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军

在唐代的政治家中，司马光最为推崇的人，非陆贽莫属。一部《资治通鉴》，他引用陆贽的奏疏多达39篇，长的数千言，几乎囊括了《陆宣公奏议》的大部分内容。苏东坡也曾称赞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是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令人景仰的一代名相。

乱世里的“救时内相”

陆贽所在的陆氏家族，在江南很有名望，可惜他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父亲陆侃曾当过溧阳（今江苏溧阳）县令，英年早逝，陆贽是在母亲含辛茹苦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

大历六年（771年），年仅18岁的陆贽即高中进士。关于唐代科举，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明经和进士是唐代科举规模最大的两科。明经主要考儒家典籍，靠的是背诵，所以年少学子容易考中，30岁考上都算老的了;进士主要考诗赋策论，靠的是见解，需要积累，所以50岁考中都算年轻。陆贽年纪轻轻成了进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中第后，陆贽曾任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和渭南县主簿。这种基层工作，很难有突出的政绩，诗人卢纶曾写过一首《驿中望山戏赠渭南陆贽主簿》，描述了他的生活状态：“官微多惧事多同，拙性偏无主驿功。山在门前登不得，鬓毛衰尽路尘中。”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陆贽不久就让人刮目相看。

大历十四年（779年），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派出特使巡视天下。陆贽大胆地向前来渭南的特使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政建议，即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他的这些见解不仅深刻、全面，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唐德宗在当太子时，就已经知道陆贽的名声，这次听到了特使的汇报，心中更加敬佩陆贽，于是把他召入朝廷，任命为翰林学士、监察御史。

唐德宗因此对陆贽更加倚重，虽然朝廷当时有宰相主持朝政，但陆贽常在皇宫中参与谋划决策，因此被称为“内相”。有一次，唐德宗从奉天出奔梁州（今陕西汉中），道路险恶难行，君臣多有失散。过了一夜，还没见到陆贽到来，唐德宗担心不已，坐在那里愁苦地流下了眼泪。他下诏张贴寻人告示，宣布能够找到陆贽的人，赏赐1000两黄金。后来陆贽终于追上队伍，唐德宗非常高兴，太子以下的人都来祝贺。

建中四年（783年）年底，奉天之围解除以后，为了扫除晦气，唐德宗决定改换年号，将“建中”改为“兴元”，同时大赦天下。中书省起草了赦文，唐德宗看后又派人送给了陆贽，想听听他的意见。陆贽劝他说：“值此纷乱之际，倘若皇上能仿效周成王责己、汉武帝自悔的举动，就能除掉这些藩镇。振奋国势，当近在目前。”说白了，就是想让皇帝把大赦天下的诏书写成一份深刻的检讨书。唐德宗答应了，于是，陆贽亲自操刀，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之一《奉天改元大赦制》诞生了。

这篇赦书全文2000余字，以唐德宗的口气，坦承自己从小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道百姓生计之艰难，也不明白兵士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国家变乱，都是皇帝自己引起的，“罪实在予，永言愧悼”。为此，宣布改元大赦，对所有参与叛乱的人一律赦免，所有过错既往不咎。诏书热烈真挚，深沉感人，颁布后“人心大悦”，前线将士非常感动，有的听到后竟痛哭流涕，“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在陆贽的策划和主持下，朝廷逐渐走出危局，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转危为安，陆贽也因无可替代的作用而被后人称为“救时内相”。

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陆贽虽然深得唐德宗的赏识，但在很长时间却不能从“内相”转正，原因是他不会顺情说好话，讨皇帝欢心。甚至很多时候，他会拒绝唐德宗的要求，弄得皇帝很不高兴。

唐德宗在外逃亡时心里相当郁闷，有善于察言观色的术士建议说，“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给出的主意就是在皇帝的尊号上多加几个字。早在唐德宗即位不久，就有大臣给他上了“圣神文武皇帝”的尊号，但与他的太爷爷唐玄宗的尊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比起来，字数和程度上的差距都还相当明显。术士现在说需要加尊号，唐德宗很高兴，可陆贽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陆贽的态度很明确——不该加。理由有两个，第一，“尊号之兴，本非古制。”尊号这个东西，不是历史上的定制，“皇帝”其实已是最崇高的称号，无以复加。三皇五帝包括古代的那些明君，或者只称“皇”，或者只称“帝”，加尊号这件事，不过是从本朝才兴起的，国运兴也好，衰也好，跟尊号没关系。

第二，“以臣庸蔽，未见其宜。”尊号在和平时期加，尚且让人觉得招摇，现在天下治理成这个样子，怎么还好意思夸耀自己，给自己说好话、加美名？加上尊号，无补于美好的声誉;减掉尊号，也不会损伤美好的品德。相反，减掉尊号，还能显示出谦逊的美德。所以，尊号不仅不应该加，还应该罢黜原有的尊号。

因为陆贽的坚决反对，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

作为唐德宗手下第一笔杆子，经陆贽起草的诏书不计其数，然而他也并非什么诏书都肯动笔，有的事他就回复说：“臣未敢承旨”，对不起，我不敢接受您的命令。

在唐德宗逃难的途中，有人给他献瓜果，他十分感动，命令陆贽封他们为官，以嘉奖他们的好心。陆贽反对说：“官爵是国家的名位，不可轻易封给人。”唐德宗解释说：“不过是给个虚名罢了，况且已经与宰相商量决定了，你不要不满意。”陆贽依然不肯动笔，说：“奖赏讲信用，惩罚坚决执行，是成就帝王事业的条件。随意封爵，滥用刑罚，是国家混乱衰弱的开端。现在献一筐瓜、一篮果，就授官位，那些为国家舍生忘死的人就会说：‘我们的生命竟同瓜果一样。瓜果是草木，把人的生命看得与草木一样，怎能嘉勉人呢？”唐德宗无话可说，只能暗自生闷气。

陆贽辅佐朝政，从不顾惜自身，时常与唐德宗争论事情的对错，恳切地矫正皇帝的过失，有时明知道事有不可，也据理力争。他虽然忠心耿耿，但时常让皇帝难堪，有人劝他说话不要显露锋芒，他回答说：“只要我上不辜负天子，下不辜负平生的学问，别的事情就没有值得顾惜的了。”

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

39岁时，陆贽终于官拜宰相。他一直是唐德宗身边的重量级人物，所以被人争相巴结取悦，然而他清正廉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分外之财，分毫不取。

贞元三年（787年），陆贽的母亲因病去世，他按照规定回乡守孝。在返乡途中，陆贽将母亲的灵柩停于东都洛阳的嵩山丰乐寺。当时陆贽已是唐德宗跟前的红人，对于地方官员、豪绅富商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结交机会，于是纷纷带着奠礼登门拜祭。陆贽毫不领情，回绝说：“家母过世，是我的私事，诸位与我非亲非故，仅是宦途之交，你们厚馈的奠礼我是绝对不能收的，请诸位拿回去吧！”这些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因为平时没什么积蓄，丁忧期间，陆贽的生活常常捉襟见肘，最后靠朋友韦皋的资助才渡过治丧、营葬等几道经济难关。

陆贽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官场十分另类，因而有不少官员埋怨他行为怪诞，不近人情。唐德宗听见了这样的议论，心中也有了一些想法。

有一次，在一个私密场合，唐德宗亲自开导陆贽说：“你清廉和谨慎得太过分了。各地官员到长安来，给你送一些礼物，那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点都不接受，是很不近人情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的小礼物，你就收下好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以常人的思维，皇帝都开了金口，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即使你想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肯同流合污，那装作没听到这番话也行。但陆贽就是陆贽，第二天，唐德宗的案头上就多了一道奏折，跟皇帝辩论起来：“官员接受贿赂，哪怕只有一尺布，也算犯罪，必须惩处，更何况是身为百官之长的宰相，岂可开此方便之门？受贿之门一旦打开，欲望一定膨胀，一开始是马鞭和靴子，接下来就是黄金和美玉。眼前有种种诱惑，内心又岂能不乱？”在陆贽眼中，接受马鞭、靴子之类的馈赠，绝对不是“受亦无妨”的小事，因为“伤风害礼，莫甚于私;暴物残人，莫大于赂”，上梁不正，还想让下梁不歪，可能吗？

不知道唐德宗看到这番义正辞严的话，内心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干笑、苦笑，或是无可奈何的笑。这样不给皇帝面子的人，其下场又会怎样？

因为陆贽，唐朝是幸运的，正如《新唐书》所说：“唐德宗不亡国，岂不是幸运吗？”遇到唐德宗，虽然是陆贽的不幸，不过这也正好给了他施展才能的舞台，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记住了他的睿智、正直和铮铮铁骨。从这个角度说，陆贽其实也是幸运的。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