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小阳 陆发春

（1.合肥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安徽合肥 230061；2.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饱受外国列强侵略，而这其中大多数外来侵略，都来源于海上。在外来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中，古老的中国开始发生颤动，缓步向近代国家演进。19 世纪60 年代掀起了洋务运动，中国近代造船业兴起，并大力向西方海军强国订购军舰，第一次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军，也标志着中国国防近代化的开端。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晚清近代海军，特指主要装备西式蒸汽动力战舰，军官多经国内外海军院校培训的新式海上武装力量，而非中国历史上使用帆桨战船的传统水师。近代海军的建立，与当时面临严重的外来侵略和内乱紧密相关。相比脱胎于八旗和绿营的清代传统水师，近代海军在兵源构成上与传统水师大为不同，在很多方面借鉴了西方的海军制度，在选才上，也具有相当的创新之处，让人为之耳目一新。晚清建立的近代海军主要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其中北洋海军实力最强、装备最先进、清政府经营最完善，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及东亚政治史有重大影响的舰队，从而最具代表性。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本文以北洋舰队为视角，通过查阅近代海军史料和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研究近代海军兵源构成，可以反思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得与失，并对我国当今的海军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海军士兵来源

（一）北方沿海地区的平民子弟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士兵的来源主要是世袭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两者都是世兵制，一入军户，子孙世代为兵。而鸦片战争前的清朝传统水师，按驻扎地区的不同，可分为内河水师和外海水师，其并不是独立的海上军事力量，而是分别依附于八旗和绿营的水师部队，外海水师分散部署在沿海各地。其承担的任务也只是“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1]（卷一三五《兵志六》，P3981）性质和今天各国的海岸警卫队很相似，可以说此时的水师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只是隶属于八旗和绿营的“陆军海战队”。所以传统水师的兵源和陆军一样，皆来源于世袭的军户。至鸦片战争时，传统水师和陆上八旗、绿营一样，都已腐朽不堪，毫无战斗力可言。所以，当清政府创建北洋舰队时，其士兵来源，除很小一部分来自于旧式水师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就近招募于山东沿海地区的渔民、农民和城镇居民子弟。“一般都是从威海、荣成、文登一带农民、渔民和城镇人民中招募。”[2](P40)而且对兵源要求较为严格，根据1888 年正式颁行的《北洋海军章程》[3](P253)的规定，大致可以对一个普通报名入伍者到成为正式海军士兵的经历有一个清晰地了解。其选拔条件是：1.年龄为16-18 岁之间；2.16-17 岁最低身高为四尺六寸，18 岁最低身高为四尺七寸；3.有犯罪记录者，一概不得录用；4.有一定文化素质，须略能识字，能够写出自身姓名；5.应募之人必须有父兄或者其他保人出具保证书，并明确服役年限。

以上条件和同时期日本海军士兵的选拔条件差异不大，甚至更为具体。1872 年2 月，日本政府发布海军征兵告示，“由地方官从18-25 岁的身体健壮的沿海男性志愿渔民中选拔海军士兵。”[4](P12)

除以上条件之外，招募士兵时，“须有练勇学堂督操官，或练船管带官、会同驾驶大副和医官三人察看合选，然后收录。”[3](P253)这种由多方合选的做法有利于保证兵员素质，“打破了绿营的世兵制，并防止了各舰管带直接招募劣等者混充兵数。”[5](P249)

而经过以上条件之后，也只是取得了海军中最低级的三等练勇军衔，且此时仍不是正式水兵，只能相当于见习水手。必须在练习舰上训练一年时间，通过以下考试晋升为二级练勇。“一、船上各部位名目，绳索名目，并知结绳、接绳之法。二、船帆各部位名目，并帆上所有各索具名目，并张帆之法，系帆耳之法，开帆之法。三、缝帆之法，帆沿打马口之法。四、能荡舢板。五、运舵量水并罗经体用各法，并船头挂镫之例。六、会泅水。七、四轮礮之操法，洋枪刀剑之操法。”[3](P253-254)

成为二等练勇后，再经考试通过，且年龄必须在19 岁以上者，晋升为一等水勇。考试不通过者须继续练习。至此成为一等练勇后，当战舰上水手有缺额时，才有资格递补舰上三等水手，但不必再经过考试，晋升为战舰上的三等水手也标志着成为了北洋海军的正式水兵。从最初练习舰上的三等练勇到成为正式水兵，至少得经过两年左右时间和两次考试。“海军普通水兵的选拔和训练和只要报名就能入伍、仅仅稍加练习队列，甚至都不教习操作西式武器的陆军相比，也简直是天壤之别。”[6](P156)

（二）旧式水师中的精壮水勇 除了招募北方沿海地区的农民和渔民子弟，北洋海军在初建时，由于兵源不足，曾小规模调入旧式水师中的部分水勇，经过训练后，成为新式海军士兵。光绪六年，李鸿章曾上奏“因思山东原设登、荣水师艇船，船身本小，平时巡缉附近海面为捕盗之用，若遇强敌，战守皆未足恃，且无得力陆军依护，有适以资敌。若令该艇船驶入大沽口内，就原有弁兵挑选操练，则碰快船购到即可移驻，庶化无用为有用。”[7](P462)从中可以看到，在初创海军时，由于缺乏熟练水兵，李鸿章打算从原登州、荣成水师中挑选部分精壮水勇，加以训练后充实海军。从中可以分析，在海军初建时，为尽快解决缺乏熟练水兵兵源问题，调派少数原旧式水师水勇编入海军虽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也有其合理性。第一，旧式水师中精壮水勇，平时在巡查洋面、缉捕海盗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定的海上战斗经验，相比新招募的练勇，经过训练，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第二，原旧式水师积弊已久，战斗力低下，将其老弱裁撤，精壮者选入海军，可将节约下来的军费，移作新式海军所用。

从以上条件可以分析，北洋舰队的士兵选拔较为严格，基本选用山东沿海地区的沿海渔民和城镇居民的良家子弟和少数旧式水师中的精壮水勇。之所以选择沿海地区的平民，特别是渔民群体，因为这些来自底层人家的平民子弟大多具有淳朴、勤劳、水性较好和易于训练的优点，且没有染上旧式军队中的陈规陋弊。其训练方式大量借鉴西方海军的模式，相比旧式军队，面貌大为改观。

二、军官来源

北洋舰队的军官分为战官、艺官和弁目。其中战官和艺官为中上层军官，必须由专门的海军学堂学生出身。“这在中国首次冲破军官必须由行伍出身的规定，并以法规的形式肯定下来，这对军官和部队素质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8](P362)弁目为下层军官，级别介于水手和军官之间，相当于现在的士官，“由练勇水手出身，可充各船炮弁、水手总头目等，专司枪炮、帆绳者也。”[9](P481)战官主要负责指挥作战，如管带、大副、二副和三副等；艺官负责军舰轮机的操控，如各舰的管轮官。“艺官大都是管轮学堂出身，担任各舰管轮或司汽机。”[2](P37)以北洋舰队为例，根据王家俭先生的《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10](P318-324)、张侠等合编的《清末海军史料》等的记载，共找出105 名军官，其中明确记载出身者有73 人，分析出中上层军官出身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表1.北洋舰队军官出身概况表①

（一）海军学堂学生 从表1 可以看出，近代海军中上层军官大多数来源于国内专业的海军学堂毕业学生，约占有明确出身军官总数的74%，尤其是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出身最多，占到中上层军官的半数有余；天津水师学堂由于创办时间较晚，毕业人数较少，大约占19%。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规定，不管是战官还是艺官，都必须从专业的海军学堂毕业，接受过系统的海军专业训练。“凡各船管带官，大、二、三副等，俱由学堂出身，虽已补缺带船，应随时温习旧业，推广新知。”[3](P252)相比陆军，海军是一个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军种，尤其是军官，“学员需要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专门的海军学院，以英语为教学母语进行学习，还要派上专门的练习舰实习，经过层层考核选拔，才能具备成为海军军官的资格。”[6](P155)

研究海军军官来源，我们还要了解海军学堂学生的来源。为保证生源质量，对入学学生要求较高。“凡挑选海军学生，须身家清白，身无废疾，耳目聪明，口齿清爽，文字清顺，年在十四岁以上十七岁以下，已读二三经，能作论及小讲半篇者，准其父兄觅具保人，送堂考验。如其合选，留堂学习英文三个月，由堂中总办大员甄别，择其聪俊者留堂肄业”。[3](P246)但当时新式学堂初办时，招到足额的生源比较难，因为在那个视科举考试为正途的时代，虽然学堂给予的待遇和补贴都较为丰厚，且毕业后有去海军服役的稳定出路，但还是很少有家境优裕的名门子弟愿意去学习海军。“当时愿意报考入学的大约有四类人：1.家境贫寒之士；2.受外面影响的家庭子弟或商人；3.外国学堂学生；4.华侨子弟。此外，也有少数出身官僚家庭的。”[11](P63)然后再在这些海军学堂毕业学生中选取成绩优异者，赴外国海军学校留学。叶祖珪、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萨镇冰等于1876 年赴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且不少人成绩屡列优等，这批学生回国后也大多成为了北洋舰队的中坚力量。海军学堂出身的军官主要担任各大型主战舰艇的高级军官如管带、大副等。从之后的黄海大海战中表现来看，除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有临阵脱逃之嫌外，其他各舰管带大多英勇奋战，指挥镇定，表现出较高的专业素质。

（二）留洋官学生 这批学生是指在国内并非专业的海军学堂出身，大多是在被选为公费赴外国留学生后在国外开始学习海军知识，在中上层军官中所占比例不大。清政府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培养新式人才，分别于1872 年至1875 年连续四年派出官学生赴美留学，每批30 人，共120 人。“其中病故或因事故撤回者二十六人，学成归国者九十四人。在这九十四人中，有五十人分拨北洋海军。”[2](P43)这批学生回国后一般担任中小型舰艇的管带或大副、二副等。如，在丰岛海战中阵亡的济远舰大副沈寿昌、黄海海战中阵亡的致远舰大副陈金揆和济远舰二副黄祖莲等皆为1875 年第四期留美官学生。

（三）船生和旧式军队 除了海军学堂学生和留洋官学生出身外，北洋舰队军官还有极少数是船生和旧式军队出身。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就是淮军出身，为北洋舰队最高统帅。其他基本都为中小型炮舰或鱼雷艇的管带、大副或二副。如，操江舰管带王永发、定远舰大副江仁辉等皆为船生出身；湄云舰管带屠宗平、右二鱼雷艇管带刘芳圃为淮军官弁出身。

（四）外国洋员 除了本国籍军官外，北洋舰队还有少数外国军官。因为新式海军是从西方引进的新式产物，被称为“贵族军种”，非旧式水师可比。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曾上奏“海军战备，首重选才，从千百人中选拔，培养数十年，然后得一将，兵船还可以骤添，将才殊难骤得。”[12](P70)因此海军军官的培养有成材时间长、难度大的特点，非短时间可为。“而新训练与新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海军人员，也深嫌其知识不足缺乏历练，而难以担当此种重任。故借材异邦，实为中国当时不得已的权宜之计。”[10](P325)大多数洋员为临时雇佣性质，任务结束后即遣回。而长期雇佣、签订正式合同的洋员为数不多，大多为技术性的教习岗位或负责教育训练的总查岗位。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中国本土海军人才的增加，洋员数量也在逐步减少。“北洋舰队刚成军时，主要战舰上还有五十多名洋员，到一八九四年就逐步减少到八名了。”[2]（P45）任职时间长、对舰队影响较大的有出身英国海军军官，先后两次担任北洋舰队总查的琅威理。琅威理治军严格，且专业素质过硬，在任期间获得李鸿章、丁汝昌等赞许，且军中威望较高，对北洋舰队贡献亦很大。

三、晚清海军兵源的局限性

（一）选才面较窄，人材来源地域过于集中 晚清海军兵源无论是下层士兵水手或是中上层军官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兵源地域集中。以北洋舰队为例，军官多是闽人，形成所谓的“闽系”。

表2.北洋舰队军官籍贯概况表②

纵览整个中国近代海军史，闽系以福建区区一隅之地，却几乎占据着整个近代海军体系。终晚清一代，其创办的五所海军学校“共毕业驾驶、管轮、制造及无线电班学生等，计二千多名，其中闽籍约占七、八成之多。至于舰艇上水兵，闽籍亦占七、八成，鲁籍只有二、三成。”[9](P605)福州船政学堂创办时，就近招生，故学生多是福州本地人。而当其他的几所海军学校开办招生时，本希望就地取材，但本省报考者仍然是寥寥无几，反而是闽人不远万里来踊跃报名，“其原因各省水师学堂总办几乎全是闽人，而各校成员及教习又多闽产。以前各处水师学堂招生，全由总办作主，并未公布，招生时该校教职员近水楼台必先知之。由是先期函招其亲属子弟来校应考，此情势所必然。是故闽堂自多闽籍学生，而粤堂、宁堂、津堂等处，亦多闽籍学生。中国海军闽人独多，此即最大之原因。”[9](P606)

从中可以看到，相比他省学生，在信息获取上闽籍学生报考海军学校有较大的优势，在近代海军体系里，闽籍群体已经形成了同乡裙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闽系一派独大，不利于海军人材的培养，“这种将其他地区的优秀生源排除在外的做法，极大地缩小了海军的选才面，不利于海军人员素质的提高。”[13]

同时，闽人集中也为海军内部团结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琅威理因治军严厉，引起海军内闽籍军官不满，最后被逼离职，北洋舰队最高统帅丁汝昌因为是皖人，又是陆军外行出身，导致无法有效控制专业海军出身的闽籍军官。“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甚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提督丁汝昌本陆将，且淮人，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14](P88)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在近代海军中福建省官兵人数众多，在近代一系列战争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将士，也为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应给予肯定。

（二）后期纪律松弛，腐化严重 北洋海军建立之初，军纪管理非常严格，士兵和军官的升降赏罚都有明确规定，成立之初也勤于训练。“逐日小操，按月大操。立冬以后，各舰赴南洋，与南瑞、南琛、开济、镜清、寰泰、保民等舰合操，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每逾三年，钦派王大臣与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以定赏罚。”[1](卷一三六《兵志七》,P4043-4044)特别是在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担任舰队总教习期间，治军严明，严格仿照英国海军条例进行训练，较为优秀的兵源再加以严格的西式训练洗礼，让创建初期的北洋海军在暮气沉沉、弊陋百出的晚清军队中显得朝气蓬勃。但随着琅威理因1890 年3 月的“撤旗事件”离职，且官兵受封建官场的毒害日深，“当年的学生官们在进入北洋海军服役的同时,也便进入了旧的官僚体制 ,于是仅有的那点职业热情和进取精神很快即消磨殆尽 ,并在追逐私利、贪图安逸的腐败风气中开始随波逐流。”[15]北洋舰队操练尽弛。《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衔以下军官必须终年住船，不得随意离舰，且禁止在岸上建公馆。但到后期，这条规定形同虚设，“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掣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14](P88)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兵训练涣散、军纪荡然无存，军官沉迷于奢侈享乐愈发不可收拾，北洋舰队基地刘公岛上“赌馆、烟管林立，妓院有七十余家。”[16](P22)最终，装备着现代化先进战舰的北洋舰队， “在腐朽封建制度侵蚀下，海军内部也逐渐发生质变，纪律松弛，训练走过场，原先制定的《章程》、条令、训练科目等等未能真正付诸实施。”[8](P379)探其腐化的深层原因，“根源于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对于这样一种实力相当,待遇优厚,由诸位封建大员掌握实权的海军群体,它还没有足够能力抵御封建官僚作风的侵蚀。”[17](P24)如同落日前的余晖，在中国近代史上给世人留下短暂而绚丽的光芒后，又重新归于暗淡，令人无限惋惜。

四、结语

综合来看，在甲午战争中，抛开舰船装备陈旧、弹药短缺等客观因素，无论是底层水手士兵或是军官，其战场表现远远好于陆军。近代海军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如在朝鲜壬午兵变、甲申政变中海军反应迅速，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为平息事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黄海海战的硝烟已过去一百余年，对于这些曾置身于抵挡海上侵略第一线的海军官兵的评价，固然他们有着许多的不足和缺点，但我们应抛弃唯结果论和“非黑即白”的脸谱化陈见，而应对其抱以更多的温情和敬意。同时应吸取失败的教训：建设强大的海军除了具备先进的舰船装备外，必须能持久地提供足额的高质量的海军兵源，而培养优秀的海军兵源，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海军军校，并且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是战时，都应保持严格地训练和铁的纪律。

“事实上，海军战略就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要建立、维护和不断发展本国的海权。”[18](P29)居安当思危，在和平年代，我们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方可在面临战争威胁时临战而不惧。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王家俭先生《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和张侠等合编的《清末海军史料》整理所得。

② 数据来源：根据王家俭先生《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和戚其章先生《北洋舰队》整理所得。