动叛乱，两京不守。这就从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居重以驭轻，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则“失居重驭轻之权，忘深根固柢之虑”，就会酿成大乱。他告诫唐德宗要“追鉴往事”，并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废之柄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国”的方针。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陆贽的这些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叹乏才，惘然恍见于色”。又往往对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责备。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陆贽在《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中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人才之多寡和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关系。说“汉高祖大度，故其时多魁杰不羁之才，汉宣精吏能故其时萃循良核实之能”。并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来决定；第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责备，标准太高；第四，对于有“过错”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第五，考察不当，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第六，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不是全面地看一个人；第七，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为了能够合理地使用人才，发现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认为“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才能通过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则天那样：“弘委任之意，开汲引大门，进用不疑，求访无倦，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他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说：“凡今将吏，岂得尽无疵瑕”。认为“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他反对“以一言忤犯，一事过差，遂从弃捐”，终身而不复用的错误做法，认为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并指出：“贬降之辈，其中甚有可称者”，也应该录用，何况其中有些是因“连累左黜，或遭谗忌外迁”的人，只有做到这样广泛地搜罗人才，才能使“人无滞用，朝无乏才”。为了广开才路，在陆贽的协助下，唐德宗又开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敢谏科、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策问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量才取士，招揽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以满足封建国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官吏。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有以下八个方面：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在考课的过程中他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因而“所举必试之以事，所言必考之于成”。通过实践检验是非优劣。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他认为“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授当其力则行”。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处非所宜，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才，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这是不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的。为了使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陆贽还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认为“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从谏改过为其首焉”。说：“谏而能从，过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对于纳谏作用的认识，提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却对纳谏一无所知，他“严邃高居”，很少“降旨临问”，以致出现了“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这是非常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要召见群臣“备询祸乱之由，各使极言得失，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并进一步指出世界广大，社会复杂，“以一人之所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是不可能的。只有虚受广纳，勤与接下，“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谏路是因为：君主好胜就一定嫉恨直谏，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而真实情况就听不到了；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就得不到发表。所以必须克服这九种弊病以广谏诤之路。要“以求过为急，以能改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使臣下敢于尽言。认为谏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欢纳谏；谏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优容大度；谏者冒犯而不罪责，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宽恕。“惟恐谠言不至”，这样才能使谏路畅通无阻。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出现了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的状况。这样租庸调制就难以实施。由于长期用兵，战事频繁，兴师动众，人民的徭役负担繁重。同时军费开支庞大，人民遭受的赋税剥削越来越残酷：“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征，加征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而且征收赋税时，催促紧迫，不分季节，“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据敛谷租”，丝不容织，谷不暇舂，农民不堪于这种剥削和压迫，纷纷破产。有的不得不当佃客依附豪强，成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房屋，终日劳苦，长年不息，仍然难以维持生计。而地主阶级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超过了封建国家的赋税剥削，而且又大放高利贷，坐食租税，大肆聚敛，以致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局面。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艰难竭蹶之中，许多人离乡背井，奔波流亡，转死沟壑，出现了十室九空，都市化为丘墟，遗骸遍于田野的凄惨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关于人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中如何能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陆贽认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他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指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相反地他认为“当今之务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成永厚也”。所以他强调必须要“等以厚生之业”。“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遂人所营，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敛必以吋。”只有这样才能使简单的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才能使国家的财政收入得到保证，达到“养人以资国”的目的。为此陆贽主张采取以下一些改良措施：限制土地兼并，“凡所占田，约为田限”。实行轻徭薄赋，要“量人之力”征收赋税，降低剥削率，十分取一，“裁减租价，务利贫人”。适当缩小“贫富悬绝”的巨大差别。“微损有余，稍优不足，损不失富，优可赈穷”，使“贫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节约国家开支，“量入以为出”，使用度有节。认为“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为了“啬用节财”，他提出“窒侈欲以荡其贪风，息冗费以纾其厚敛”。这些措施总的指导原则是“安富恤穷”，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这一方面表现出陆贽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他兼顾农民阶级的利益，表现出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对限制统治阶级的无节制的聚敛，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解决面临的经济危机，加强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还是有意义的。

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建议：选派士兵“必量其习性，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恶，用其力而不违其性，齐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责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处其所不欲”。加强训练，严明纪律，又要抚以恩惠，安排好家属，安乐其居，使之思想稳定，才能发挥战斗力。做到“出则足兵，居则足食，守则固，战则强”。于是他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这样“寇至则人自为战，时至则家自力耕”。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如同一国三公、十羊九牧，节制多门而人心不一。陆贽认为：“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建军如斯可谓力分于将多。”因而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遂令分阃责成之义度”。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况乎千里之外，九重之深，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一”，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因而强调：“将贵专谋，兵以奇胜，军机遥制则失变，是以古之贤君选将，而任分之于阃，誓莫于也，授之以钺，俾专断也。”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当然这样的将帅必须称职。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由于没有严明的奖惩制度，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出现违反法纪现象，互相推委。遇敌失守，“将帅则以资粮不足为词，有司复以供给无阙为解”，朝廷不追究是非曲直，漫不经心，置若罔闻。同时在军资供给方面，也极不合理。长期戍守边防的士兵，处在危难之地，服役劳苦，勇于杀敌，衣粮供给不足，常有冻馁之色；而不在边塞的关东士兵服役时间短暂，不耐劳苦，怯于作战，却衣粮供给丰厚，高于前者数倍，两者相比，差别悬殊。“事业未异，而给养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结果“怨生于不均”。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军队的士气。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

德宗时，军粮的供应非常紧张，费用很大，运粮的人又很辛劳。千里运粮，长途跋涉，运米一斛抵达边军，运费钱需五六千。一年四季，持续不断，“倾财用而竭物力”，仍然满足不了供应的需要。陆贽向德宗指出：“屯兵守土以备寇。戎至而无粮，守必不固。”当时吐蕃侵扰边地，朔方、五原相继失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军粮，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领导无方、筹划不当。所以他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无屯田课责之劳，而储蓄自广；无征役践更之扰，而守备益严。”如果能付诸实施，可以说是长久之计。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欠，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如关辅一带谷贱伤农，宜加价籴谷，以劝农桑；江淮一带谷贵民困，宜减价粜米，以救凶灾。结果宜籴之处无钱，宜粜之处无米，而又“运彼所乏，益以所余”。乖于事理，浪费又很大。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不劳人，不加赋税，不费官钱”。惟于漕运一事，稍权轻重所宜，于常用之内收其枉费之资，可以使成百万石粮食“坐实边鄙”；又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筹划颇为精细。

陆贽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在历史上也有相当高的地位。

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与其同时代的权德舆称其“榷古扬今，雄文藻思”。他以骈文擅名，其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他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他写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裴延龄奸蠹书》，都是数千字以至近万字的政论文，分析朝政时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结合，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陆贽不是古文家，但他的作品体现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

贞元八年（792年），陆贽主持进士科试，韩愈、欧阳詹、李观等八人登第，时称“龙虎榜”，誉为“天下第一”，而陆贽便为韩愈等人座师。宋代苏轼的奏议，也深受他的影响。

陆贽文集，明清以来刻本很多，今传《陆宣公翰苑集》24卷，有《四部丛刊》本，系据宋刊本影印。又有诗文别集15卷，已久佚不传。还著有医书《陆氏集验方》50卷传世。

《全唐诗》存其诗3首：《赋得御园芳草》、《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禁中春松》，《全唐诗外编》补断句1句。

陆贽作为政治家，其政治遭遇是很不理想的。他的政治才能没能得到充分的施展，这是有其历史、政治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使他难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取得显著成效。从整个历史趋势来看唐朝已经由盛而衰，安史之乱后的分裂混乱状态，到唐德宗时已持续了二三十年，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病入膏盲，积重难返，非一般改良所能解决。

其次，德宗有时虽能采用陆贽的建议，但总的来说，他对于陆贽的许多重要主张“虽嘉之”而“不能用”，“爱重其言”而“不从”，有时“虽貌从”而“心颇不悦”，“所用才什一”。这样，尽管陆贽后来身居宰相之位，也极大地限制了他的政治作用。

第三，宠臣裴延龄等“以聚敛为长策”，虽然引起社会的不满，但“独幸于天子”，他们结党作恶，“朝廷无敢言其短”，而陆贽“独身当之”，与他们进行了不懈斗争。后来裴延龄等造谣中伤，致使陆贽被贬。他直至去世，十年之内未能发挥政治作用。

实际上，陆贽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唐书》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可为后世法”。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长者近千言，基本上把《陆宣公文集》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在《资治通鉴》中是罕见的，可见陆贽言论“资治”作用之大。

陆贽不仅受到历朝历代的极力推崇，其影响还远播海外，特别是邻国日本，自宋以来就有大批狂热的崇拜者，称陆贽是“圣哲中的圣哲，明珠中的明珠”。

1996年8 月，一个从日本远道而来的白发苍苍的老人，蹲在忠县城对岸一个农家院坝里，用手绢认真地擦着一块残缺的石头。太阳好大好毒，晒得这位老人汗水直淌。一旁的农民躲在阴凉里，用一种莫名其妙的眼光看着他。

泥土一点一点地擦掉了，石头表面慢慢露出了一行古老的文字——“唐忠州别驾陆宣公之墓”。严格地讲，只有半行文字，因为石头已经从中间被整齐地一分为二了，另一半文字不知去向。

“我找到了，这是真墓，陆贽就埋葬在这里！”那个老人惊喜地大叫起来。随即，他双膝下跪，俯身叩首。

这名老人叫鬼头有一，已经77岁了，他是日本东京大东文化大学理事、元皇学馆大学教授、日本东洋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汉学家。几十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唐代文化尤有兴趣。此次他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寻访唐代大政治家、名相陆贽的墓地。

“陆贽在日本受到普遍崇敬，自从宋代苏东坡将陆贽全集介绍到日本后，历代天皇都将陆贽著作当成必读的治国经典，日本人称陆贽是圣哲中的圣哲，明珠中的明珠。我先后到过中国19次，凡是陆贽走过的地方我都去过，这次来参拜陆贽墓，是我很久的心愿了。”鬼头有一教授说。

太阳直直地照着，白晃晃的阳光照得石坝像烧热的锅一样发烫，老人全然不顾炎热，拿出白纸来蒙在“陆宣公之墓”碑文上，用铅笔一点点地拓下字迹，汗水不断地往下掉。

日本老人鬼头有一教授回国后告诉日本文化界的陆贽崇拜者们，陆贽的真墓就在忠县，这下那些日本人都激动了，都要求到忠县来拜谒陆贽墓。于是，经过反复筹备，1998年3月13日下午，以鬼头有一先生为团长的“日本东洋文化振兴会·惜心会访华团”一行27人到了忠县。

这一天天清气朗，飘洒了几天的春雨刚刚停住了，翠屏山上一片葱茏。宣公墓已不再是前年鬼头有一先生看到的那副破败不堪的样子。就在这天上午，忠县四套班子及十多个部门的官员在这里隆重举行了“陆宣公墓修复竣工庆典”，焕然一新的陆宣公墓仿唐代制式，墓碑为马识途所书，人们从山崖上采来了一大束鲜艳靓丽的野花放在墓前。

见修复的陆宣公墓如此庄重大方，鬼头有一先生感到非常欣慰，他打开了一个从日本带来的纸箱，取出专程带来的糖果、糕点、香烛等供品摆在陆宣公墓前，宣布祭奠开始。

鬼头有一先生上前三鞠躬，俯身单腿跪拜，将一杯酒缓缓地绕着香烛浇到地上，再拜，然后退到墓侧，朗声诵读从日本带来的《祭陆宣公文》：

“维时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三日，日本国名古屋‘惜心会’等同志27名，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唐大相国陆宣公之灵……”

鬼头有一先生满脸的庄严，满脸的虔诚，他是用日语诵读的，大概是担心陆贽听不懂日语吧，每读一句，便由翻译用汉语诵读一句。这时全场肃然，每个日本人都低着头，静静地聆听着祭文。场外的围观者止住了喧哗，鸦雀无声地注视着这些异国人对中国古代圣哲的祭奠。

“惟天宝以来，玄宗肃宗代宗相继蒙尘，职政崩坏，藩镇跋扈，内忧外患，唐朝将土崩陆沉，谁人能救之乎？当此时，公在翰林上书曰：……”

祭文是鬼头有一先生的手笔，完全是中国古代的格式，最后说：“呜呼，公薨而后1194年，忠县重修公之祠祀。余等又爱忠县性灵之地，赞公之高风清节，以欲传之后世。公之神灵其尚飨。”

祭文诵读后，27个日本人依次到墓前单腿跪拜，每人敬上一柱香，再敬一杯酒，墓前烟气缭绕，酒浇湿了好大一片地。

当天晚上，忠县东道主在宾馆里举行酒宴欢迎日本客人。鬼头有一先生用他那特有的富于感情的声调致答谢词说：“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了，中日两国要和世界人民一道共同走向二十一世纪。陆宣公的精神，不论在哪一世纪都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今天我看到宣公墓修复得这么好，感到非常高兴，谨表示感谢。”又过了多年，三峽蓄水后，长江水面离陆贽墓更近了，风光更美了。陆贽墓已经成了忠县人人皆知的名胜古迹，海内外的陆贽崇拜者前往拜竭的络绎不绝。

新时代的太阳正普照华夏大地，一个崇拜英雄、景仰圣哲的时代己经到来。陆贽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光辉，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奔向光辉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