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希松 郑狄锑

摘 要：尹昌衡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四川辛亥革命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与作用，他出任四川军政府都督，平息成都兵变，采取措施积极治川。尹昌衡虽是武将出身，但在文学上的造诣同样不可小觑。其自归隐乡间后，一直潜心于写诗作文，其著述《止园文集》《止园诗抄》《经述评时》等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为后人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文人思想和爱国情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参考。关于尹昌衡的突出贡献，建国以后贺龙总司令与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都对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尹昌衡先生对国家、对民族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不仅仅是在政治和军事上，更表现在他在哲学和教育学上的独到见解和看法。本文以1917年尹昌衡不问政事，归隐成都后所作《惟教论》为中心，对其中包含的尹昌衡教育思想进行探究，尝试分析其与前人一脉相承又别具一格的教育思想内涵。

关键词：《惟教论》;尹昌衡;教育思想

一、自古以来的“政”与“教”

“政治”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毕命》中，其曰：“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古人一般将“政”与“治”分开解释。“政”一般表示朝代的制度和秩序，而“治”则一般表示安定祥和的社会状态。而教育作为一种教书育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自古以来就与“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教育的发展与繁荣为制度的建立和秩序的稳定输送大批的有识之士;另一方面，制度的完善和秩序的稳定也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尹昌衡在文章开头写到，“古者有教而无政，小伪兴，政辅教，道又衰，政教并，大伪兴，教辅政，人沦于禽，政奴教，失教繁政，乱滋极”，充分说明了“政”与“教”二者之间存在的三种关系，即“政”作为“教”的辅助手段，到“政教合一”，到“教”成为“政”的辅助手段。在古代社会，当“政”作为“教”的辅助手段时，统治者治理天下采用的措施是以教育为主导，而非采用强硬的政治控制。而“小伪兴”“道又衰”“大伪兴”，表明随着社会秩序紊乱的加深，“政”与“教”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到“教”成为“政”的辅助手段时，道德纲纪沦丧，社会秩序彻底紊乱。此时，政治举措将居于教化之上，而一旦社会失去教化，政治举措会更加严厉和繁复，社会秩序亦就更加紊乱。

值得一提的是，“政教合一”原本是指政治和宗教的合一，政权和教权的合一。但是，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教”并非宗教，而是教育，具体来说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殷周时期可能是中国传统教育观念变迁的一个重大节点。尹昌衡在《惟教论》中提到，在殷商以前，原始宗教（巫术占卜以及祖先崇拜）气氛非常浓厚，当时支配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帝”。但是西周以后，原始宗教逐渐式微，巫术占卜以及祖先崇拜被礼仪化，人格化的“帝”被非人格化的“天”所取代。其中的关键也许应当归结于周公所实施的一次文化改革。为了总结殷所以亡和周所以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周公制定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制礼作乐”的意识形态教育纲领。

二、与儒家教育思想的一脉相承

儒家的教育思想主要建立在重视思想品质和伦理教育的基础上，即讲求“德”“礼”二字。《论语》载：“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统治者为政要以德为准，要如北极星般被人民所拥护。因此，这种政治的关键是教育，所谓“三纲（领）”“八（条）目”——“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实现以德为教的一个路径。尹昌衡在《惟教论》中写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尚书所载，尧未命四岳平水土，先峻德帅黎民，黎民于变时雍，舜嗣尧，命禹命稷，仅使民陆居粒食，未有布政，即置司徒，以斯徵之。是古者，有教而无政也。”黄帝尧舜时期，推行以“教化”治国。尧治国时，先树德教，以施于民，人民尊德而行，并未下令大臣从事德教之外之事。舜继承尧之德教，仅使大禹治水使民有所居，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使命有食，并未采用其他的政治措施，设置司徒以掌民事，正是德教的体现。

另外，儒家将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位置，强调教育优先于政治，教育是政治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产生良好的政治，这就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思路，即通过伦理道德教育培养圣贤君子，实现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周礼》曰：“儒以道得民，道也者，教也。”其充分说明了教育在儒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尹昌衡在《惟教论》中写道：“夫政以民苦，教以民乐，政约民身，教约民心，教不待政而兴政不待教，不兴政不可以加于教，教可以加于政，政不能废教。教能废政，政繫一世，教繫千古。政极隆，使民安宁，教极隆，使民神圣。”意在说明政治使民痛苦，只能约束人的身体，让人在行动上保持平静，反之教育使民愉悦，从内心信服教育，在精神上得到升华。因，此教育的发展不必等待政治的繁荣就能够独立向前，可以优先于政治而发展起来，教育随时可以影响政治，政治只能发展到较为发达的水平才能影响教育。这种观点充分说明尹昌衡的教育思想受到儒家教育思想的熏染而呈现出相通之处。

三、“政”“教”的交替相辅

自古以来，政治和教育孰为主、孰为辅是每个朝代君王和仁人志士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这种探索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及整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在一个社会里能否人尽其才，是这个社会能否发展、能否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教”辅“政”时期，作为政治中央代表的官学主要培养政治以及行政方面的人才，为统治者服务，将许多人才吸收到政治以及行政领域，让教育的形式和内容更倾向于符合统治者意识形态，这种“教”辅“政”的情况一方面由于行政需求容量有限，有相当一部分人才被淘汰，造成了人才的浪費，限制了社会，尤其是文化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则给私学提供了发展的余地，具体来说就是为官学培养的人才向私学流动，凡为官学所培养造就并被官场所拒斥淘汰的人才，如果尚能为私学所容纳，那么无论对于文化发展，还是对于政治稳定，都是有益的、安全的。反之，凡为官学所培养造就并被官场所拒斥淘汰的人才，如果不能为私学所容纳，那么无论对于文化发展，还是对于政治稳定，都是有害的、危险的。这便是“教”辅“政”的作用。

在“政”辅“教”时期，由于政治繁荣，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富庶侈慾，治备民偷”的现象极易产生，治理措施增加，但民却难治，民之欲望变得愈益繁复，这就造成统治者对其统治地位稳固的忧虑和担心。于是自虞朝以后，舜便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使皋陶弼教，禹誓师，诞敷文德，舞谦羽以教有苗”，命皋陶、大禹辅助教化，以德教化南方少數民族等。于是“乃有二十二人时亮天功”的结果出现。亮即为辅助、帮助，天功即为治理百姓一类的大事。

四、“惟教”的原因分析

（一）为政者急功近利，脱离群众

《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深深懂得人民的力量是极其伟大的，十分强调了依靠人民力量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对历代统治者尊重民情民意、执政为民，起到了积极参与的促进作用。尹昌衡同样认识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提到“今之急功于政者，是必不欲民之乐而利其苦也，是必不欲得民心而絷（zhi）其身也，是必不欲政之兴而视其踣（bo）也，是强欲以政加于必不可加之上也，是必欲自灭而待治于人也，是图偷须臾之安而朝夕不相及也，是徒见其躯而不知有神也”。但凡急功近利，目光短浅，急于取得功绩的君王，必定不会考虑人民的苦乐而为自己埋下了苦果，必定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而孤立无援，必定不是真的想要政治繁荣而使国家即将灭亡，必定只能面临自取灭亡而被人所取代的结局，必定只能偏安一隅，朝不保夕，终究只是看到了表面而没有发现“民为本”的本质。

（二）为教者扶助危倾，使国安定

从古至今，众多教育家、文学家、军事家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例子数不胜数，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流传千古的伟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饱读诗书的圣贤。而尹昌衡也充分认识到为教者的重要作用。但是有人质疑道：“庶采蛊矣。四境险矣，政犹不暇，教何能及。”意在说明当前边境敌军来犯，领土危在旦夕，君王的政治措施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教育肯定也没办法解决。随即尹昌衡就反驳道：“在易之蛊，万机窳（yu）弊，不曰备兵，不曰积财，不曰食，不曰刑，不曰庶政，而惟曰振民育德。在易之坎，内外重险，不曰备兵，不曰积财，不曰食，不曰刑，不曰庶政，而惟曰常德习教。”在《易经》蛊卦中，为了救弊治乱、拨乱反正，当多种方法都尝试之后国家仍然凋敝衰败，但是却不养病，不积累财富，不发展经济，不完备刑法，不处理政事，而是最先考虑救济人民，培育美德，纠正时弊。同样在《易经》坎卦中，也强调将养德习教放在首位。在尹昌衡眼中，圣贤们对于教育的做法是非常值得借鉴的，因为他们“重教于危急存亡之秋，不缓教于雍容承平之后”。在国家危难时教育救国，力挽狂澜;同样的在政治稳定时也不能放松对教育的支持力度。

五、结语

尹昌衡作为成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其性格豪放、才华出众的特点从他《惟教论》一文就可以见微知著，其丰富的知识储备、对教育独树一帜的理解、犀利的言辞都表达了他对自身所追求的教育目标的渴望。时至今日，在尹昌衡故居客堂前有一副对联，上面写道：“德垂后裔斯为寿，学传先绪名乃成”。意为生命的长短是看德的传承，德行传承得越久远生命继承也越久远（所谓“寿命”就看德行的传承）;学问的多少和学术造诣的高低在于学习了先辈学问的多少，把先辈的学问继承了发扬了，那么自身的造诣和成就也就达成了。这两点既是尹昌衡对自己也是对后人的要求。两句对联中的“德”“学”二字正是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道德素质与学问见识的体现。《惟教论》一文最后，尹昌衡用八个“惟”，即“惟教为治，惟教为平，惟教为乐，惟教为强，惟教为尊，惟教为富，惟教为大，惟教为久”，来总结他所认为的教育所能涵盖的领域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这八个“惟”也与题目“惟教论”相呼应，将全文发散开的思维最终聚合，尘埃落定。这八个“惟”也是《惟教论》的点睛之笔，既再次强调教育的地位，也为前文论述“政”与“教”做一个总结，即在一段时期内政治可能会乘势而上，让教育为其服务，但与历史的漫漫长河相比，政治的主导只是沧海一粟，教育的延续和发展才是时代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尹昌衡.惟教论[J].同德杂志，1917，1（2）：1-10.

[2]程广云，夏年喜.教育走向民间·政教合一·以教育代宗教——孔子教育思想三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2（5）：42-48.

[3]韩树声.初探高中历史教材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地位和作用[J].读天下（综合），2019（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