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忠玲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48)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消费作为社会生产的最后环节，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也能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指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从2000年的总体小康到2020年即将建成的全面小康[12],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不断增加,在物质文化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居民的消费需求已从过去的追求数量转变到质量，不断优化消费结构，表现为在食品支出上的比重下降，但在医疗、文化、教育消费支出的比重上升较快。

近年来，北京市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重视消费的质量。据相关数据显示，2007-201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0%，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3.5%。具体来看，居住增加9.8%，交通和通信增长7.06%，教育、文化和娱乐增长5.8%，医疗保健增长18.1%。可见，日常服务性的支出一直在增长，居民在文化方面的支出也在扩大。合理的消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助于经济健康发展。因此，研究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意义重大。

(二)文献综述

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内有关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研究较多。赵永平等(2016)的研究发现城镇化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消费[2]。万勇(2012)提出城镇化通过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拉动居民消费增长[3]。雷潇雨等(2014)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提高城镇居民消费率增长[4]。石凯和聂丽(2014)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并未驱动居民消费增长[5]。汤向俊(2016)认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的增长具有双面性[6]。吴瑾(2017)认为消费结构影响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合理能推动产业结构优化[7]。吴婧(2020)强调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应与供给侧改革协调发展[8]。

从微观层面来看，张进财(2020)对以北京、天津、廊坊、保定为首的环都经济带近10年的城乡消费数据进行ELES统计分析得出以享受型消费为主。[9]。俞剑等(2015)分析2004—2012年中国30个省市地区的城乡面板数据发现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只能通过投资变动来影响我国农业和制造业的增长[10]。

二、实证分析

(一)选取样本指标

以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为研究对象。按统计年鉴对消费支出的标准，取2007—2017年间北京市城镇居民在食品(X1)、衣着(X2)、居住(X3)、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X4)、交通和通信支出(X5)、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X6)、医疗保健(X7)其他商品及服务(X8)作为研究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指标。

(二)检验因子分析法的适用性

为消除数据量纲，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再对各变量指标之间的偏相关矩阵进行KMO与Bartlett球形度检验。其数据显示，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5，拒绝原假设。KMO值为0.745，数据可做因子分析。

表1 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根据输出结果，两个特征值大于1，经过旋转后的因子解释总方差的百分比依次为65.837%、43.658%，两个因子累计解释了90.925%的原有方差，贡献率超过85%，基本包含了全部变量的解释信息。因此，选取前两个成分作为公共因子是合适的。

表2 方差贡献值与变量的特征值

(三)旋转并解释公因子

由表3可知第一个因子在教育、文化和娱乐(ZX6)、食品(ZX1)、其他商品及服务(ZX8)、衣着(ZX2)、医疗保健(ZX7)、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ZX4)的载荷值较高，解释了在消费支出结构中这六项指标的影响程度，代表“服务型消费”；第二个因子在交通和通信支出(ZX5)和居住(ZX3)两个指标上的载荷值比较大，是反应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因子，即“生存型消费”。

表3 旋转成分矩阵

(四)公共因子得分

如表4所示，使用8个变量的线性组合来表示提取的2个公共因子，将公共因子的得分记为F1、F2，将8个指标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ZXi,i=1-8)分别乘以因子载荷量并加总，得到两个线性方程，具体如下所示：

表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F1=0.182ZX1+0.187ZX2-0.008ZX3+0.120ZX4-0.069ZX5+0.182ZX6+0.190ZX7+0.208ZX8F2=0.018ZX1-0.046ZX2+0.410ZX3+0.217ZX4+0.450ZX5+0.021ZX6-0.109ZX7-0.178ZX8

(五)综合得分及排名

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计算综合得分F：

由上式可得到北京市城镇居民2007-2017年人均消费支出不同年份的综合排名，排在前面的年份，消费支出水平越高。

(六)结果分析

(1)整体分析，“服务性消费”为主力。F1、F2的权重分别为0.65837和0.28333。F1的权重最大，F2的权重相对小。说明在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F1服务类型消费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甚大。

(2)根据综合得分，居民消费结构一直处于调整和优化中。F2“生存型的消费”相比较于F1“服务型消费”有所下降。从2014年开始波动，但整体呈小幅度增长趋势，F1“服务型消费”从2012年开始因子得分大于0，表明北京市城镇居民从2012年开始更加注重医疗保健，高质量、健康的“服务型消费”

(3)在服务类型的消费中，文化、教育娱乐和食品的载荷值比较大，即现阶段人们重视教育、精神层面消费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在“生存型消费”中，交通和通信支出及居住的载荷值比较大，说明人民在“住”这一方面的支出较大，同时，交通方面的支出对整个的消费水平也有较大影响。

表5 综合得分排名

(七)对策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是扩大居民消费的引擎。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是受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的，一定层次的收入群体有一定等级的消费水平。因此，提高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能从源头上扩大消费者的需求。

(2)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挖掘新的消费趋势。从上述可知，应将“服务型消费”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突破的方向，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引导居民向文化教育娱乐、医疗保健、高档衣物等方面消费。

(3)呼吁绿色消费为主来创造和谐法制的消费氛围。绿色消费模式被公众所倡导。因此，在相关政府部门、需求者和生产者的共同经营下，通过制度规则和个人环保意识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