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盼盼

(西藏大学 西藏 拉萨 850000)

一、中原经济区简介

2010年11月，河南省委八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正式进入了河南省十二五规划重要内容，这标志着中原经济区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2011年3月5日，《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被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原经济区有了明确的发展路径与规划。2012年11月2日，在国家发改委将中原经济区范围基本确定后，《中原经济区地图》的完成标志着中原经济区正式成立。中原经济区的主体为河南省范围内的地级市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具体包括如下市县区：河南省的所有地级市；山西省的长治市、晋城市、运城市；山东省的聊城市、菏泽市、泰安东平县；安徽省的宿州、淮北、阜阳、亳州、蚌埠、淮南潘集区及凤台县；河北省的邢台市与邯郸市。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有着发展的先天优势，却也存在着农业发展水平低，城乡发展差距大等问题。本文利用《河南省统计年鉴》等原始资料对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计算并就计算的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

二、数据处理与计算方法

(一)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测算方法。本文采用覃成林等[1]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测算方法，以覃成林等[2]对于其他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分析为参照，以实现对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第一，用莫兰指数测度中原经济区各地市县区间的经济联系状态。计算式为：

该式中，n为全部地市县区的数量；变量xi代表某一年份i城市的人均GDP；变量xj代表某年份j城市的人均GDP；为对应年份各个城市人均GDP的均值；Wij是i与j城市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莫兰指数I的值介于-1到1之间。若Moran’sI>0，表示中原经济区各地市县区间经济联系趋向紧密，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若Moran’sI<则表示各地市县区间经济联系趋弱，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用中原经济区各地市县区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测度它们之间经济增长的状态。计算式为：

第三，用中原经济区各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变异系数测度城市间经济差异状态。计算式为：

式中,xj为j城市的人均GDP，j=1、2、…n；为各城市的人均GDP的平均值；n为城市个数。Vuw越大，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经济差异越大，经济发展趋向不协调；反之，Vuw越小，则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的经济差异越小，经济发展趋向协调。

第四，用平均赋权法将所测度的I、βt、Vuw合并成一个反映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用z表示。最后用下式计算区域协调发展度：

式中，z为某个年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测值,z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期望值，s为标准差。这样计算得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U位于0到1之间，U值越趋近于1，表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越高;反之，越趋近于0，表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度越低。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本文选取2010～2017年为研究时段，以中原经济区33个地市县区为分析单元，包括河南省的所有地级市及山西、山东、安徽、河北的部分地级市、县区等。本文之所以选择2010～2017年为研究时段，一是考虑到中原经济区这一概念由河南省委在2010年提出，中原经济区建设实质上从2010年就开始了。因此，从2010年开始观察和分析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状态的变化是合适的。二是本文所需要的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仅能获得2017年的数据，2018年的数据尚不可得。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关年份的《河南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西统计年鉴》、《泰安统计年鉴》与《淮南统计年鉴》。

三、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分析

(一)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水平。表1显示，2010～2013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保持了较高的水平，U值始终大于0.95。2014年，U值急剧下降，从0.9582下降至0.8367，到了2015年，U值继续下降至0.7308。从2016年开始，U值开始回升，在2017年，U值达到了顶点。由于个别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波动极大，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度呈现非线性的过程。在2014年，淮南潘集区与凤台县经济增长停滞，而到了2015年，山西长治甚至出现了-2.9%的经济增长，这些情况极大影响了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的稳定性，到了2016年，经济开始回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回升，直到2017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达到顶峰。据了解，2014年与2015年经济乏力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转折性变化与去产能的进一步实施。

表1 2010～2017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度(U值)

(二)区域经济联系变化。表2显示，中原经济区8年来的I值始终大于0.3，表明其内部各城市地区始终存在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十分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在2011年，I达到了0.434的峰值，其后则不断下降，仅在2016年略有回升，从0.348上升为0.356，到了2017年则继续下降，虽然I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不过始终保持在极高水平。整体来说，I值的变化与U值变化存在很大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2014～2015年表现的尤为明显。

表2 2010～2017年中原经济区经济联系(I值)

(三)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变化。表3显示，中原经济区βt值出现了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情况，具体来说，从2011年开始，βt开始明显上升，2015年达到了0.4031的最高点，直到2016年开始下降，到了2017年，βt值也始终没有回到2010年的水平。这说明中原经济区区域增长差异有扩大的趋势，直到近年来才有所好转。

表3 2010～2017年中原经济区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βt值)

(四)区域经济差异变化。中原经济区Vuw值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0年的0.4029到2017年的0.3680，虽然下降幅度不大，不过还是说明中原经济区内部经济差异逐渐缩小，在2012，2016，2017三年间，Vuw值存在微小上升，可以忽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2010～2017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的变化过程及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2010～2017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度(U值)始终保持极高水平。虽然在2014与2015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度处于相对低谷，但2017年是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最高的一年，这说明了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的良好趋势。第二，2010～2017年中原经济区的莫兰指数均远大于0，说明其内部各地市县区经济联系紧密，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中原经济区的βt值虽有较大起伏，但2016年情况出现明显好转，而Vuw值常年稳定保持在较低水平，这是中原经济区常年保持协调发展程度较高的重要原因。第三，就变化过程而言，无论中原经济区的协调发展水平，还是其经济联系、经济增长率差异和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变化都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从表1与表3可知，八年间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度的变化主要来自于βt值的变化，如在2016年，βt值由0.4031降为0.1959，U值则由0.7308大幅上升为0.9703。

根据上述结论，就进一步提高中原经济区协调发展水平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以《中原经济区规划》为指导，加快以郑州为中心延伸至其他城市的交通网络建设，充分发挥发挥郑州在中原经济区的交通枢纽地位。郑州在中原经济区内地理位置优越，经济与产业优势明显，如果以发达的交通网络为基础，可以铁路与公路运输为核心，充分发挥其交通枢纽与经济核心作用，实现中原经济区内各地经贸的有效往来。第二，加强信息网络建设，构建各城市间的交流平台以方便加强中原经济区内的沟通合作。城市系统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区带的更新也应当与城市发展保持同步。获取城市建设的动态信息，提高协作发展的融合性，才能在未来竞争之中保有优势。对于中原经济区而言，就需要适时构建区域发展的交流体系。[3]中原经济区内的网络建设绝不应仅仅停留在交通方面，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同样能够极大助力其协调发展。例如作为中原经济区的两大中心城市，郑州和洛阳可以利用自身的各方面优势为周边城市的产业更新提供有利信息。发达的信息交流可以明显改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有利于经济区内各地的优势互补与统筹发展。第三，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中原经济区的主体河南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城乡发展差距巨大。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城乡协调发展度最高，同时在整个区域人均GDP排名第一，这依托于郑州的交通与产业优势，而其发达的县域经济同样不容忽视。[4]然而中原经济区的大部分城市城乡差距巨大，一些农村地区地处深山老林，交通不便，资源匮乏，这些地区想要脱贫基本只能采取易地搬迁的方法。城市利用交通、产业等优势发展迅猛，而农村难以充分发挥旅游业等优势，被动跟随城市发展，久而久之，城乡差距愈发扩大，因此，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是当务之急。因此，统筹发展自然旅游，做大做强相关产业对于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超越中原经济区省际行政边界限制，切实发展中原经济区而非“河南经济区”。虽然中原经济区内部具有同质性，但因为受到省级行政边界的阻隔，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日趋显著。[5]应当通过对省际边界区域的大力发展，培育出跨省界的新经济热点与经济中心以增强辐射带动能力。同时，要加强政府层面协作，对中原经济区的发展统筹安排，构建切实可行的合作机制，以改善地方各自为战的局面。省际边界区域可以利用自身特殊的区位优势，发挥中原经济区各地沟通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间应努力协作，促进要素、资源、经济等自由流动、合理配置，消除区际间贸易壁垒，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以构建合理的区际合作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