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茜

（深圳大学饶宗颐文化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61）

一、苏辙《春秋集解》的成书经过

苏辙早岁即已致力于《春秋》学的研究，其《古史后序》有云：“予少好读《诗》《春秋》，皆为之集传……”[1]（P545）又《栾城先生遗言》载其孙苏籀述苏辙生前行状曰：“公少年与坡公治《春秋》，公尝作论，明圣人喜怒好恶，讥《公》《谷》以日月土地为训，其说固自得之。”[2]（P1840）可知，苏辙少年治《春秋》已有新论。

苏辙曾自叙：“故予始自熙宁谪居高安，览诸家之说而裁之以义，为《集解》十二卷。”[3]（P13）据苏辙所言，其始创《集解》应于谪居高安之时，时已愈不惑之年。但其孙苏籀整理其文稿时，发现苏辙在嘉祐元年已成《春秋说》一轴，《栾城先生遗言》曰：“颍昌吾祖书阁，有厨三支，《春秋说》一轴，解注以《公》《谷》《左氏》孙复。卷末后题‘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兴国浴室东坐第二位读《三传》。’次年夏辰时坡公书名押字。少年亲书此卷，压积蠹简中，未尝开缄。籀偶开之，一一对拟今黄门《春秋集传》，悉皆有指定之说。想尔时与坡公同学，潜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遗书具在，当以黄门《集传》为证。据坡公晚岁谓《春秋传》皆古人未至，故附记之于斯。”[3]（P1842）苏籀将《春秋说》与黄门《春秋集传》一一对比，发现其中颇多印证之处，认为从《春秋说》可以看出，苏辙此时已在为日后著述大成之作而潜心稽考。可见，《春秋说》已是《春秋集解》的雏形。据《苏辙年谱》可知，嘉祐元年，苏辙应为十八岁。[1]（P11）那么苏辙应在青年时代即已着手著述《春秋集解》。

苏辙正式作《春秋集解》的时间，应是元丰二年。苏辙《春秋集解引》曰：“故予始自熙宁谪居高安，览诸家之说而裁之以义，为《集解》十二卷，及今十数年矣。”[3](P13)又《栾城先生遗言》：“公自熙宁谪高安，览诸家之说，为《集传》十二卷。”[2](P1840)据苏辙自叙，他应在熙宁谪居高安之时开始著述《春秋集解》；但按《苏辙年谱》：“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二十六日），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贬监筠州盐酒税。”[1]（P195）可知苏辙谪居高安的时间不是在熙宁年间，而是在元丰二年。又据《年表本传》：“元丰二年，十二月癸亥，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2](P1780)可见，苏辙贬监筠州盐酒税的时间应是元丰二年，又《颍滨遗老传上》载：“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2](P1283）苏辙在此文中也说作《春秋》始于谪监筠州盐酒税期间。因此，可以推断，《春秋集解》始创于元丰二年，苏辙时年四十一岁。

《春秋集解》十二卷的初成时期大约是在元丰四年。据《苏辙年谱》：“元丰四年，频与兄轼简。时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孔凡礼注曰：“《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第十简：‘子由在高安，不住得书。’简作于本年之秋。同上第十一简：‘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闲知之，为一笑耳。’作于第十简同时。按：此所成者乃初稿，以后尚不断完善，见本谱以后叙事。”[1](P236）据孔凡礼推断，《春秋集解》应在元丰四年已成初稿。

但苏辙并未就此杀青，《栾城先生遗言》有云：“公曰：‘吾为《春秋集解》，乃平生事业。’”[2]P236在随后的三十余年里，苏辙对此进行了不间断的修改。辙自叙道：“每有暇，辄取观焉。得前说之非，随亦改之。”[3](P13）

绍圣初年，苏辙再遭贬谪，谪居期间，苏辙乃整饬旧文，详加删改。绍圣四年，苏辙以《春秋集解》示其兄轼，轼颇为赞赏。《年谱》曰：“绍圣四年，兄轼论辙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以为皆古人所未至；论辙解《老子》差若不及。”[1](P562）

元符二年，苏辙作《春秋传后序》，此文即今之佚文《春秋论》。

从绍圣至元符年间，苏辙再易其稿，完稿后又示于坡公，坡公谓其为“千载绝学”，见《栾城先生遗言》：“……绍圣初，再谪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后卜居龙川白云桥，《集传》乃成。叹曰：‘此千载绝学也。’既而俾坡公观之，以为古人所未至。”[2]P1840

但苏辙仍未搁笔，崇宁年间直至政和年间，苏辙虽已近垂暮之年，仍在对《春秋集解》进行不断删改。《年表本传》云：“及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元祐学术，辙敕诸子录所为《诗》《春秋传》《古史》，子瞻《易》《书传》《论语说》，以待后之君子……”[2]（P1815）苏辙还颍昌是在崇宁三年。《年谱》曰：“崇宁三年，是岁，《春秋传》成。”可见，苏辙至崇宁三年已对《春秋集解》作了全面整理。又据《年谱》载：“政和元年，冬，得侄迈等所编其父轼之手泽，其中有元符间轼为辙所作《老子新解》之跋。十二月十一日，再跋所作《老子新解》（即老子《道德经解》）。”孔凡礼将其文补充于下，曰：“《再题老子道德经后》（按：题乃本谱撰者所加）：‘予昔南迁海康，与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从十余日，语及平生旧学，子瞻谓予：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然予自居颍川十年之间，于此四书复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为足矣，欲复质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于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题。’”[1]（P651）是时，苏辙已近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反复增删。

可见，自《春秋集解》始撰至定稿历经三十余年之久。

二、苏辙《春秋说》考辨

《春秋说》见于明茅坤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4]卷164，定为苏辙文论。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三苏先生文粹》[5]卷44亦收录此篇，同样归于苏辙名下。然该文并不见于苏辙《栾城集》《后集》《三集》以及《应诏集》，亦未收录于刘尚荣先生的《苏辙佚著辑考》（陈宏田、高秀芳校点本后附），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本所附的《栾城集拾遗》也未将其收录。那么，《春秋说》究竟是苏辙的一篇佚文，还是后人伪作而窜入《三苏先生文粹》与《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呢？要作出确切的判断还得经过一番考证。现将《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春秋说》全文录于下：

名分立，礼义明，使斯民皆直道而行，则圣人之褒贬未始作也。名分不立，礼义不明，然导以名分，而或知戒；谕以礼义，而或知畏。犹有先王之泽在，则圣人之褒贬因是而作也。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而先王之遗意已不复见，则圣人虽欲褒贬，亦未如之何矣。

愚于仲尼作《春秋》见之。周之盛时，赏罚一于主断，好恶公于人心，赏其所可赏，皆天下之同好也；罚其所可罚，皆天下之同恶也。虽鄙夫贱隶，犹知名分、礼义之所在而不敢犯者。不幸虽幽厉失道，天下版荡，然天子之权未尝倒持，而名分、礼义在天下者，亦不敢踰也。当是时，王迹不熄而雅道存，雅道存而《春秋》不作，则褒贬安所著哉？奈何东迁之后，势已陵替，赏罚之柄不足令天下，而雅道息，雅道息则名分踰而礼义丧矣。然尚有可救者，五霸起而合诸侯、尊天子，葵丘之会、伐原之信、大搜之礼，有足多者。至如鲁未可动，亦以能秉周礼，使先王纲纪之遗意绵绵有存者。又幸而一时卿士大夫事君行己，忠义之节间有三代人才之遗风。圣人于此知夫导以名分，或使知戒；谕以礼义，或使知畏，故与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而责备致严，则《春秋》之作，亦其人可得而褒贬欤？逮五霸既没之后，春秋之末，陵迟愈甚，吴越始入中国，干戈纵横，则中国几于沦胥矣。当时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纪纲遗意，与夫人才遗风，扫地荡尽，终于田常簒齐、六卿分晋，圣人于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虽欲褒贬，亦未如之何矣。故绝笔获麟，止于二百四十二年。获麟之后，书陈恒弑其君之事，已非圣人所笔。

噫！《春秋》不复作，其人不足与褒贬欤？然自《诗》亡而《春秋》作，孟轲以为“王者之迹熄”。至于《春秋》不复作，则又先王之泽竭焉。可胜叹哉！

文章共分三段，其中前两段是论述的主体，第三段为结语。下面对文章大义作一梳理。

文章第一段指出，圣人作褒贬是应历史之需而为之，非自古既有。世道清明之时，名分、礼义各处其位，不相混杂，百姓依道而行，不逾礼义，圣人无需为褒贬之论；及至世风衰落，名分不立，礼义不明，然世人犹缅怀先王遗德，故名分、礼义尚能惩恶扬善、规导世风，圣人此时为褒贬之论即可起到淳化民风、救时革弊的作用；截至世道颓变，名分、礼义已不可令世人戒惧，且先王之遗风也丧失殆尽之时，圣人褒贬之论于世风亦无所用。由此可见，圣人为褒贬之说也需适应时势，世风清明与颓变之期，褒贬之说均难以大行其道、左右世风。

文章第二段则结合史实具体阐述了仲尼作《春秋》的起始与绝笔之历史原因。文章指出，在周代兴盛之时，赏罚、好恶公正不偏，名分、礼义深入人心，即使普通百姓也知循规蹈矩，行而不犯。虽幽王、厉王失道，时世动荡，然天子的地位并未遭到摇撼，名分、礼义仍为世人所重，此时民风尚淳、褒贬自在，故《春秋》不作。而当平王东迁，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名分、礼义始遭遗弃，然鲁国犹尊《周礼》，先王纲纪仍未绝迹。此时，圣人作《春秋》，申名分、明礼义，则可起到重振先王遗风、挽救衰世的作用。再至五霸没后，夷狄进入中原，争战频繁，截至田常簒齐、六卿分晋，世风大坏。此时，圣人既知名分、礼义已为世人所弃，褒贬之论亦不可绳墨世人，故孔子绝笔于获麟。

该文中，作者于首段将“褒贬之论”置于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即大治时期、渐衰时期、颓变时期，讨论了“褒贬之论”的成因与消亡，以及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第二段中，作者具体讨论了孔子作《春秋》与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作者将周衰后的历史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幽厉失道至平王东迁之前为第一个时期，东迁之后至五霸确立为第二个时期，五霸既没至田常簒齐、六卿分晋为第三个时期。文章结合这三个历史时期具体探讨了孔子作“褒贬之说”的肇始与绝笔的历史根源。该文对孔子作《春秋》的历史背景与动因所作的分析，与苏辙《春秋集解》中的一段注文完全一致。《春秋集解》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曰：

……然则《春秋》始于隐公而终于哀公，何也？自周之衰，天下三变，而《春秋》举其中焉耳。其始也，虽幽、厉失道，王室昏乱，而礼乐征伐犹出于天子，诸侯畏周之威，不敢肆也，虽《春秋》将何施焉？及其中也，平王东迁，而周室不竞。诸侯自为政，周道陵迟，夷于列国。迨隐之世，习以成俗，不可改矣，然而文、武、成、康之德犹在，民未忘周也，故齐桓、晋文相继而起，莫不秉大义以尊周室，会盟征伐以王命为首。诸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虽齐、晋、秦、楚之强，义之所在，天下予之，义之所去，天下叛之，世虽无王而其法犹在也。故孔子作《春秋》，推王法以绳不义，知其犹可以此治也。及其终也，定、哀以来，齐、晋既衰，政出于大夫，继之以吴、越、夷、狄之众横行于中国，以势力相吞灭，礼义无所复施，刑政无所复加。虽欲举王法以绳之，而诸侯习于凶乱，不可告语，风俗靡然，日入战国，是以《春秋》终焉。由此观之，则《春秋》起于五伯之始，而止于战国之初，隐、哀适其时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夫二《雅》终于幽王，而《春秋》作于平王，盖与变《风》止于陈灵，陈灵之后六十余年而获麟，变《风》之所不刺，则《春秋》之所不书也。[3]（P148）

苏辙在这段文字中分析了孔子作《春秋》始于隐公、终于哀公的历史根源。苏辙指出，“自周之衰，天下三变，而《春秋》举其中焉耳”，认为在周代走向衰落之后，周历经了三个时期：平王东迁之前、之后为前两个时期，五霸衰落到战国期间为第三个时期。孔子作《春秋》是在第二个时期。苏辙进一步指出孔子修《春秋》的历史必然性：第一个时期，褒贬自在人心，圣人无需为褒贬之说；第二个时期，周道陵迟，然民未忘周，圣人作《春秋》即可推王法以绳不义；第三个时期，礼义无所复施，刑政无所复加，《春秋》已无补于世，故圣人绝笔不作。

不难发现，《春秋说》第二段内容与上面注文大义完全一致，二者均将周衰之后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在揭示孔子修《春秋》历史动因方面，二者所作的解释也完全一致。而且两文不仅内容上雷同，在篇章结构与语言运用上也不乏重叠之处，若将其中文句、结构加以对比，二者的一致性则更加明显。现列表对比如下：

表1 《春秋集解》卷十二与《春秋说》文字对照表

五霸既没及其终也，定、哀以来，齐、晋既衰，政出于大夫，继之以吴、越、夷、狄之众横行于中国，以势力相吞灭，礼义无所复施，刑政无所复加。虽欲举王法以绳之，而诸侯习于凶乱，不可告语，风俗靡然，日入战国，是以《春秋》终焉。[3](P148)逮五霸既没之后，春秋之末，陵迟愈甚，吴越始入中国，干戈纵横，则中国几于沦胥矣。当时诸侯皆五霸罪人，而先王纪纲遗意，与夫人才遗风，扫地荡尽，终于田常簒齐，六卿分晋，圣人于此知夫名分不足以导之使戒，礼义不足以谕之使畏，虽欲褒贬亦未如之何矣。结语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夫二《雅》终于幽王，而《春秋》作于平王，盖与变《风》止于陈灵，陈灵之后六十余年而获麟，变《风》之所不刺，则《春秋》之所不书也。[3](P148)《春秋》不复作，其人不足与褒贬欤？然自《诗》亡而《春秋》作，孟轲以为“王者之迹熄”。至于《春秋》不复作，则又先王之泽竭焉。可胜叹哉！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二者在内容结构与语言风格上均存在一致之处。可见，《春秋说》应是苏辙的一篇佚文。

据《年表本传》记载：“元符二年闰九月丁丑，有《春秋传后序》。”[2]（P1840）《年表》所载此文却并不见于苏辙《栾城集》《后集》《三集》以及《应诏集》，亦不见于刘尚荣先生的《苏辙佚著辑考》（陈宏田、高秀芳校点本后附），曾枣庄、马德富点校本所附的《栾城集拾遗》也未将其收录，而苏辙的《春秋集解》十二卷中也未录入《春秋传后序》。由此可以推断，《春秋传后序》应是在后世亡佚了。据孔凡礼《苏辙年谱》载：“元符二年闰九月八日，作《春秋传引》。”[1]P578孔凡礼认为在元符二年，苏辙作了《春秋传引》，孔凡礼在注中推断该文即今之所见的《春秋集解引》。

本文通过对《春秋说》内容的考察，知《春秋说》与《春秋集解》文末“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条的注释内容完全一致，应是苏辙的一篇佚文，而《春秋传后序》也是苏辙的一篇佚文。由此推断，二者很可能就是苏辙的同一篇佚文。该文成于元符二年。若按孔凡礼将《年表》所载《春秋传后序》视为《春秋集解引》，那么，对《春秋说》的归属就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将《春秋传后序》易为《春秋传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因此本文认为孔凡礼先生之说似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